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原文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里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③,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④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⑤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⑥,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⑦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⑧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裡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
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
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⑨,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么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⑩,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⑾,原是“進學”(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裡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⒀,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四月一日《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左翼作家聯盟即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並先後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東京設立分會),領導成員有
魯迅、
夏衍、
馮雪峰、
馮乃超、
周揚等。“左聯”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曾有組織有計畫地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和研究,批判各種錯誤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提倡革命文學創作,進行文藝大眾化的探討,培養了一批革命文藝工作者,促進了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它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領導革命文學工作者和進步作家,對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在粉碎這種“圍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於受到當時黨內“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的一些領導人在工作中有過
教條主義和
宗派主義的傾向,對此,魯迅曾進行過原則性的批評。他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這個講話,是當時左翼文藝運動有重要意義的檔案。“左聯”由於受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殘壓迫,也由於領導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影響,始終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團體。一九三五年底,為了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左聯”自行解散。
③
墨索里尼(B.Mussolini,1833~1945)義大利的獨裁者和法西斯黨黨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之一。
④
鄧南遮(G.D'Annunzio,1863~1938),義大利唯美樂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
死的勝利》等。晚年成為民族主義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寵愛,獲得“親王”稱號;墨索里尼還曾懸賞徵求他的傳記(見一九三〇年三月《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國內外文壇訊息》)。
⑤葉遂寧 ,通譯
葉賽寧(1895-1925),俄國、蘇聯詩人。這裡所引的詩句,分別見於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約旦河上的鴿子》。
⑥畢力涅克(1894—1941)又譯皮涅克,聯革命初期的所謂“
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國外白俄報刊上發表長篇小說《紅木》,詆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愛倫堡,蘇聯猶太人作家。
⑦“
南社”(1909-1923),民國時期文學團體。
⑧
海涅(H.Heine 1794—1856)德國詩人,著有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
⑾
八股文,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每篇分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後四部分是主體,每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說的“起承轉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種公式,即所謂“起要平起,承要春(從)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永”。
⑿“
進學”,按明、清科舉制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複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縣學,叫“進學”,也就成為“秀才”。
⒀關於盧那察爾斯基主張保存俄國農民美術的觀點,見魯迅翻譯的
盧那察爾斯基論文集《
文藝與批評》中的《蘇維埃國家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