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易學派過去學界承認為戰國時期的齊國有黃老之學，今又說明戰國道家以《周易》為經典之一，則齊國道家兼治《黃》、《老》、《易》，已在情理之中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老易學派
- 形成時期：戰國陳氏代齊
通行本《易傳》各篇固然有儒學特色，然而在戰國中期，亦有道家的《易傳》流行。請看《左傳》一書關於《易》與占筮的記載：
(陳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莊公二十二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僖公十五年)(晉厲)公筮之，史曰：“吉。……”(成公十六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襄公九年)在這些筮例之中，負責占筮的人物都是史官。《左傳》還提到“卜徒父筮之”（僖公十五年)，“陽虎以《周易》筮之”(哀公九年)，“莊叔以《周易》筮之”(昭公五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昭公七年)，“筮之”的主語除卜徒父以外，都是問筮者，不是占筮的具體操作者，這些操作者大概多數是史官。《國語》所記筮例與《左傳》接近，如《晉語》說：
公子親筮之，曰：“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
在這裡，負責占筮的也是史官。《儀禮》有數篇記述筮儀，其中負責占筮的人物或被籠統地稱為“筮者”或“筮人”，或被指明是“史”。據《左傳》、《國語》等書，春秋時有人自稱為“周之卜正”，魯、衛、晉等國則有“卜人”。而秦二世時，“乃召太卜令卦之”（《史記·李斯列傳》）。考慮到《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指出漢武帝“初置太卜”，可以推測漢代以前的“卜正”、“卜人”、“太卜”未必為正式的官名。即使先秦有“卜正”之官，大概也是以龜卜為主要職責，占筮的操作者則主要是“史”。司馬遷《報任安書》說：“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可見漢武帝設定太卜之後，太史公父子仍“近乎卜祝之間”。另外，太史公父子的職責為“文史星曆”，“掌天官”，而《史記》書中占筮史事記於《日者列傳》，龜卜史事記於《龜策列傳》，也顯示出西漢太史仍有占筮之責。假如道家與史官的聯繫可被證實，便不能不承認道家與《周易》有關。
友人王博先生撰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一書(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多方舉證，很雄辯地說明了《老子》思想與史官文化的聯繫。筆者在上文說明《老子》思想是以喪禮為本，起源於周代的宗教觀念，而這種解釋與道家出於史官的成說可並行不悖，因為史官之責除占筮外，還包括喪禮與祭禮。這一點可由《周禮》一書得到證實，直到西漢，司馬談還以太史的身份負責郊祭事宜。道家之出於史官這一點既已證實，則《周易》與道家的聯繫便也應當得到認定。據《戰國策·齊策》，齊人顏斶曾對齊宣王陳述“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兼引《老子》和《易傳》，所引《易傳》文字的思想內容有道家特色，不見於通行本《易傳》。這一事例不但可證明戰國道家治《易》，還證明戰國道家有一包括《周易》在內的經典系統，其《周易》一書既然包括顏斶所引的《易傳》，自然也應包括與“傳”對應的《易經》。
六、齊道家的“黃老易”系統
過去學界承認戰國時期的齊國有黃老之學，今又說明戰國道家以《周易》為經典之一，則齊國道家兼治《黃》、《老》、《易》，已在情理之中了。實際上，《黃》、《老》、《易》之有密切關聯，可由許多史料而得到證實，如春秋時期有叔向兼引《易》、《老》之例，戰國時期有顏斶兼引《易傳》和《老子》之例，漢初司馬季主兼通《易經》與《黃》、《老》，西漢景武之際司馬談兼習《周易》與黃老學派的道論。很多學者對這些事例不予重視，可能由於未能注意到這些事例有兩個內在的原因，其一，道家學說以及關於黃帝的傳說都出於史官，源於古代的宗教，而《易》之占筮恰是古代宗教的活動，恰由史官負責；其二，陳氏代齊的謀略很像是有得於《老子》，而陳氏有齊國權力的憑據恰是兩項占筮的記錄，以及奉黃帝為祖先。上文已說明了第一點，此處僅就第二點，即齊國陳氏與“黃老易”的關係，作一簡單的論述。
關於陳氏與《老子》的關係，本書第三章將有較詳的論述。筆者在此處只想簡單地說明，陳乞、陳成子在齊國謀奪政權的策略，是“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這一策略正好是《老子》所說的“聖人執左契而不以責於人”，意即聖人處於債權人的地位卻不索取所欠，或者說施捨而不求報。《老子》還提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陳氏的“出貸”豈不正是《老子》所謂的善貸者！陳成子對齊平公說：“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這一權術豈不正是《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老子》作者為陳國人，齊國陳氏則為陳國公族後裔，兩者的謀略思想是如此地契合，恐非偶然。據《左傳》、《史記》的記載，陳氏擴充勢力始於陳桓子，由陳桓子到陳乞，再到陳成子，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老子》的成書大約在這過程的中間。陳桓子的策略可能啟發了《老子》的作者，《老子》的訓誡又對陳成子的政治活動起到輔助的作用。
陳氏代齊常被看成春秋戰國之間最為嚴重的篡弒之例，此事構成對周代制度的挑戰，因而周朝的制度與傳統思想均不利於陳氏的奪權舉動。而《老子》正好有這樣的格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應注意這個命題與“天子”的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陳氏代齊違背了宗法世襲原則，豈不正好以“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為理由?對於陳氏的權勢的擴大，晏嬰曾提出遏制的辦法：“唯禮可以已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老子》通行本稱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一見解雖未必出自原始的《老子》，但也淵源久遠，簡直是陳氏代齊的最重要的口實。分析至此，我們會意識到《老子》與齊國陳氏的關係竟是極為密切的，《老子》屢次標榜的“聖人”，或許亦與陳氏有關。
陳氏所要控制的，是東方的大國，控制這樣的國家不能不有賴於某種神學理論的支持。支持將來自何處呢?《老子》是講哲理和權謀的書，不是宣揚天命的書，陳氏家族若是只依靠《老子》，尚不能使自身的權威顯得神聖。此種思想領域的空白，要由《易經》來填補。《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陳氏占筮之事兩例，一例是：
初，懿氏卜妻敬仲(陳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另一例是：
陳厲公……生敬仲(陳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左傳》作者既非齊人，亦非陳人。這位作者竟能記述陳氏家族內部的筮事，可見這兩例筮事一定在陳氏代齊之時和代齊之後廣泛流傳，流傳的原因當在於齊國陳氏的故意宣揚。陳氏宣揚這兩個筮例，實在是有必要的。當時齊國內外的士大夫及民眾都知道陳氏代齊乃是下合民心，卻都不知道此舉是否上合天意。《老子》“天道無親”的命題否定了上帝支持宗法世襲的可能性，而周史根據《周易》的占筮結果，卻是預言陳完的子孫將代有齊國，甚至還明確指出是在陳國衰亡之後。而另一筮例的結果與此吻合，竟能預見陳氏代齊之事乃是陳完第八代子孫的創舉。古代的預言多有神秘色彩，占筮的神秘性尤為顯著。《周易》蒙卦的卦辭提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顯示出占筮結果在古代被公認是神的預言，甚至是上帝的預言。可想而知，陳氏在世襲觀念的壓力下，對上述兩例占筮的結果會是何等重視。陳乞、陳成子在擴充勢力之時，定會誇飾這兩例占筮的記錄，全力宣揚，以博得齊國士眾的支持。陳成子的後人陳和成為齊國的正式君主，號稱“太公”；陳和之子陳午使齊國變得更加強盛，謚稱“桓公”；陳午之子即齊威王，威王以下依次為宣王、湣王，湣王一度號稱“東帝”。而在陳氏的輝煌的歷史過程中，一定長期地將上述兩例占筮記錄奉為首要的權力依據，不斷宣傳，不斷加以神化。故而在西漢之時，太史公仍相信這兩例占筮的權威性：“《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意謂陳氏代齊不是人事和時勢的演變所造成，而是合乎天命的必然之事。陳氏權力以占筮記錄為據，占筮以《周易》之書為據，則《周易》定為齊國陳氏所尊崇的經典。附帶指出，在宋國滅亡以前，宋人所沿用的《歸藏》也是流行的占筮書，與《周易》可以並列。但由於陳氏是由周史和《周易》而得到占筮上的支持，故而陳氏對《周易》一定是更為尊崇。
《周易》在陳氏統治下的齊國受到尊重，便與齊國的道家發生了聯繫。關於齊國政治之受道家影響，可引《管子》為證。《管子》的書名及其與齊桓公、管仲有關的內容，顯示出這是一部齊國的典籍。考慮到姜齊有太公，田(陳)齊亦有太公；姜齊有桓公，田(陳)齊亦有桓公；可見齊國陳氏並未割斷與姜齊的聯繫。陳氏的策略，是承認齊桓公和管仲的霸業的光榮，而以齊桓公的繼承者自居。《管子》的思想內容帶有戰國時代的印跡，很可能是由齊國陳氏的桓公或威王、宣王等組織編撰的。而在《漢志》的目錄里，《管子》著錄於《諸子略》道家類，正好位於《老子》之前。近十年來很多學者著眼於其書的思想內容，紛紛論證《管子》屬於道家。這樣一來，齊國在戰國時代有道家的學派存在，便是無疑的了。而齊國道家與《周易》的關聯，可由《戰國策·齊策》所引顏斶的議論來說明。《齊策》說，隱士顏斶向齊宣王宣布：“士貴耳，王者不貴。”這一論斷與孟子所謂“民貴君輕”的意義接近，在戰國中期的列國思想界屬於極端性的意見，受到齊宣王近臣的斥責。於是顏斶作出申辯：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忘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
有些學者懷疑顏斶與《齊策》下章所提到的王斗是同人異名，使顏斶這段議論的可靠性有了疑問。然而顏、王二人是不能混淆的，《齊策》關於兩人遊說的記載全然不同。王斗諷諫的結果是“舉士五人任官”，顏斶則辭去歸隱而“終身不辱”。王斗所爭辯的，是士的價值勝過狗馬酒色；顏斶所要證明的，卻是士的高貴竟超過王者。兩者差別如此之大，絕非一人一事。唐代盧藏用《春秋後語釋文》指出，顏斶為“齊之高士”，王斗（）為“齊之忠臣”，即顯示出二人的隱仕之別。考察顏斶議論的內容，提到“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正反映出戰國中期的形勢，當時除七雄之外，尚有宋、衛、中山、魯、鄒及“泗上諸侯”(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顏斶先引《易傳》，後引《老子》，與後世兼引《易》、《老》之例相仿。而他所引《易傳》的內容，也與《老子》思想相通。另外，他在“是故《易傳》不云乎”一節之後，又稱：“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這很像是繼續引述《易傳》，只是承接上文而省略了《易傳》之名。而這種“無形”、“無端”的說法若是當真出自此處的《易傳》，那么這部《易傳》便應當是道家的《易》學著作。
根據陳侯的銘文，至遲在齊威王時，齊國陳氏已奉黃帝為先祖，以此作為據有齊國政權的憑據之一。又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者以及韓國，都有很多人“歸本於黃老”或“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則齊國道家所尊崇的經典，還應包括《黃帝》一書。這部書的名稱可根據《隋書·經籍志》簡稱為《黃帝》四篇，亦可根據《漢志》稱之為《黃帝四經》四篇。三國吳人闞澤說：“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見《廣弘明集》卷一《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可證《黃帝四經》之名是漢景帝所擬定，原名應是《隋志》所說的《黃帝》。齊國陳氏既奉黃帝為祖先，理應組織稷下學者編出《黃帝》之書。殷代的祭禮據《禮記》所說，是“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則是“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陳氏以黃帝為祖，較之殷周更為神聖；陳氏組織編出的《黃帝》，權威應超過由殷周文獻匯集成的五經。《漢書·揚雄傳贊》引桓譚說，漢文帝和景帝都說過《老子》“過於五經”，這一看法似也來源於齊國陳氏。《史記》屢稱戰國齊、韓等國有人崇尚黃老，《老子》又高於《周易》，則戰國秦漢黃老學派的經典系統若是歸納為“黃老易”，似是可以成立的。據《史記·日者列傳》，漢文帝時司馬季主“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可視之為“黃老易”系統的重要的史料依據。司馬談重視黃老，又“受《易》於楊何”，也與“黃老易”的系統有密切的關聯。
對於齊國陳氏，中國歷代學者多有貶義，我將道家“黃老易”的系統與陳氏代齊的歷史聯繫起來，會不會有損於黃老之學的形象呢?從現代的眼光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陳氏代齊所違背的，不過是古代的世襲制度和宗法觀念；而陳氏所看重的，卻是士民的支持和擁戴。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顏斶所說的“士貴耳，王者不貴”，實際上都暗含著對陳氏代齊的肯定。戰國時期盛行的禪讓說，也與陳氏代齊、三家分晉有一定的關聯。陳成子、陳和、齊威王和齊宣王，都是英明的統治者，按照今人的看法，他們統治齊國的資格其實要超過春秋晚期的齊國姜氏。能成為齊國陳氏的權力依據，幾可說是黃老之學的幸運，甚至是光榮。
(陳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莊公二十二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僖公十五年)(晉厲)公筮之，史曰：“吉。……”(成公十六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襄公九年)在這些筮例之中，負責占筮的人物都是史官。《左傳》還提到“卜徒父筮之”（僖公十五年)，“陽虎以《周易》筮之”(哀公九年)，“莊叔以《周易》筮之”(昭公五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昭公七年)，“筮之”的主語除卜徒父以外，都是問筮者，不是占筮的具體操作者，這些操作者大概多數是史官。《國語》所記筮例與《左傳》接近，如《晉語》說：
公子親筮之，曰：“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
在這裡，負責占筮的也是史官。《儀禮》有數篇記述筮儀，其中負責占筮的人物或被籠統地稱為“筮者”或“筮人”，或被指明是“史”。據《左傳》、《國語》等書，春秋時有人自稱為“周之卜正”，魯、衛、晉等國則有“卜人”。而秦二世時，“乃召太卜令卦之”（《史記·李斯列傳》）。考慮到《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指出漢武帝“初置太卜”，可以推測漢代以前的“卜正”、“卜人”、“太卜”未必為正式的官名。即使先秦有“卜正”之官，大概也是以龜卜為主要職責，占筮的操作者則主要是“史”。司馬遷《報任安書》說：“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可見漢武帝設定太卜之後，太史公父子仍“近乎卜祝之間”。另外，太史公父子的職責為“文史星曆”，“掌天官”，而《史記》書中占筮史事記於《日者列傳》，龜卜史事記於《龜策列傳》，也顯示出西漢太史仍有占筮之責。假如道家與史官的聯繫可被證實，便不能不承認道家與《周易》有關。
友人王博先生撰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一書(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多方舉證，很雄辯地說明了《老子》思想與史官文化的聯繫。筆者在上文說明《老子》思想是以喪禮為本，起源於周代的宗教觀念，而這種解釋與道家出於史官的成說可並行不悖，因為史官之責除占筮外，還包括喪禮與祭禮。這一點可由《周禮》一書得到證實，直到西漢，司馬談還以太史的身份負責郊祭事宜。道家之出於史官這一點既已證實，則《周易》與道家的聯繫便也應當得到認定。據《戰國策·齊策》，齊人顏斶曾對齊宣王陳述“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兼引《老子》和《易傳》，所引《易傳》文字的思想內容有道家特色，不見於通行本《易傳》。這一事例不但可證明戰國道家治《易》，還證明戰國道家有一包括《周易》在內的經典系統，其《周易》一書既然包括顏斶所引的《易傳》，自然也應包括與“傳”對應的《易經》。
六、齊道家的“黃老易”系統
過去學界承認戰國時期的齊國有黃老之學，今又說明戰國道家以《周易》為經典之一，則齊國道家兼治《黃》、《老》、《易》，已在情理之中了。實際上，《黃》、《老》、《易》之有密切關聯，可由許多史料而得到證實，如春秋時期有叔向兼引《易》、《老》之例，戰國時期有顏斶兼引《易傳》和《老子》之例，漢初司馬季主兼通《易經》與《黃》、《老》，西漢景武之際司馬談兼習《周易》與黃老學派的道論。很多學者對這些事例不予重視，可能由於未能注意到這些事例有兩個內在的原因，其一，道家學說以及關於黃帝的傳說都出於史官，源於古代的宗教，而《易》之占筮恰是古代宗教的活動，恰由史官負責；其二，陳氏代齊的謀略很像是有得於《老子》，而陳氏有齊國權力的憑據恰是兩項占筮的記錄，以及奉黃帝為祖先。上文已說明了第一點，此處僅就第二點，即齊國陳氏與“黃老易”的關係，作一簡單的論述。
關於陳氏與《老子》的關係，本書第三章將有較詳的論述。筆者在此處只想簡單地說明，陳乞、陳成子在齊國謀奪政權的策略，是“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這一策略正好是《老子》所說的“聖人執左契而不以責於人”，意即聖人處於債權人的地位卻不索取所欠，或者說施捨而不求報。《老子》還提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陳氏的“出貸”豈不正是《老子》所謂的善貸者！陳成子對齊平公說：“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這一權術豈不正是《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老子》作者為陳國人，齊國陳氏則為陳國公族後裔，兩者的謀略思想是如此地契合，恐非偶然。據《左傳》、《史記》的記載，陳氏擴充勢力始於陳桓子，由陳桓子到陳乞，再到陳成子，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老子》的成書大約在這過程的中間。陳桓子的策略可能啟發了《老子》的作者，《老子》的訓誡又對陳成子的政治活動起到輔助的作用。
陳氏代齊常被看成春秋戰國之間最為嚴重的篡弒之例，此事構成對周代制度的挑戰，因而周朝的制度與傳統思想均不利於陳氏的奪權舉動。而《老子》正好有這樣的格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應注意這個命題與“天子”的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陳氏代齊違背了宗法世襲原則，豈不正好以“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為理由?對於陳氏的權勢的擴大，晏嬰曾提出遏制的辦法：“唯禮可以已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老子》通行本稱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一見解雖未必出自原始的《老子》，但也淵源久遠，簡直是陳氏代齊的最重要的口實。分析至此，我們會意識到《老子》與齊國陳氏的關係竟是極為密切的，《老子》屢次標榜的“聖人”，或許亦與陳氏有關。
陳氏所要控制的，是東方的大國，控制這樣的國家不能不有賴於某種神學理論的支持。支持將來自何處呢?《老子》是講哲理和權謀的書，不是宣揚天命的書，陳氏家族若是只依靠《老子》，尚不能使自身的權威顯得神聖。此種思想領域的空白，要由《易經》來填補。《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陳氏占筮之事兩例，一例是：
初，懿氏卜妻敬仲(陳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另一例是：
陳厲公……生敬仲(陳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左傳》作者既非齊人，亦非陳人。這位作者竟能記述陳氏家族內部的筮事，可見這兩例筮事一定在陳氏代齊之時和代齊之後廣泛流傳，流傳的原因當在於齊國陳氏的故意宣揚。陳氏宣揚這兩個筮例，實在是有必要的。當時齊國內外的士大夫及民眾都知道陳氏代齊乃是下合民心，卻都不知道此舉是否上合天意。《老子》“天道無親”的命題否定了上帝支持宗法世襲的可能性，而周史根據《周易》的占筮結果，卻是預言陳完的子孫將代有齊國，甚至還明確指出是在陳國衰亡之後。而另一筮例的結果與此吻合，竟能預見陳氏代齊之事乃是陳完第八代子孫的創舉。古代的預言多有神秘色彩，占筮的神秘性尤為顯著。《周易》蒙卦的卦辭提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顯示出占筮結果在古代被公認是神的預言，甚至是上帝的預言。可想而知，陳氏在世襲觀念的壓力下，對上述兩例占筮的結果會是何等重視。陳乞、陳成子在擴充勢力之時，定會誇飾這兩例占筮的記錄，全力宣揚，以博得齊國士眾的支持。陳成子的後人陳和成為齊國的正式君主，號稱“太公”；陳和之子陳午使齊國變得更加強盛，謚稱“桓公”；陳午之子即齊威王，威王以下依次為宣王、湣王，湣王一度號稱“東帝”。而在陳氏的輝煌的歷史過程中，一定長期地將上述兩例占筮記錄奉為首要的權力依據，不斷宣傳，不斷加以神化。故而在西漢之時，太史公仍相信這兩例占筮的權威性：“《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意謂陳氏代齊不是人事和時勢的演變所造成，而是合乎天命的必然之事。陳氏權力以占筮記錄為據，占筮以《周易》之書為據，則《周易》定為齊國陳氏所尊崇的經典。附帶指出，在宋國滅亡以前，宋人所沿用的《歸藏》也是流行的占筮書，與《周易》可以並列。但由於陳氏是由周史和《周易》而得到占筮上的支持，故而陳氏對《周易》一定是更為尊崇。
《周易》在陳氏統治下的齊國受到尊重，便與齊國的道家發生了聯繫。關於齊國政治之受道家影響，可引《管子》為證。《管子》的書名及其與齊桓公、管仲有關的內容，顯示出這是一部齊國的典籍。考慮到姜齊有太公，田(陳)齊亦有太公；姜齊有桓公，田(陳)齊亦有桓公；可見齊國陳氏並未割斷與姜齊的聯繫。陳氏的策略，是承認齊桓公和管仲的霸業的光榮，而以齊桓公的繼承者自居。《管子》的思想內容帶有戰國時代的印跡，很可能是由齊國陳氏的桓公或威王、宣王等組織編撰的。而在《漢志》的目錄里，《管子》著錄於《諸子略》道家類，正好位於《老子》之前。近十年來很多學者著眼於其書的思想內容，紛紛論證《管子》屬於道家。這樣一來，齊國在戰國時代有道家的學派存在，便是無疑的了。而齊國道家與《周易》的關聯，可由《戰國策·齊策》所引顏斶的議論來說明。《齊策》說，隱士顏斶向齊宣王宣布：“士貴耳，王者不貴。”這一論斷與孟子所謂“民貴君輕”的意義接近，在戰國中期的列國思想界屬於極端性的意見，受到齊宣王近臣的斥責。於是顏斶作出申辯：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忘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
有些學者懷疑顏斶與《齊策》下章所提到的王斗是同人異名，使顏斶這段議論的可靠性有了疑問。然而顏、王二人是不能混淆的，《齊策》關於兩人遊說的記載全然不同。王斗諷諫的結果是“舉士五人任官”，顏斶則辭去歸隱而“終身不辱”。王斗所爭辯的，是士的價值勝過狗馬酒色；顏斶所要證明的，卻是士的高貴竟超過王者。兩者差別如此之大，絕非一人一事。唐代盧藏用《春秋後語釋文》指出，顏斶為“齊之高士”，王斗（）為“齊之忠臣”，即顯示出二人的隱仕之別。考察顏斶議論的內容，提到“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正反映出戰國中期的形勢，當時除七雄之外，尚有宋、衛、中山、魯、鄒及“泗上諸侯”(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顏斶先引《易傳》，後引《老子》，與後世兼引《易》、《老》之例相仿。而他所引《易傳》的內容，也與《老子》思想相通。另外，他在“是故《易傳》不云乎”一節之後，又稱：“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這很像是繼續引述《易傳》，只是承接上文而省略了《易傳》之名。而這種“無形”、“無端”的說法若是當真出自此處的《易傳》，那么這部《易傳》便應當是道家的《易》學著作。
根據陳侯的銘文，至遲在齊威王時，齊國陳氏已奉黃帝為先祖，以此作為據有齊國政權的憑據之一。又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者以及韓國，都有很多人“歸本於黃老”或“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則齊國道家所尊崇的經典，還應包括《黃帝》一書。這部書的名稱可根據《隋書·經籍志》簡稱為《黃帝》四篇，亦可根據《漢志》稱之為《黃帝四經》四篇。三國吳人闞澤說：“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見《廣弘明集》卷一《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可證《黃帝四經》之名是漢景帝所擬定，原名應是《隋志》所說的《黃帝》。齊國陳氏既奉黃帝為祖先，理應組織稷下學者編出《黃帝》之書。殷代的祭禮據《禮記》所說，是“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則是“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陳氏以黃帝為祖，較之殷周更為神聖；陳氏組織編出的《黃帝》，權威應超過由殷周文獻匯集成的五經。《漢書·揚雄傳贊》引桓譚說，漢文帝和景帝都說過《老子》“過於五經”，這一看法似也來源於齊國陳氏。《史記》屢稱戰國齊、韓等國有人崇尚黃老，《老子》又高於《周易》，則戰國秦漢黃老學派的經典系統若是歸納為“黃老易”，似是可以成立的。據《史記·日者列傳》，漢文帝時司馬季主“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可視之為“黃老易”系統的重要的史料依據。司馬談重視黃老，又“受《易》於楊何”，也與“黃老易”的系統有密切的關聯。
對於齊國陳氏，中國歷代學者多有貶義，我將道家“黃老易”的系統與陳氏代齊的歷史聯繫起來，會不會有損於黃老之學的形象呢?從現代的眼光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陳氏代齊所違背的，不過是古代的世襲制度和宗法觀念；而陳氏所看重的，卻是士民的支持和擁戴。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顏斶所說的“士貴耳，王者不貴”，實際上都暗含著對陳氏代齊的肯定。戰國時期盛行的禪讓說，也與陳氏代齊、三家分晉有一定的關聯。陳成子、陳和、齊威王和齊宣王，都是英明的統治者，按照今人的看法，他們統治齊國的資格其實要超過春秋晚期的齊國姜氏。能成為齊國陳氏的權力依據，幾可說是黃老之學的幸運，甚至是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