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節書院位於滸山橫河以西客星山，為紀念東漢隱士嚴子陵，慶元知府劉黻始建書院，以范仲淹記嚴子陵祠堂語，名之為高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節書院
- 地理位置：滸山橫河以西客星山
- 建築年代：南宋鹹淳六年
地理位置,歷史沿革,
地理位置
出滸山城往南十里，沿橫河向西，一脈山嶺如翠屏蜿蜒起伏，直至餘姚、慈谿兩市交界處戛然而止，孤峰突起，卓然獨立。
此峰名為陳山，又叫客星山。其東北趾有一地喚作嚴陵塢，據初唐《十道志》記載，是嚴子陵避光武帝之聘時的隱居處。漢建武十九年（43），嚴子陵歸葬客星山，這兒就一直沒有冷落過，失意或者得意的士大夫們都從嚴子陵身上獲得某種精神寄託。他們在山巔建靈瑞塔，墓旁建高風閣，墓道建絲風亭、遂高亭、蒼雲亭、客星庵，一步步營造著精神的聖殿，在表彰先賢氣節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標榜著自己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
此峰名為陳山，又叫客星山。其東北趾有一地喚作嚴陵塢，據初唐《十道志》記載，是嚴子陵避光武帝之聘時的隱居處。漢建武十九年（43），嚴子陵歸葬客星山，這兒就一直沒有冷落過，失意或者得意的士大夫們都從嚴子陵身上獲得某種精神寄託。他們在山巔建靈瑞塔，墓旁建高風閣，墓道建絲風亭、遂高亭、蒼雲亭、客星庵，一步步營造著精神的聖殿，在表彰先賢氣節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標榜著自己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
歷史沿革
南宋度宗鹹淳六年（1272），距宋亡國僅有九年的風雨飄搖之際，一位叫劉黻的溫州人出任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事。他在視察浙東沿海防守途中，拜謁了嚴子陵墓，認為“學校不興則禮儀不明，禮儀不明則人心縱恣，亂之所由階也。故撥亂致治，其機必由學”，於是發心創建書院，以范仲淹記嚴子陵祠堂語，名之為高節。經過邑人何林與嚴子陵四十世孫嚴天德的規劃設計，當時的餘姚縣令陳維嘉派人在高風閣左面平整出山地百餘丈，政府撥款購置建材、召集工匠，於當年十一月六日正式開工。第二年七月，一座規模宏敞、氣勢開闊的書院終於建成，“前為夫子祠，鄉賢之著以次附享夫子燕居堂。堂旁各建堂三間，左為思賢，右為義悅堂。堂之前，東西各建二齋，左為剛、木，右為毅、訥，每齋舍房二十五間，可容生徒二百餘員。繚以垣，梯以級，雖不事文飾，而翼然可藏修”。同時重修高風閣、遂高亭和絲風亭，形成講學有齋堂，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閣的規制。劉黻為了保障書院的正常運作，覆定海縣入官田一百八十畝，歲征賦得五十石，籍慶元府莊米得三百石，以充作奉祀養士之需。同時向上級請示，聘請“得程朱正傳”的學者嚴天德任山長，主持書院的春秋祭祀和日常教學事務。後由徐興隋繼任。不久，宋亡元興。
幸運的是，元朝統治者對研究、傳播理學的書院採取了保護政策，戰爭對院舍沒有形成危害。在歷任山長的主持下，高節書院一直相沿辦學。無論是山陰的張澍，金華的王藥，還是邑人岑翔龍，都為高節書院的發展付出了心血，清源人卓彌高還撰有《思賢堂記》，以激勵生徒思慕前賢、勤學務實。大德三年（1299），知州張德珪重修書院，新建大成殿，殿後為夫子祠，供奉嚴子陵塑像，東西夾室奉祀鄉賢。書院規制進一步擴展，生徒日眾，弦歌不輟。
一座書院的存在，一定有一種文化情結在起作用。胡助說，嚴子陵“出處去就，世莫能窺。鴻飛龍臥，隱然為世道重”。他的文化人格構成了這座書院的風骨，形成了文化建築性靈四溢的魅力，他精神已經融進了書院的一草一木之中。
元代前期這沒有開設科舉取士的三四十年間，高節書院的師生們秉承了嚴子陵的隱退理想，專心於講學明道，不僅把理學家的學術和理想加以發揚光大，也替異族統治下的漢人保存了一份珍貴的遺產，真正落實了對“聖賢一脈”的傳承。
此後近五十年，即至正初年，常山汪文景出知餘姚，見書院房舍坍塌，牆垣剝落，“即欲撤而新之”。於是，他首先捐俸倡儀，那些同僚吏佐得知訊息，紛紛爭相出資以助。不巧碰到朝廷下令，暫緩土木建築，不得已擱置了兩年。至正六年（1346）八月五日，高節書院正式開始重修，由暫署的山長楊瑛監管工程建設，州司吏胡彥壽負責資金出納。次年七月十六日落成，增建儀門四間，重修祭祀嚴子陵的夫子殿和游息之所高風閣，恢復講會之處義悅堂，創建懷仁、輔義、尚道、著德四齋，修補石階，粉刷牆面，油漆廊檐，祠廟煥然一新。
不久，新任知州郭文煜繼續整頓高節書院產業，勘定恢復雲柯海濱地四百十六畝、汝仇湖田四十五畝。山長金止善勘復院田近四百畝。如此豐厚的田產，在當時的書院裡堪稱翹楚。當然，書院的產業，除了官府撥置之外，還有士民官紳的捐置，如士人童祥及王太君妙真都曾捐贈私產，充實學贍。
自此以後，高節書院又經歷了近二十年的興盛。歷任山長桂彥良、劉彬、應仲珍、胡秉常、陶安、丁誠、陳子昌等相繼主持院事，講學其間。尤其是朱子學者陶安掌任期間，所到之處，學生景從，浙東、西的學者紛紛前來執經受學，就連僧侶、道士也來聽講，姚江文風為之一振。陶安對高節書院頗具感情，為便於士子登山求學，鋪築了上山的石蛋路，還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姚江類鈔》。而餘姚人對其也心存感激，將這位書院的山長奉祀在名宦祠內，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都是很少見的事。
可惜隨著明王朝的正式建立，高節書院的發展不得不驟然停止。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改天下山長為訓導，書院田均收繳入官，書院級格即刻下降，經濟命脈完全被政府所掌控。緊接著洪武五年，朝廷對書院採取了進一步的禁絕措施，革罷訓導，遣散學員。從此，書院建築雖存，奉祀、教學全廢。洪武中葉，千戶劉巧住將書院拆毀，材料運至三山所（今屬滸山街道）營建演武廳，一代名區，遂廢為楨荊之地。天順、成化年間，監司雖然多次要求府、縣重建書院，但都沒有成功。直到如今，高節書院廢址依舊隱然野莽之間。
幸運的是，元朝統治者對研究、傳播理學的書院採取了保護政策，戰爭對院舍沒有形成危害。在歷任山長的主持下，高節書院一直相沿辦學。無論是山陰的張澍，金華的王藥，還是邑人岑翔龍，都為高節書院的發展付出了心血，清源人卓彌高還撰有《思賢堂記》，以激勵生徒思慕前賢、勤學務實。大德三年（1299），知州張德珪重修書院，新建大成殿，殿後為夫子祠，供奉嚴子陵塑像，東西夾室奉祀鄉賢。書院規制進一步擴展，生徒日眾，弦歌不輟。
一座書院的存在，一定有一種文化情結在起作用。胡助說，嚴子陵“出處去就，世莫能窺。鴻飛龍臥，隱然為世道重”。他的文化人格構成了這座書院的風骨，形成了文化建築性靈四溢的魅力，他精神已經融進了書院的一草一木之中。
元代前期這沒有開設科舉取士的三四十年間，高節書院的師生們秉承了嚴子陵的隱退理想，專心於講學明道，不僅把理學家的學術和理想加以發揚光大，也替異族統治下的漢人保存了一份珍貴的遺產，真正落實了對“聖賢一脈”的傳承。
此後近五十年，即至正初年，常山汪文景出知餘姚，見書院房舍坍塌，牆垣剝落，“即欲撤而新之”。於是，他首先捐俸倡儀，那些同僚吏佐得知訊息，紛紛爭相出資以助。不巧碰到朝廷下令，暫緩土木建築，不得已擱置了兩年。至正六年（1346）八月五日，高節書院正式開始重修，由暫署的山長楊瑛監管工程建設，州司吏胡彥壽負責資金出納。次年七月十六日落成，增建儀門四間，重修祭祀嚴子陵的夫子殿和游息之所高風閣，恢復講會之處義悅堂，創建懷仁、輔義、尚道、著德四齋，修補石階，粉刷牆面，油漆廊檐，祠廟煥然一新。
不久，新任知州郭文煜繼續整頓高節書院產業，勘定恢復雲柯海濱地四百十六畝、汝仇湖田四十五畝。山長金止善勘復院田近四百畝。如此豐厚的田產，在當時的書院裡堪稱翹楚。當然，書院的產業，除了官府撥置之外，還有士民官紳的捐置，如士人童祥及王太君妙真都曾捐贈私產，充實學贍。
自此以後，高節書院又經歷了近二十年的興盛。歷任山長桂彥良、劉彬、應仲珍、胡秉常、陶安、丁誠、陳子昌等相繼主持院事，講學其間。尤其是朱子學者陶安掌任期間，所到之處，學生景從，浙東、西的學者紛紛前來執經受學，就連僧侶、道士也來聽講，姚江文風為之一振。陶安對高節書院頗具感情，為便於士子登山求學，鋪築了上山的石蛋路，還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姚江類鈔》。而餘姚人對其也心存感激，將這位書院的山長奉祀在名宦祠內，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都是很少見的事。
可惜隨著明王朝的正式建立，高節書院的發展不得不驟然停止。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改天下山長為訓導，書院田均收繳入官，書院級格即刻下降，經濟命脈完全被政府所掌控。緊接著洪武五年，朝廷對書院採取了進一步的禁絕措施，革罷訓導，遣散學員。從此，書院建築雖存，奉祀、教學全廢。洪武中葉，千戶劉巧住將書院拆毀，材料運至三山所（今屬滸山街道）營建演武廳，一代名區，遂廢為楨荊之地。天順、成化年間，監司雖然多次要求府、縣重建書院，但都沒有成功。直到如今，高節書院廢址依舊隱然野莽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