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里斯·莫扎耶夫

莫扎耶夫1923年6月1日出生於蘇聯梁贊省的皮捷利諾村的一個農民家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鮑里斯·莫扎耶夫
• 外文名：（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Можа́ев
• 國籍：蘇聯俄羅斯聯邦
• 職業：作家

百度名片

鮑里斯·安德烈耶維奇·莫扎耶夫（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Можа́ев），1923年6月1日出生於梁贊省的皮捷利諾村，1996年3月2日於莫斯科去世，享年72歲。蘇聯俄羅斯聯邦著名作家。蘇聯國家獎文學與藝術類獎項獲得者。

個人履歷

莫扎耶夫的墓碑

1940年，中學畢業後，考入高爾基水運工程師學院船舶製造系學習。1941年被動員參軍，之後一直在蘇聯軍隊中服役至1954年。

1948年，畢業於位於列寧格勒的海軍高等工程技術軍官學校。並作為軍事學員，在列寧格勒大學的國文系聽課。

服役期間，曾在列寧格勒、旅順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軍港任軍隊工程師。

轉業後，在遠東地區的《建築報》擔任新聞記者，後轉入莫斯科的《訊息報》工作。經常可以在雜誌上和報紙上讀到他的文章。1949年開始發表第一篇文章。1954年開始寫第一個短篇故事。1955年出版第一部詩集《海洋上得黎明》。從1956年開始在中央刊物上發表文章。

1976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莊稼漢和老娘們兒》。

莫扎耶夫的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其多部作品被拍成電影。

1996年3月2日於莫斯科辭世。

創作經歷

1949年開始發表第一篇文章。1954年開始寫第一個短篇故事。1955年出版第一部詩集《海洋上得黎明》。從1956年開始在中央刊物上發表文章，如《冰泉》、《索尼婭》和《細柱》等。

60年代，開始撰寫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出版了《土地在等待》（1961）、《土地和手》（1964）和《在土地上的實驗》（1964）等作品。

1976年，出版了其最富盛名的長篇小說《莊稼漢和老娘們兒》。這篇作品，和莫扎耶夫的其他作品一樣，都是從梁贊州的季哈諾夫區開始的。

1980年，出版合集《要下雨了》（包括長篇、中篇和短篇）、《應當回憶過去嗎？》（特寫、隨筆和中短篇）。

1989年至1990年，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其四卷本選集。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莫扎耶夫一直在創作長篇小說《被拋棄的人》，其中第一卷刊登在《我們同代人》雜誌上，這部長篇主要描寫50年代末發生在遠東地區的事情。該部長篇未完成。

成就及榮譽

1989年，因長篇小說《莊稼漢和娘們兒》獲得蘇聯國家獎文學與藝術獎項。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

1976年，《莊稼漢和娘們兒》（上）

1987年，《莊稼漢和娘們兒》（下）

1993年，《被拋棄的人》（第一卷）

中篇小說

1954年，《密林的權利》

1956年，《冰泉》

1957年，《薩尼亞》

1965年，《可愛的田野》

1968年，《活著的人》

1972年，《無邊無際的一天》

1978年，《彼得·阿法納西維奇·布爾基內所寫得布廖霍夫村的歷史》

1982年，《一個半平方米》

1984年，《細柱》

1989年，《森林之王的墜落》

影視作品

1964年，電影《綠色的房子》

1968年，電影《密林的主人》，根據中篇《密林的權利》改編

1971年，電影《遺失證人》，為電影《密林的主人》的續集

1978年，電影《提前的偵查》，為電影《密林的主人》的續集

1986年，電影《泥濘的道路》

1988年，電影《你怎么了，不喜歡我們的政權？》

1989年，電影《費奧多爾·庫茲金的生活》，根據中篇《活著的人》改編

作品賞析

莊稼漢和娘們兒

1929年夏，梁贊州季哈諾夫區州委為完不成餘糧徵購任務憂心忡仲。州執委會主席沃茲維舍夫認為，是富農在搗亂，他們隱瞞餘糧，卻拿到市場上高價出售。他找來季哈諾沃村的黨支部書記卡狄科夫，指責他階級路線不清，要求他把會計烏斯賓斯基和搞承包工程的阿爾多寧從勞動組合中清除出去，理由是一個是神父的兒子，一個生活富裕，還有一台脫粒機。而卡狄科夫認為這兩人精明能幹，工作出色，十月革命後曾為蘇維埃政權戰鬥過，清除他們是不公正的，於是憤而辭職。

同時，團委的瑪麗婭和澤寧被派往戈爾捷耶沃村調查餘糧情況。瑪麗婭通過交談、開會了解到農夫們不再交售餘糧，是因為他們按規定指標交夠餘糧後，再無餘糧可交。而由15戶農夫自願組織起來的螞蟻合作社，因為收成好，除了按規定交售了餘糧，確實到市場賣過一些餘糧，那是為村婦們置點衣料。澤寧則通過“積極分子”搞了一份“有餘糧”家庭的名單，要求按名單去搜繳餘糧。澤寧的做法得到沃茲維舍夫的讚賞，被任命為季哈諾沃村黨支部書記。澤寧受寵若驚，一下子把區里五千普特的徵購餘糧任務包了下來。他召開村積極分子大會，決定把交售餘糧的任務分攤給富農和中農，並擬定了18戶富農的名單。

許多人都對把自食其力的富裕勞動者劃為富農的做法表示不滿，徵購餘糧的工作進展緩慢，於是沃茲維舍夫親率一個專門委員會下鄉，決定對拒交餘糧者加以懲罰，如在24小時內不交700盧布罰金，全部財產沒收。結果拒交罰金的克留耶夫財產被沒收，老婆被搜身，兒子因為同行動小組發生衝突而被捕。與此同時，沃茲維舍夫下令，對各家各戶養的豬加以登記，誰家有兩頭豬，大的交給國家。抗拒不交者，嚴厲制裁。螞蟻合作社只有6頭豬，卻要求交出5頭，社長米隆諾夫表示，如果這么乾，他就把豬全宰掉。沃茲維舍夫當即命令把米隆諾夫逮捕。當天夜裡各村出現了一個宰殺牲畜的浪潮，到處是豬的悽厲的慘叫聲。光戈爾捷耶沃村一夜之間殺了70頭豬，而維列季耶村更甚，除殺了74頭豬外，還殺了12頭公牛，17頭牛犢和74頭羊，沃茲維舍夫大發雷霆，命令對所有宰殺牲畜的人處以重罰，不交者，便沒收財產。

沃茲維舍夫強行徵集了4000普特糧食，沒收了8戶人家的則產，扣留了10頭奶牛和20頭豬，關押了5個人。他的行為得到了表揚。聖誕節前夜，開始了一場沒收富農財產的運動，富農名單由沃茲維舍夫親自擬定，誰向他報的富農名單越多，功勞就越大。行動小組出其不意，同時行動。僅在季哈諾沃村就有26戶富農和長子被逮捕，家人被掃地出門。瑪麗婭絕參加這一行動，被指責為富農的走狗，開除了公職。

這一運動剛結束，隨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第一個春天的來臨，全面實現農業集體化運動就開始了。?>梁贊州成立了作戰部，作戰部負責人沃茲維舍夫親率一工作隊來到戈爾捷耶沃村，向事先集合在學校大院中的將近500多個莊稼漢宣布：反對集體衣莊，就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然後，讓反對集體農莊的人舉手，但誰也不敢舉手，於是他宣布所有在場的人都已經是集體農莊莊員，並要求他們在18小時內將種子、牲畜、農業財產交公。沃茲維舍夫洋洋得意，準備第二天帶人去維列季耶村如法炮製。夜裡，他躺在沙發上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到莫斯科去向史達林匯報他“第一個將全區引向社會主義”。正在這時，有人把他推醒，告訴他維列季耶村發生了暴動。維列季耶村的莊稼漢和村婦們聽說戈爾捷耶沃村的莊稼漢被趕進了集體農莊，起來拆了事先預備好的公共牲畜棚，砸了準備存放種子的倉庫大門，狠狠揍了出來勸阻的澤寧。第二天，沃茲維舍夫在警察的保護下來到維列季耶村。警察開槍打死了一名青年，憤怒的民眾把警察局長阿澤莫夫打死。在斯捷諾沃村，趕來的騎兵部隊企圖驅散在廣場集會的民眾。人群騷動，騎兵開槍，烏斯賓斯基中彈身亡。阿澤莫夫和烏斯賓斯基被安葬了，被捕的肇事者被衛兵押走。但是，莊稼則們並不明白，這到底是誰的罪過。

十天之後，史達林的《勝利沖昏頭腦》一文發表。季哈諾夫區按沃茲維舍夫方式建立起來的集體農莊紛紛解散，季哈諾沃村的集體農莊依然是志願報名的26戶。冒進分子受到了審判，以沃茲維舍夫為首的12人被送上了被告席。沃茲維舍夫被判處5年徒刑。他們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有過失，但都說自己是命令的執行者。沃茲維舍夫為自己申辯道：“是的，我們脫離了民眾，在建立集體農莊時破壞了志願報名的原則。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犯了一系列粗暴的錯誤並過分冒進，但從社會的觀點看，我不是個危險人物，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忠心耿耿。因此，孤立地向我提出嚴厲的起訴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指示的執行者。”在風潮中受牽連的莊稼漢也受到了懲辦。只有茲翁佐夫一人逃脫了懲罰。他曾被列入富農名單，暴動後維列季耶村的莊稼漢推選他出來與沃茲維舍夫談判。當騎兵分隊來包圍暴動的維列季耶村時，他跳上自己的馬跑進難以通行的森林中去了。從那時起，當地再沒有人見過他。一些人說他改名換姓生活在巴庫，另一些人說他到了國外。

作品評價

前蘇聯社會，歷史上留下了許多矛盾、失誤和創傷。文學家們早就對許多問題進行著深刻的反思，但長期以來他們的作品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得以問世。問題和矛盾日積月累，後來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於是在改革的年代，眾多不同年代創作的尖銳深刻的反思作品，突然如火山爆發一樣出現在前蘇聯讀者面前，引起他們強烈的心靈震撼和共鳴。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段歷史，是許多反思作品的“熱點”。因為這是一個充滿了活力與變革的年代，但也是一個充滿了狂熱、失誤和矛盾的年代。前蘇聯歷史上的許多事件都集中在這個時代，前蘇聯社會後來的歷史進程很大程度上也與這一時代相關。

《莊稼漢和村婦》就是一部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業集體化運動作深沉反思的作品。二十世紀後半期，農業集體化運動一直是前蘇聯文學的重要題材。其間出現過像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那樣謳歌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帶頭人、積極分子的作品，作品所突出的是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尖銳、激烈、複雜的鬥爭。也出現過像扎雷金的《在額爾齊斯河上》那樣在肯定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歷史必要性的同時，對這場運動中的冒進和“過失行為”採取了批判態度的作品。而在《莊稼漢和村婦》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俄羅斯農村的生活現實，與之前的許多作品是大相逕庭的。農業歉收，莊稼漢們無多餘的餘糧可交，善於經營、靠自己的勞動富裕起來的農民被打成富農，沒收財產，掃地出門。在區執委會主席沃茲維舍夫和村黨支部書記澤寧等人的淫威下，他們個個誠惶誠恐，害怕罰款、抄家、逮捕的命運隨時落在他們頭上。但內心深處又十分厭惡、反對這套做法。當忍無可忍時，這些平時軟弱、善良的莊稼漢和村婦們終於起來反抗。最後的結局，是莊稼漢們沒有逃脫掉受懲罰的命運，沃茲維舍夫等人也被送上了法庭受審。作家給歷史和社會留下了一個重大的問題：這都是誰的罪過？

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前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著名文學家蘇羅夫采夫看作描寫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一方面是因為在文學上它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描寫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傳統模式發起了衝擊，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政治上它對這一運動是否違背民心，是否符合千百萬莊稼漢的根本利益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前蘇聯有的評論家所論的，他在“同歷史科學打了一場直接的、坦率的官司”。打官司首先需要的是證據，是事實。於是那些“鮮為人知的悲劇事件”、“農業集體化的真相”和“偉大轉折的內幕”被作家“大膽地”、“嚴肅地”、“深思熟慮地”、“富有感染力地”暴露了出來。面對這樣一部作品，人人都是法官，人人都需憑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斷。作為人類良心代言人的作家，他所追求的不單是為逝去的一切爭個是非曲直，而是追求更合理的存在。他對人民的悲慘命運表示同情，他對歷史的不公正表示憤慨，他痛恨一切類似於動物的人類行為，他寄希望於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