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受到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的影響，同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論（Cultural Configuration），認為文化如同個人，具有不同的類型與特徵。本尼迪克特早年學習英國文學，故其作品文筆高妙，並善於作詩以及細膩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與《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為著名。儘管她論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論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問題與關懷，至今仍受到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視與關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魯思·本尼迪克特
- 外文名：Ruth Benedict
- 原姓：Fulton
- 國籍：美國
- 代表作：《文化模式》
- 職業：文化人類學家
- 生卒年：1887-1948
簡介,學術觀點,《菊與刀》,影響,
簡介
魯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詩人。1887年6月5日生於紐約，原姓富爾頓(Fulton)，兩歲喪父，其祖先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1909年畢業於瓦薩爾學院，大學時期主修英國文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10年赴歐，回國後曾執教於加利福尼亞某女子中學。1914年回紐約。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厄斯專攻文化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從1936年起任該校人類學系代理主任。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寫成《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書。1940年著《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種族歧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對日本的研究，即《菊與刀》一書成就最大。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歲。
學術觀點
本尼迪克特與美國人類學家M.米德一起，結合心理學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學派中的一個支派，即心理學派或民族心理學派，又稱文化心理學派、種族心理學派。該派認為，人類文化各有其不同的價值體系和特徵，呈現出多樣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給人們的各種行為以意義，並將各種行為統合於文化整體之中的法則。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為各種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們的行為是受文化制約的，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和受到重視，而其他部分則受到壓抑。因此，文化研究應把重點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種行動和思考方式的內在聯繫，即文化的整體結構上，重視文化對人格形成的影響。
《菊與刀》
魯思·本尼迪克特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影響
本尼迪克特的理論對文化人類學，特別是對文化與個性領域的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她重視實地研究工作，調查研究過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傳道區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馬印第安人和布萊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論基礎是種族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的混合物，但她的種族主義主張比較隱蔽。著作以《菊與刀》和《文化模式》為代表，著作還有《種族：科學與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話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