黃鑒(原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

黃鑒，1932年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原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1983年，黃鑒被推舉為33個社會團體的會長或主席，在香港促成了中國銀行對那裡的中小企業低息免保貸款，使香港中小企業得以不斷向前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鑒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32年
• 職業：原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

人物名言

“此次國內洪水為患，禍及十八省市，香港同胞，熱心捐獻，盛情感人。本會同仁除在各方面多所捐獻外，並以香港廠主聯合會名義，於本月五日送交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港幣20萬元。請其代轉江蘇省救災機構，轉贈淮安市及揚州市二市僑務部門各港幣10萬元，作為救災之用，款少情重，略表慰問。”這是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黃鑒先生於1991年9月9日給筆者來信中的一段話，讀之令人感動，亦可見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意。

黃鑒先生捐贈的救災款為什麼要指名“轉贈淮安市及揚州市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人物事跡

黃鑒，1932年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流均鄉馬鋪莊。童年時代，他就讀於家鄉私塾館。其父黃僖田很會做生意，先經營鹽業，後又到寶應縣城開醬園店。黃鑒也隨父遷居寶應縣城讀書。因其父經營有方，頗有積蓄，也因其叔父黃惠田一家早已遷居上海，而且混得很不錯。於是，黃僖田便帶著積蓄到了十里洋場的大上海，辦了一個小型化工廠，後又興辦了印染廠，自製染料，生意十分興隆。黃鑒九歲那年，被父親接到上海，進入了“洋學堂”讀書，開始了少年時代的城市生活。

1949年春夏之際，剛剛步入青年時代的黃鑒，便隨著黃浦江畔的慌亂人流，到了香港。從此，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在這個掛著“米”字旗的“自由世界”紮下了根。

黃鑒這個十六歲的異鄉人，舉目無親，語言不通，面對陌生的天地，什麼都得從頭學起，他當時的13袋裡僅有78元港幣，只能在偏僻的鑽石山，用30元港幣與人合租一間簡陋的小屋棲身，餓了啃麵包，渴了喝自來水，鞋底破了用廢報摺疊起來墊著穿。經過四年的艱苦努力，他於1954年考上了“香江書院”經濟系夜學部。他白天干活，晚上讀書，還常常給中文報社寫稿子，賺點稿費，補貼生活。由於他刻苦用功，學業出眾，第一學期就拿到了獎學金，第二學期他就被“大中通訊社”聘為專欄記者。就這樣，他讀完了四年大學，於1958年拿到了香江書院經濟系畢業文憑。後來升任大中通訊社社長。不久，父親來信勸告他“要在香港商業社會立足，須做生意，懂技術……”他覺得父親言之有理，於是就投筆從商。當時，香港的紡織印染業尚在萌芽時期。父親原是上海印染業的老手，少年時代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一些漂染和化學染劑製造的技能，他決心繼承父業，靠省吃儉用積蓄起來的七百元港幣起家，在當時還較為偏僻的荃灣租了塊小地方，辦起了生產化學染料的工廠，其實僅是個“一人工廠”，自己當老闆，又當夥計。

五十年末，六十年初，香港漂染廠還不多，這個領域幾乎是空白，是個有錢可賺的行業，黃鑒看準時機，辦起了漂染廠。此後，他又根據市場的需要，逐步開辦了紡織、塑膠、鐘錶、電子等工廠，並拓展了進出口國際貿易。

黃鑒在香港事業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他能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他的基本理論是“勞資雙方是利益的結合”。據此，三十多年來，他採取了與眾不同的管理“政策”：尊重職工人格，不搞嚴懲高壓。對於工作出包的職工，付給高酬勞，最高的一年內可給兩年的工薪，這對工人無疑會產生吸引力。對工作差的職工，他不罰也不責備，相反去關心他們，以情感動職工。哪個工人的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他去代交；哪個工人分期付款買房子，一時付不出錢，他先代付；哪個工人生病住院錢不夠，他代交；哪個工人欠了他的錢，還不起的，他一筆勾銷，當作贈送。黃鑒如此對待職工，大得人心，被人譽為勇於開拓的企業家，“港之傑”。現在，他擔負重任，職銜眾多。在香港，他是大興、大富兩印染廠董事長兼總經理，印染同業公會會長，大森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茶隆實業有限公司主席，遠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區議會民選議員，香港廠主聯會會長……；在大陸內地，他是天津市企業改造及經濟開發顧問團團長，上海市工業技術發展基金會首席顧問，中國龍鄉經濟建設實業開發公司名譽董事長，中國輕騎摩托集團總公司名譽董事長，中國廣東廣隆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人物義舉

1982年11月，黃鑒應全國工商聯的邀請，率香港廠主聯合會組織的30名企業家代表團，赴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參觀訪況，他們一到首都北京，就受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國務院僑辦、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親切接見。正是在這次會見中，廖承志率先向他們，也即向全世界披露：中國將於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香港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變。由於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香港前途發表如此明確、如此坦誠的意見，北京中央電視台向全國直播實況，並通過衛星傳播到全世界。黃鑒作為訪問團團長，也就成了將“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特號新聞帶回香港的第一人。這使黃鑒對社會主義祖國大徹大悟了。他在工商界奔走相告，並舉行記者招待會，以親歷者的身份，現身說法，向新聞界詳細如實地發布了這一訊息，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內地的政治局面、經濟發展及民生均已大為改善，真可謂今非昔比。加之自實行開放政策以來，不斷引進新科技，建設四個現代化，……中國領導人作出香港保持繁榮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皆誠實可信!”他說；“香港百分之九十八為中國人，當可以自己管理自已，一如世界上其他例似地區一樣。中華民族具有優良的悠久的歷史，但近百年來受殖民主義者壓迫。身為中國人與稍有良知的任何人均會反對不平等條約。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那是天經地義的，毋庸置疑。惟港人應對自己抱有信心。”(引自1982年12月19日香港《文匯報》)他表示：“對香港的前途絕對持樂觀的態度。”香港的新聞宣傳機器也為黃鑒的“一鳴驚人”之舉大為張揚，經過一陣沸沸揚揚的喧鬧以後，終於安定了當時極其動盪的香港社會。黃鑒的義務宣傳之舉，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立下了一大功勞。因此，他在港澳地區的名聲也越來越大了，簡直成了“明星”。

1983年，黃鑒被推舉為33個社會團體的會長或主席，在香港促成了中國銀行對那裡的中小企業低息免保貸款，使香港中小企業得以不斷向前發展。“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對社會要有所貢獻。”黃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更加熱衷於社會活動。這一年，他回故鄉淮安探親，尋根慰祖，受到鄉親父老和地方政府的熱情接待和歡迎。他感受到了鄉情之深厚親切，家鄉發展經濟之期望殷切，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從1984年起，他就聯絡、組織有關的集團公司，向大陸投資辦廠，先後興辦了十多家獨資、合資、合作企業，全是生產出口創匯商品。1985年7月，他率由英國、新加坡、美國和香港企業家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天津，被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聘為“天津市企業改造及經濟開發顧問團團長”。1986年4月，他率由荷蘭、比利時、澳大利亞、新加坡和香港企業家組成的訪問團，赴上海進行經濟技術考察，被當時的上海市長江澤民聘為“上海市工業技術發展基金會首席顧問。”爾後，他經常穿梭子大陸與香港之間，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奔忙。1988年5月27日，《香港商報》記者楊麗娟，在該報“港之傑”專欄內，介紹並讚譽“黃鑒狂熱於社會工作”的種種愛國義舉，為國爭了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北京“6·4”事件之後，許多海外企業家對大陸投資望而怯步，黃鑒則從長遠著眼，採取果斷行動，帶頭繼續向內地投資。他冒著“風險”，率香港遠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人員赴廣東惠州市淡水鎮，購買了20萬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權，獨資籌建一個總投資30億港幣的工業村。工業村分三期工程，1991年夏季完成第一期工程，並開始了第二期工程。預計該工業村建成後，除生產手錶、電話機外殼外，還生產電腦磁碟等。這種電腦磁碟，年產約12000萬片，產量居世界之冠。同時引進國外專利技術，生產二英寸照相機上用的磁碟，取代目前通用的膠捲底片。這種高科技產品，每片分50格，可拍50張照片，而且可以反覆擦洗、反覆使用，年產1000萬片。此外，還生產錄像機殼，年產量7000萬隻。以上產品，均以出口為主。黃鑒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又是我國鐘錶製造中心。我一直有這樣一個美夢，要在國際市場上為中國的手錶工業揚威，讓國人引以為榮。”這是1990年，他與上海市手錶工業公司合資辦廠洽談成功後說的話。同年，他還為香港金馬國際聯合公司開辦的上海金馬時裝公司開業剪彩。上海《解放日報》記者金福安在《甘為上海外向型經濟效力——記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黃鑒》一文中寫道：“黃先生對上海的感情是很深的。”1991年5月，黃鑒應邀率香港工業考察團，前來參加揚州市瓊花節，並對揚州和無錫兩市的工業企業進行了考察，還與兩市簽訂意向書。議定：揚州、無錫的工廠企業與香港廠主聯合會的工廠企業進行對口交流，逐步建立合資合作企業；港方在揚州、無錫開辦獨資企業；揚州、無錫在香港開設視窗，推銷自己產品出口和原料進口及技術引進。他表示，要為這兩市的工業走向世界穿針引線，為中華騰飛插翅添翼。

人物捐款

1991年夏季，長江、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水災，身居香港的黃鑒先生對於故鄉更是情深意重，故鄉的親情和風貌，時常浮現在他的眼前，迴蕩於他的心田。“風物總是家鄉好，牛背陰晴入面來。”當他得知祖國和故鄉遭災之後，除積極參予香港各方面的捐贈活動外，還會商於同仁，以香港廠主聯合會名義，於1991年9月5日，送交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港幣20萬元，請其代轉江蘇省救災機構。轉贈於他的出身地淮安和童年生活過的寶應縣各港幣10萬元，表達他的赤子之心，對生養之地淮揚父老的慰問。鄉親們讚譽黃先生是：迢迢萬里路，更系故鄉情；救災捐款意，還是同胞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