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是武漢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史鐵生。
本書收錄了史鐵生關於陝北的所有作品，其中《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公認為作者成名作。感情深厚，回味無窮，在文學藝術方面不可多得。《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區別於其他知青作品的是，作者的筆法平實而浪漫，沒有怨懟和愁苦，並從清平灣這片古老而貧瘠的土地中發掘出了整個民族生存的底蘊，感情深厚，令人回味。
基本介紹
- 書名：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194頁
- 開本：3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史鐵生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70941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作者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藉湖北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維持生命。自稱是“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史鐵生創作的散文《我與地壇》鼓勵了無數人。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協會評議委員會委員。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因突發腦溢血逝世。
《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收錄了史鐵生關於陝北的所有作品，其中《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公認為作者成名作。
《黃土地之歌:回首黃土地》收錄了史鐵生關於陝北的所有作品，其中《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公認為作者成名作。
作者簡介
史鐵生（1951—2010），原籍河北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維持生命。自稱是“職業是生病，業務在寫作”。史鐵生創作的散文《我與地壇》鼓勵了無數人。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協會評議委員會委員。
圖書目錄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插隊的故事
相逢何必曾相識
黃土地情歌
幾回回夢裡回延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代後記
插隊的故事
相逢何必曾相識
黃土地情歌
幾回回夢裡回延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代後記
後記
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誰想到，我現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夢了。不過，我沒有在夢中摟定過寶塔山，“清平灣”屬延安地區，但離延安城還有一百多里地。我總是夢見那開闊的天空，黃褐色的高原，血紅色的落日裡飄著悠長的吆牛聲。有一個夢，我做了好幾次：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變成了一頭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沒有癱瘓，我也不會永遠留在“清平灣”；假如我的腿現在好了，我也不會永遠回到“清平灣”去。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個矛盾解釋得圓滿。說是寫作者慣有的虛偽吧？但我想念那兒，是真的。而且我發現，很多曾經插過隊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們的“清平灣”。
有位讀者問我，為什麼我十年之後才想起寫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記得那么清楚，是不是當時就記錄下了許多素材，預備日後寫小說？不是。其實，我當時去過一次北京動物園，想跟飼養野牛的人說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來改良我們村里耕牛的品種。我的膽量到此為止，我那時沒想過要當作者。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後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後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後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著寫一篇什麼的目的去蒐集材料，和於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麼，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後，我才第一次做了寫小說的夢。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我也沒有等到十年後。我試了好幾次，想寫一個插隊的故事。那時對寫小說的理解就是這樣：寫一個懸念迭起、感人淚下的故事。我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插過隊的人看了，懷疑我是否插過隊；沒插過隊的人看了，只是從我應該有點事做這一方面來鼓勵我，卻絲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覺跟上吊差不多。幸虧我會找轍，我認為我雖有插隊生活，但不走運一一我的插隊生活偏偏不是那種適合於寫作的插隊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兩種，一種是只能夠過一過的生活、另一種才能寫。寫成小說的希望一時渺茫。可是，那些艱苦而歡樂的插隊生活卻總是縈繞在我心中，和沒有插過隊的朋友說一說，覺得驕傲、興奮；和插過隊的朋友一起回憶回憶，感到親切、快慰。我發現，倒是每每說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聽得入神、感動；說的人不願意閉嘴，聽的人不願意離去。說到最後，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雖然並不見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結論。每當這時，我就覺得眼前有一幅雄渾的畫面在動，心中有一支哀壯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異的編排，都近於嚼舌了。這種情況重複了也許有上百次，就過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如果寫下來，讀者或許也不會很快淡忘。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我想其中總會有些值得和讀者一塊來品味、來深思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寫，隨想隨寫，仿佛又見到了黃土高原，又見到了“清平灣”的鄉親，見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紅犍牛……只是不知道最終寫出來能不能算小說。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過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數人的歷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組成，硬要編排成個萬轉千回、玲瓏剔透的故事，只會與多數人疏遠；解解悶兒可以，誰又會由之聯想到自己平淡無奇的經歷呢？誰又會總樂得為他人的巧事而勞神呢？藝術的美感在於聯想，如能使讀者聯想起自己的生活，並以此去補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這些說道一點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沒有反對寫故事的意思，因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異的故事。正像沒有理由反對其他各種流派一樣，因為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事和各種各樣的邏輯。藝術觀點之多，是與生活現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則倒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了。我只敢反對一種觀點，即把生活分為“適於寫的”和“不適於寫的”兩種的觀點。我的這個膽量實在也是逼出來的。因為我的殘腿取消了我到各處去體驗生活的權利，所以我寧願相信，對於寫作來說，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寫作的面無疑要很窄，作品的數量肯定會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寫的寫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給自己的寫作留下這一條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後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讀者問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么辦？或者以前積累的素材寫完了怎么辦？我這樣想：我過去生活著，我能積累起素材，我現在也生活著，我為什麼不能再積累起素材呢？生活著，生活伺以會枯竭呢？死了，生活才會枯竭，可那時又不必再寫什麼了。雖然如此，我卻也時時擔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並非沒有過，上帝不單單偏愛誰。但我傾向於認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為思想跟不上時代，因為抱著些陳規陋習、懶散和見到新事而看不慣。我就經常以此自警。不斷地學習是最重要的否則，即便有廣闊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於習和思考，卻能使人覺到身邊就有永遠寫不完的東西。我當然希自己也有廣闊一點的生活面。視野的開闊無疑於寫作更有利，能走到類似“兼聽則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儘量地接觸人來彌補。我寄希望於努力。不知我藉以建立信心的基礎有么錯誤沒有。退一步說，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還可以芝乾別的，天無絕人之路，何況並非只有寫小說才算得最好。
還有的讀者在來信中談到“清平灣”的音樂性。我不敢就個話題多說。假如“清平灣”真有點音樂性，也純粹是蒙的。的音樂修養極差，差到對著簡譜也唱不出個調兒來。但如果歌詞得好，我唱不出來，就念，念著念著也能感動。但那歌詞絕不能是“朋友們，讓我們熱愛生活吧”一類，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門口”一類。前一種歌，我聽了反而常常沮喪，心想：熱愛生活真是困難到這一步田地了么？不時常號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熱愛生活了么？不。所以我不愛聽。而聽後一種歌，我總是來不及做什麼邏輯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情所打動，覺得人間真是美好，苦難歸苦難，深情既在，人類就有力量在這個地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寫“清平灣”的時候，耳邊總是飄著那些質樸、真情的陝北民歌，筆下每有與這種旋律不和諧和句子出現，立刻身上就彆扭，非刪去不能再往下寫。我真是喜歡陝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導你一頓，她只是訴說；她從不站在你頭頂上，她總是和你面對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喚起你對感情的珍重，對家鄉的依戀。剛去陝北插隊的時候，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接受些什麼再教育，離開那兒的時候我明白了，鄉親們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語言、勞動、身世，教會了我如何跟命運抗爭。現在，一提起中國二字(或祖國二字)，我絕想不起北京飯店，而是馬上想起黃土高原。在這宇宙中有一顆星球，這星球上有一片黃色的土地，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漢、婆姨、後生、女子，拉著手，走，犁尖就像唱針在高原上滑動，響著質樸真情的歌。
我不覺得一說苦難就是悲觀。膽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歡唱高調。我也不覺得編排幾件走運的故事就是樂觀。生活中沒有那么多走運的事，企望以走運來維持樂觀，終歸會靠不住。不如願以償用背運來錘鍊自己的信心。我總記得一個冬天的夜晚，下著雪，幾個外鄉來的吹手坐在窯前的篝火旁，窯門上貼著喜字，他們穿著開花的棉襖，隨意地吹響著嗩吶，也淒婉，也歡樂，祝福著窯里的一對新人，似乎是在告訴那對新人，世上有苦也有樂，有苦也要往前走，有樂就盡情地樂……雪花飛舞，火光跳躍，自打人類保留了火種，寒冷就不再可怕。我總記得，那是生命的禮讚，那是生活。
我自己遺憾怎么也不能把“清平灣”寫得恰如其分。換個人寫，肯定能寫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
有位讀者問我，為什麼我十年之後才想起寫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記得那么清楚，是不是當時就記錄下了許多素材，預備日後寫小說？不是。其實，我當時去過一次北京動物園，想跟飼養野牛的人說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來改良我們村里耕牛的品種。我的膽量到此為止，我那時沒想過要當作者。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後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後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後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著寫一篇什麼的目的去蒐集材料，和於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麼，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後，我才第一次做了寫小說的夢。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我也沒有等到十年後。我試了好幾次，想寫一個插隊的故事。那時對寫小說的理解就是這樣：寫一個懸念迭起、感人淚下的故事。我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插過隊的人看了，懷疑我是否插過隊；沒插過隊的人看了，只是從我應該有點事做這一方面來鼓勵我，卻絲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覺跟上吊差不多。幸虧我會找轍，我認為我雖有插隊生活，但不走運一一我的插隊生活偏偏不是那種適合於寫作的插隊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兩種，一種是只能夠過一過的生活、另一種才能寫。寫成小說的希望一時渺茫。可是，那些艱苦而歡樂的插隊生活卻總是縈繞在我心中，和沒有插過隊的朋友說一說，覺得驕傲、興奮；和插過隊的朋友一起回憶回憶，感到親切、快慰。我發現，倒是每每說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聽得入神、感動；說的人不願意閉嘴，聽的人不願意離去。說到最後，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雖然並不見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結論。每當這時，我就覺得眼前有一幅雄渾的畫面在動，心中有一支哀壯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異的編排，都近於嚼舌了。這種情況重複了也許有上百次，就過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如果寫下來，讀者或許也不會很快淡忘。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我想其中總會有些值得和讀者一塊來品味、來深思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寫，隨想隨寫，仿佛又見到了黃土高原，又見到了“清平灣”的鄉親，見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紅犍牛……只是不知道最終寫出來能不能算小說。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過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數人的歷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組成，硬要編排成個萬轉千回、玲瓏剔透的故事，只會與多數人疏遠；解解悶兒可以，誰又會由之聯想到自己平淡無奇的經歷呢？誰又會總樂得為他人的巧事而勞神呢？藝術的美感在於聯想，如能使讀者聯想起自己的生活，並以此去補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這些說道一點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沒有反對寫故事的意思，因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異的故事。正像沒有理由反對其他各種流派一樣，因為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事和各種各樣的邏輯。藝術觀點之多，是與生活現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則倒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了。我只敢反對一種觀點，即把生活分為“適於寫的”和“不適於寫的”兩種的觀點。我的這個膽量實在也是逼出來的。因為我的殘腿取消了我到各處去體驗生活的權利，所以我寧願相信，對於寫作來說，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寫作的面無疑要很窄，作品的數量肯定會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寫的寫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給自己的寫作留下這一條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後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讀者問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么辦？或者以前積累的素材寫完了怎么辦？我這樣想：我過去生活著，我能積累起素材，我現在也生活著，我為什麼不能再積累起素材呢？生活著，生活伺以會枯竭呢？死了，生活才會枯竭，可那時又不必再寫什麼了。雖然如此，我卻也時時擔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並非沒有過，上帝不單單偏愛誰。但我傾向於認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為思想跟不上時代，因為抱著些陳規陋習、懶散和見到新事而看不慣。我就經常以此自警。不斷地學習是最重要的否則，即便有廣闊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於習和思考，卻能使人覺到身邊就有永遠寫不完的東西。我當然希自己也有廣闊一點的生活面。視野的開闊無疑於寫作更有利，能走到類似“兼聽則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儘量地接觸人來彌補。我寄希望於努力。不知我藉以建立信心的基礎有么錯誤沒有。退一步說，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還可以芝乾別的，天無絕人之路，何況並非只有寫小說才算得最好。
還有的讀者在來信中談到“清平灣”的音樂性。我不敢就個話題多說。假如“清平灣”真有點音樂性，也純粹是蒙的。的音樂修養極差，差到對著簡譜也唱不出個調兒來。但如果歌詞得好，我唱不出來，就念，念著念著也能感動。但那歌詞絕不能是“朋友們，讓我們熱愛生活吧”一類，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門口”一類。前一種歌，我聽了反而常常沮喪，心想：熱愛生活真是困難到這一步田地了么？不時常號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熱愛生活了么？不。所以我不愛聽。而聽後一種歌，我總是來不及做什麼邏輯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情所打動，覺得人間真是美好，苦難歸苦難，深情既在，人類就有力量在這個地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寫“清平灣”的時候，耳邊總是飄著那些質樸、真情的陝北民歌，筆下每有與這種旋律不和諧和句子出現，立刻身上就彆扭，非刪去不能再往下寫。我真是喜歡陝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導你一頓，她只是訴說；她從不站在你頭頂上，她總是和你面對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喚起你對感情的珍重，對家鄉的依戀。剛去陝北插隊的時候，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接受些什麼再教育，離開那兒的時候我明白了，鄉親們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語言、勞動、身世，教會了我如何跟命運抗爭。現在，一提起中國二字(或祖國二字)，我絕想不起北京飯店，而是馬上想起黃土高原。在這宇宙中有一顆星球，這星球上有一片黃色的土地，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漢、婆姨、後生、女子，拉著手，走，犁尖就像唱針在高原上滑動，響著質樸真情的歌。
我不覺得一說苦難就是悲觀。膽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歡唱高調。我也不覺得編排幾件走運的故事就是樂觀。生活中沒有那么多走運的事，企望以走運來維持樂觀，終歸會靠不住。不如願以償用背運來錘鍊自己的信心。我總記得一個冬天的夜晚，下著雪，幾個外鄉來的吹手坐在窯前的篝火旁，窯門上貼著喜字，他們穿著開花的棉襖，隨意地吹響著嗩吶，也淒婉，也歡樂，祝福著窯里的一對新人，似乎是在告訴那對新人，世上有苦也有樂，有苦也要往前走，有樂就盡情地樂……雪花飛舞，火光跳躍，自打人類保留了火種，寒冷就不再可怕。我總記得，那是生命的禮讚，那是生活。
我自己遺憾怎么也不能把“清平灣”寫得恰如其分。換個人寫，肯定能寫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
序言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裡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