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棉共產黨也稱為紅色高棉（高棉語：Khmaey Krahom，法語：Khmer Rouge），正式成立於1960年9月30日。當時稱“高棉勞動黨”。在此之前，柬籍共產黨員參加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活動。根據1951年2月召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第2次代表大會關於幫助高棉、寮國分別建黨的決定，柬籍黨員開始研究建黨問題。1975年至1979年間成為高棉的執政黨，建立極權主義的民主高棉（Democratic Kampuchea）政權。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統治赤柬時期，高棉估計有150萬至300萬人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處決等非正常原因，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人為災難之一。1997年，高棉成立審判紅色高棉委員會，2003年柬政府與聯合國達成協定成立審判紅色高棉的特別法庭。
基本介紹
發展歷史,代表大會,核心人物,主要經歷,農民起義,極左路線,越南入侵,徹底覆滅,大屠殺,
發展歷史
高棉共產黨通稱紅色高棉（高棉文：，羅馬化：Khmaey Krahom；法語：Khmer Rouge）或赤柬，是高棉過去的一個政黨。
高棉共產黨黨旗
高棉共產黨黨旗印度支那黨於1931年成立，其分支高棉共產黨最早於1951年出現，後來的紅色高棉領袖波爾布特則堅稱該黨於1960年正式成立。在早期仍是從屬於越南，在六十年代中期曾于越南邊境聯同越共一起與美軍交戰。
該黨在1970年代中期仍被稱為“高棉黨”（CPK），至1980至1990年代改稱為“高棉民主黨”，但媒體則常以法語名稱“赤柬”或“紅高棉”來稱之。該名稱的起源是來自西哈努克親王在1950年代形容該黨的政治取向。
1960年9月28～30日，高棉黨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金邊召開。此次大會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路線，提出了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正式宣布建立“高棉勞動黨”，同時通過了黨章，選舉產生了黨中央委員會，成立了由杜斯木（任書記）、波爾布特、農謝三人組成的中央常委會。1962年杜斯木犧牲後，波爾布特任代理書記。
1963年 2月20日召開高棉黨（高棉共產黨）第 2次全國代表大會。組成了以波爾布特為書記，農謝為副書記的中央常委會。此次大會確定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同年，高棉共產黨領導人進入叢林，開展武裝鬥爭。1971年 9月，高棉共產黨舉行第 3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高棉共產黨更名為高棉共產黨。1970～1975年，參加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開展武裝鬥爭。這一時期，波爾布特擔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全國戰場軍事指揮部主席。1974年6月柬共作出了解放金邊和進行全國決戰的決定。1975年，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攻占金邊，贏得抗美鬥爭的勝利。
民主高棉國徽
民主高棉國徽1976年1月，高棉黨舉行第4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組成了以波爾布特為書記,農謝、努剛等 9人參加的中央常委會。1977年9月27日，在金邊召開萬人集會，慶祝柬共成立17周年會上，柬共向國內外正式宣布公開。
1979年12月，越南侵略高棉後，柬共又領導民主高棉人民和民柬國民軍進行艱苦的抗越救國戰爭。1981年12月6日柬共中央委員會發表新聞公報宣告。按照1981年9月3～6日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柬共徹底解散，全體黨員結束作為柬共黨員身分所進行的活動。
紅色高棉恐怖統治期間，試圖逐步將高棉改造為“無分任何階級的社會”。其政策包括：廢除貨幣、宗教；沒收私有財產；取消城市，拆散家庭；關閉銀行、學校、醫院、工廠、寺院；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統一服裝，嚴禁西方文化傳播；殺害商人、教師、醫生和僧侶；將市民送入集體農場等。
經濟上，紅色高棉試圖將全國人口集中到農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將農產品出口到國外以獲取外幣購買農業機器，再投入到農業中去，等到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再進行工業發展。但由於內部管理問題，造成農業生產指標過高，產生類似中國大躍進時期的情況：中層領導為完成上級任務，謊報情況並過度收繳糧食，引發全國性饑荒。這樣就造成紅色高棉一方面出口糧食，另一方面國內饑荒的奇怪現象。原有的城市居民本身就不適應農村勞動，加上饑荒，發生大規模的死亡。
政治上，紅色高棉實行高度管制及清洗。國民被分為“舊人”和“新人”，“新人”必須通過改造才能獲得新生。政府限制國民的活動，稍有違反即可能被處死。貨幣被取消，人民於公社內勞動，並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更有人因身體太弱不適合勞動被殺。夫妻被分開，一個星期只能見面一次。
在紅色高棉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統治期間，估計有150萬至300萬人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處決等非正常原因，據高棉歷史資料收集中心報告，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荷蘭三國的協助下，在全柬170個縣中的81個縣進行了勘察，在9138個坑葬點，發掘出近150萬個骷髏。
2007年，由聯合國與高棉共同組建的高棉法院特別法庭陸續逮捕了赤柬二號人物農謝、三號人物英沙里及他的夫人英蒂迪以及五號人物喬森潘，加上已於1999年被捕的康克由，構成了特別法庭的主要被告。2009年2月18日，特別法庭開庭提審康克由，拉開審判前紅色高棉成員及主要領導人的序幕。2010年7月26日，特別法庭以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和謀殺罪判處紅色高棉統治高棉期間S-21集中營的監獄長康克由35年監禁。2012年2月3日，特別法庭駁回其抗訴，改判為無期徒刑。
成立
印度支那黨於1931年成立，其分支高棉人民黨最早於1951年出現，後來的高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波爾布特則堅稱高棉黨正式成立於1960年當時名高棉勞動黨。在早期仍是從屬於印度支那共產黨，在1960年~1973年曾在柬越邊境聯合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一起與美國和越南共和國（南越）對抗。
代表大會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0年9月28～30日，高棉勞動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高棉首都金邊市召開。此次大會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路線，提出了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正式宣布建立高棉勞動黨，同時通過了高棉勞動黨黨章，選舉產生了高棉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成立了由杜斯木（時任高棉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波爾布特、農謝三人組成的中央常委會。1962年杜斯木犧牲後，波爾布特任代理總書記。
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3年2月20日召開高棉勞動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組成了以波爾布特為總書記，農謝為副總書記的中央常委會。此次大會確定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同年，高棉勞動黨領導人進入叢林，開展武裝鬥爭。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6年1月高棉共產黨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高棉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組成了以波爾布特為總書記，農謝、努剛等9人參加的中央常委會。1977年9月27日在高棉民主共和國首都金邊市召開民眾大會，慶祝高棉共產黨成立17周年。會上，高棉共產黨向國際社會正式公開宣布。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8年12月柬越戰爭爆發，越南入侵高棉紅色高棉政權瓦解。1979年1月8日，民主高棉政府發表聲明，呼籲“全體高棉人民將結成最廣泛的民族的、民主的、愛國的統一戰線，同越南侵略者戰鬥到底”。民主高棉軍隊3萬餘人撤退到柬泰邊境，重新整編後，於1979年12月改稱“民主高棉國民軍”，保持師、團、營的番號。1979年12月15日至17日民主高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主高棉政府、民主高棉國民軍領導人舉行聯席會議，決定中止執行1976年的民主高棉憲法，並以高棉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政治綱領草案取而代之。農謝留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森潘被任命為高棉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臨時主席，繼續留任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取代波爾布特擔任政府總理。成立國家軍隊最高委員會。波爾布特任主席兼司令，切春任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宋成為秘書長。 1981年12月6日高棉共產黨宣布解散，實際上勢力仍存，1998年徹底覆滅。
1981年12月6日高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新聞公報宣告：“按照1981年9月3～6日高棉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高棉共產黨永久解散，全體高棉共產黨黨員結束作為高棉共產黨黨員身份所進行的活動”。
核心人物
在紅色高棉管治時期（1975-1979），該黨中央的領導人如下：
波布(Pol Pot, 原名沙洛沙) - “頭號人物”，運動領袖，1963年2月起出任總書記直至1998年逝世
農謝（Nuon Chea） - “二號人物”，總理
英沙里（Ieng Sary） - “三號人物”，副總理
塔莫（Ta Mok） - “四號人物”，赤柬最後領導，西南部地區書記 (已故)
喬森潘（Khieu Samphan） - “五號人物”，紅高棉主席 (在生)
宋先（Son Sen） - 國防部長 (已故)
雲雅特（Yun Yat, 已故）
Ke Pauk - “13號人物” (已故)
1998年12月25日，前民主高棉（紅色高棉）領導人喬森潘和農謝從拜林分别致函洪森，宣布尊重為高棉民族和解作出不懈努力的西哈努克國王，承認和尊重高棉王國憲法，承認按照憲法成立的、以洪森為首相的高棉王國政府。他們表示堅決擁護柬王國政府的施政綱領，並希望這一綱領的實施將進一步鞏固高棉在自由民主多黨制基礎上的民族和解、國家和平與穩定。
洪森當天復函喬森潘和農謝，以高棉王國政府、柬武裝力量總司令和他本人的名義，對他們回歸高棉社會的決定表示歡迎。洪森說，你們的行動體現了全體高棉人民希望結束戰爭、尋求和平、實現民族和解和重建祖國的真誠願望。
喬森潘先在拜林通過電話與洪森進行聯繫，表示他和農謝要求投向政府。洪森當即與正在北京養病的西哈努克國王進行了聯繫，國王表示歡迎。喬森潘和農謝獲悉後便作出了投向政府的決定。
喬森潘1934年出生在高棉的柴禎省。他曾是西哈努克國王民社同盟時期的國民議會議員，後又出任商業大臣，1967年離開金邊加入紅色高棉隊伍。1970年至1979年曾任高棉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國防大臣、副首相，高棉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總司令，民主高棉國家主席團主席，民主高棉政府總理。
農謝1927年出生於馬德望省。他曾任高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書記、高棉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由於抵制1993年5月23日由聯合國主持的大選，民主高棉隨後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原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1998年4月15日病逝於柬泰邊境。到1998年12月初，幾乎所有紅色高棉武裝力量都已投向柬政府。現存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中只剩下塔莫克仍藏匿在柬泰邊境一帶。
紅色高棉的前身是印度支那共產黨高棉支部名高棉人民黨，1960年9月30日改名高棉勞動黨。1966年又改名為高棉共產黨，總書記是波爾布特。1970年3月18日，朗諾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民族統一陣線，並擔任主席。高棉共產黨加入了這個陣線。5月5日，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成立民族團結政府，柬共領導人喬森潘擔任副首相。柬民族團結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經過5年的浴血奮戰，於1975年解放全國。
民主高棉空軍國籍標誌
民主高棉空軍國籍標誌高棉於1976年1月5日頒布新憲法，改國名為“民主高棉”。4月，西哈努克親王宣布退休。喬森潘任國家主席團主席，柬共總書記波爾布特任總理。這時，柬共實際掌握了國家領導大權。1978年年底，越南出兵10萬，侵入金邊，扶植韓桑林政權。1979年8月21日柬共成立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1981年12月6日柬共宣布解散。1982年7月，西哈努克同紅色高棉再度合作。西哈努克、宋雙、喬森潘三派實現大聯合，組成民主高棉聯合政府。
1991年10月，高棉問題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簽署了巴黎協定。1993年5月，高棉舉行全國大選。紅色高棉內部對大選有兩種主張：喬森潘力主參加大選，回歸社會。但波爾布特主張不參加大選，最後波爾布特的主張占上風，紅色高棉仍割據一方。高棉問題專家認為，紅色高棉不參加大選是重大失策，這使紅色高棉與社會隔絕，失去了回歸社會的大好時機。自1993年以後，紅色高棉在柬王國政府軍事進攻和和平安撫的攻勢下，逐步走向分化、瓦解、衰落。
1994年7月7日，柬國會宣布紅色高棉為非法組織。7月11日，紅色高棉在安隆文宣布成立由喬森潘任總理的民族團結救國臨時政府。1996年柬王國政府加緊進攻，瓦解紅色高棉，年初發動大規模攻勢。3月，駐守梅萊山根據地的紅色高棉18師師長興朋率部向政府投誠。
1998年4月15日深夜11時15分，紅色高棉前領導人波爾布特在高棉安隆文附近的一座小木屋裡因心臟病發作去世。4月下旬紅色高棉最後一個據點安隆文失守，塔莫克等率領數百名紅色高棉士兵進入柬泰邊境叢林中。
主要經歷
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的一間破舊房屋裡，高棉勞動黨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組織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歸來者如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喬森潘等進入中央領導層。
農民起義
1962年高棉勞動黨總書記杜斯木神秘失蹤，波爾布特繼任。從此，留法派成為高棉革命的領導核心。六十年代初的高棉是絕不允許共產黨存在的。1963年5月波爾布特、宋成、英薩利等被迫逃入磅舜省叢林，在農村進行革命宣傳。
1967年4月馬德望省三洛地區農民爆發反徵稅起義。已正式改名的高棉共產黨，他們覺得開展武裝鬥爭的時機已成熟，於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裝——高棉革命軍，並在各地發動起義。高棉革命軍在高棉王國政府軍圍剿下東躲西藏，疲於應付。然而，美國對高棉的干涉為高棉共產黨帶來了崛起的意外機遇。正在忙於越南戰爭的美國對高棉王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為不滿，1969年3月起派飛機轟炸成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庇護所”的高棉領土。民族矛盾上升為高棉主要矛盾。高棉共產黨轉而扛起抗美救國的旗幟。1969年底高棉革命軍就增加到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國策劃高棉右翼勢力朗諾、施里瑪達等發動政變，廢黜諾羅敦·西哈努克並建立高棉共和國。1970年4月美國和越南共和國侵略高棉。在大敵當前，諾羅敦·西哈努克國王和高棉共產黨摒棄前嫌，攜手抗美，結成抗美救國統一戰線。
70年代的高棉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紅色高棉武裝）
70年代的高棉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紅色高棉武裝）1971年底高棉革命軍粉碎高棉共和國政府的“真臘二號”軍事行動，已取得戰場上的主動。1973年8月美國飛機停止轟炸。高棉革命軍發展到5萬人，解放了90%以上的高棉共和國國土，完全控制高棉共和國首都金邊市外圍地區。1975年1月1日高棉革命軍對高棉共和國發起總攻。1975年4月1日高棉共和國總統朗諾以去外國治病的名義離開高棉共和國首都金邊市。1975年高棉共和國首都金邊市掛起了白旗。高棉共產黨領導下的高棉革命軍取得了抗美救國戰爭的全面勝利，在世界上再創了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例子。
極左路線
高棉首都金邊市居民慶幸戰爭結束，但還沒來得及歡迎勝利者，就接到緊急疏散的命令。人們匆忙帶著點隨身用品，沒有明確目標地逃往農村。三天后，200萬人的金邊成了“居民不足三萬、只有一家商店”、“沒有小汽車，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兩三萬人死於疏散途中。
高棉共產黨的罪惡
高棉共產黨的罪惡紅色高棉聲稱這是因為美國飛機馬上要來轟炸，後來又說是怕城市裡隱藏著大量階級敵人。事實上是紅色高棉沒有經驗、也不準備學會管理大城市。在他們看來，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它會腐化幹部和民眾。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城市。高棉共產黨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內使國家實現現代化。把高棉變成一個農業社會後，它著手推廣原解放區實行的農村合作社制度。取消貨幣和市場，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制。男女老少集體勞動，在公共食堂集體就餐。高棉原是個魚米之鄉，但因糧食產量逐年下降，人們只能勉強喝上稀粥。紅色高棉禁止私人擁有財產，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組織安排，婚後夫婦要分開居住。禁止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勒令僧侶還俗。視知識為罪惡，不設正規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締傳統歌舞戲劇，嚴禁西方文化傳播。人們不能自由流動。全國沒有郵政電信，也沒有醫院。紅色高棉把人分為“舊人”和“新人”。“舊人”是解放金邊前已在解放區的人口，主要是農民。“新人”則是高棉共和國的軍政人員、知識分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們處在“舊人”的監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餓死、累死和被隨意處死者不計其數。
民主高棉國旗1976年夏，一直處在幕後的波爾布特出任民主高棉政府總理。年底他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而後開始了對黨組織的內部清洗。大批紅色高棉黨員成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僅金邊南部的“圖士楞”監獄就處決了14000名紅色高棉領導幹部及其家屬。高棉民主共和國對外也處在自我封閉狀態。到1978年底除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這個國家派有外交人員。紅色高棉認為革命後高棉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要消滅各種差別，“在高棉一舉建成共產主義”。而紅色高棉的“組織絕對正確”論和波爾布特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使紅色高棉的種種極端乃至殘暴的政策得以實施。在其執政的四年時間裡，高棉至少有100萬人非正常死亡，而當時高棉總人口只有700萬人。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而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高棉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高棉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寮國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越南入侵
1977年9月波爾布特通過民主高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人民發表了一篇長達五小時的演講，主要內容是反對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高棉人民包括紅色高棉的許多中高級領導幹部都是第一次聽到自己領袖沙洛爾·波爾布特的聲音，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聽到波爾布特這個名字。之前他們只知道執政黨是“安卡”【高棉語（即高棉語“組織”之意）】。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對其鄰國民主高棉發動侵略戰爭。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統一後，黎筍集團地區霸權主義野心急劇膨脹。1975年6月4日，越軍強占高棉的威島。從1977年起，越柬邊境不斷發生衝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軍先後兩次入侵高棉。1978年6月，越南加入經互會。11月上旬，《越蘇友好合作條約》簽訂。蘇聯對越南的軍事援助迅速增加。
12月25日，越南出動10多個師，20多萬正規部隊，分兵7路，向民主高棉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1979年1月7日，占領金邊，並拼湊韓桑林為首的親越政權。越南的侵略行徑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東協國家的強烈譴責。聯合國大會從1979年以來，每年都通過決議，要求越南無條件地從高棉撤軍，恢復高棉的和平、中立、不結盟地位。高棉人民奮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高棉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1979年10月成立宋雙領導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爭取高棉獨立、中立、和平與合作民族團結陣線。1982年6月22日，三方愛國力量組成高棉聯合政府，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和支持。越南速戰速決占領高棉的計畫破產。
徹底覆滅
1989年9月越南從高棉撤軍。1991年10月23日越南侵略高棉戰爭四方在法國首都巴黎簽署《巴黎和平條約》。高棉實現民族和解，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全國大選。從1992年2月起，聯合國陸續派出22萬名工作人員，花費近28億美元來幫助高棉實施《巴黎和平條約》。而作為《巴黎和平條約》簽署方之一的紅色高棉卻拒絕與聯合國合作並抵制全國大選。除紅色高棉外，其他19家政黨都參加了1993年5月舉行的高棉全國大選。而紅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歸高棉政府的歷史性機遇。高棉大選後高棉組成高棉王國政府，高棉奉辛比克黨和高棉人民黨達成妥協聯合執政，拉那烈任高棉王國第一首相，洪森為高棉王國第二首相。紅色高棉失去國內盟友和國際社會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紅色高棉雖想在新政府中謀取一席之地，但又不願面對宿敵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現實，更不願交出地盤和解散軍隊。雙方的兩次圓桌會議都無法達成條約，1994年7月7日高棉王國國會宣布紅色高棉為非法政黨。
在高棉政府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紅色高棉內部思想混亂，士兵厭戰思鄉開始逃離。對此，紅色高棉始終沒有制定切合實際的對策。波爾布特對外迷戀軍事鬥爭的魔力；對內堅持抗美時期的做法，反對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強化黨的絕對領導，清除持不同政見者，結果激起政變。紅色高棉第二號領導人英薩利主張政治談判和內部改革，但不為波爾布特所容，作為享樂主義和投降主義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英薩利率領兩個師與紅色高棉分道揚鑣。拉那烈和洪森馬上與英薩利達成和解條約，允許英薩利在解放區享有自治權利。諾羅敦·西哈努克國王還下令赦免英薩利。英薩利的分裂使紅色高棉喪失了4000人的精銳之師，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寶石等經濟來源。而高棉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則摧垮了紅色高棉的心理防線。紅色高棉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幾個師脫離紅色高棉，而後改組加入高棉政府軍（高棉王家軍）。到1997年5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80%的軍隊，大勢已去。
1997年高棉奉辛比克黨與高棉人民黨明爭暗鬥，又給殘存的紅色高棉一線希望，部分紅色高棉成員甚至與拉那烈派結盟反對高棉人民黨。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驅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勢。紅色高棉的如意算盤又一次落空。此後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高棉再次舉行全國大選，拉那烈派與洪森派重新妥協聯合執政。紅色高棉對前途已完全絕望。
波爾布特1998年4月去世後，剩下的紅色高棉領導人陸續走出叢林，形成又一輪投降浪潮。最後是12月5日肯農等8位將軍率數千餘部的投降，以及領導人喬森潘、農謝的投降。1998年成了紅色高棉的投降年和終結年。高棉特別法庭2009年2月17日首次正式開庭審理前民主高棉領導人。 當日受審的被告是民主高棉時期S－21監獄的負責人康蓋堯（別名“杜池”）， 康蓋堯於2007年7月31日被高棉特別法庭拘押，他被指控犯有反人類罪和虐待等罪行。根據法庭檔案，在他擔任S－21監獄負責人期間，共有約1．5萬名囚犯被處決或因受虐待和條件惡劣等原因死亡。 高棉特別法庭由聯合國和柬政府聯合成立，專門用於審判涉嫌犯有嚴重反人類罪行的前民柬領導人。除康蓋堯外，還有4名被告被該法庭拘押，包括前民柬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民柬二號人物農謝、民柬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英薩利及其擔任社會事務部長的妻子英蒂麗，他們被指控犯有反人類罪和戰爭罪。
大屠殺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高棉被十萬越南軍隊和內部的反叛武裝推翻。此後，有關紅色高棉血腥的歷史資料逐步公諸於世。而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檔案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是因為紅色高棉製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匿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資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高棉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颱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痕跡可尋。
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一九七五~一九七九年高棉共產黨執政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人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人。一般認為，100萬人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人到800萬人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人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府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高棉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民族“屠殺”是指在高棉的2萬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名華裔死了21.5萬人，1萬寮國裔死了4000人，2萬名泰裔死了8000人，25萬名伊斯蘭教信徒死了9萬人，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高棉在1975-79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裡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飢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畫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倖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箇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蘇聯和中國：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檔案，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1973年5月開始，在紅色高棉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紅色高棉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高棉革命的轉折點。紅色高棉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紅色高棉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高棉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高棉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1975年5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布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檔案（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後來了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1979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高棉；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布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布高棉革命是“共產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么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高棉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裡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者，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裡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高棉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者回憶說，在每周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乾？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民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里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在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建立政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生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高棉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後來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計畫，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槓桿，如一位領導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分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高棉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萬被遣送到這裡的公民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訊息上報到中央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高棉共產黨黨內清洗和對被懷疑的公民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領導幹部問罪，這就迫使高棉共產黨基層領導幹部把公民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畫就這樣成為了子虛烏有的“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國家，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成為高棉共產黨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高棉共產黨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1976年12月，當S21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裡。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醜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鳳梨那么多的眼睛”。
民主高棉肅反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國家機構、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鎮壓東部地區的叛亂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僅四年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裡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民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德國的民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么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國家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革命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這裡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上學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么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革命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社會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紅色高棉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制》（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據他所作的五百份採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高棉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高棉自己的觀點。高棉首相洪森的《高棉130年》1998年4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高棉發行）。根據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思想根源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高棉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朝鮮以後，他對紅色高棉基本路線的產生根源有了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澤東思想的東西源於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蘇聯十月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到1960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裡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人民公社，而在蘇聯和中國，人民公社是建國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畫”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建國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特徵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黨組織的指令和AK47衝鋒鎗。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民眾遊行等等，在高棉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高棉共產黨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建立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建立政權後在全國推廣，農民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戶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準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高棉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資產階級的結構。在中央集權方面，高棉共產黨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紅色高棉兩位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法國留學時期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布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鎮壓東部地區叛亂而有鐵腕將軍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位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位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位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位女兒中的一位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位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位也是某家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伯”。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國家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鐵腕將軍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領（1999年4月被捕），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國小重新開放（有材料說公民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分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大學，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貨幣。高棉共產黨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蹟，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高棉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高棉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傀儡國家。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