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公平，即是北宋徽宗朝的權相蔡京。蔡京（仁宗慶曆7年－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047－1126）字元長，興化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公平
- 含義：北宋徽宗朝的權相蔡京
- 來源朝代：欽宗靖康元年
- 住址：興化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人
簡介,人物生平,
簡介
高平公：當指北宋徽宗朝的權相蔡京。
蔡京（仁宗慶曆7年－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047－1126）字元長，興化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人。
人物生平
熙寧進士；元祐初，知開封府；徽宗朝，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為右僕射，拜太師。次年，封嘉國公；五年，改封魏國公；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改封楚國公；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改封魯國公。蔡京對於“國公”的封號，十分在意。他親筆為唐明皇書>作跋文，末署：“政和五年四月望太師魯國公蔡京謹題”(見清人陳焯>)可證其對此種封號的重視程度。蔡京在徽宗朝任宰相，屢因難平眾議而四起四落，但昏庸的徽宗皇帝對他的寵信卻是一貫的，以致稱為“六賊”之首。本序稱>綴輯成編在“七月己巳”，考>所記閏朔，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歲次戊子之七月，恰有己巳之日，當是該月之二十日。當時，蔡京正擁有“魏國公”的封號。>卷472>蔡京本傳記載：“(崇寧)五年……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府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豐亨豫大”的一項具體內容就是飲酒享樂，看舞聽歌，伴隨著“一曲新詞酒一杯”的實際需要，蔡京請求晏幾道寫作歌詞，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王灼>載：(晏幾道)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為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曉日迎長歲歲同”云云，原詞均略)，竟無一語及蔡者。王灼所謂“不踐諸貴之門”、“無一語及蔡”，顯然是讚美小晏的品節，而同時又說“欣然兩為作‘鷓鴣天’”，這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嗎？要知道，填詞本是小晏的專擅，他精於此道，也樂於此道，所謂“欣然”，當是指他從事歌詞創作時從中感受到的樂趣，而不是為蔡太師作詞而覺得榮幸欣喜。小晏所作，純是歌唱的詞句，故而只標調名，沒有題目，很少涉及官場中的種種關係。故而，“無一語及蔡”，也不足怪。再者，小晏的詞篇早已被歌兒酒使帶到各地廣為傳唱，寫兩篇新作，先交給蔡府去唱唱，根本算不得什麼事，故而“欣然”命筆。蔡京那一方，自然很是受用，而兩首歌詞不能饜足，繼而要求小晏提供他的全部詞作。恰好，晏幾道自己也正有結集的打算，一是多年積累下來的作品須要清理，二是郵傳抄寫過程中出現的訛誤須要訂正；基於此，滿足蔡京的請求，把自己的全部詞篇編成集子，名曰>，交給蔡府去演唱，也是合乎情理的事。然而，蔡京的名聲畢竟太差，而在序言中述及編纂詞集過程時又不宜對蔡京避而不言，怎么辦？只好在稱謂上變變花樣，不按一般的習慣稱他的封號，稱他的籍貫(或以郡望代籍貫)，而是多設一層曲折，說得更隱蔽一點兒，於是把“魏國公”稱作了“高平公”。那么，它的根據又是什麼呢？這是由於魏明帝曹睿的陵號叫做“高平”；故而就用它作為“魏”字的代稱了。這個稱謂上的特殊處理，恰好顯示了小晏對蔡京的那種不亢不卑、若即若離的態度，既不失自己作為聲望顯赫的前朝宰相的公子的高貴身份，也用稱呼宰相的規格稱呼蔡京，從而給口碑欠佳的這位魏國公留了一點兒面子，而從中反映出來的人際關係確是複雜而微妙的。舊說以為“高平公”指范純仁，恐不確。年代上，由於晏幾道的生年難以確定而無從推斷，只好不論。據>范純仁本傳中的一些記載，可知他與徵求歌詞之事難以搭界，茲摘錄數語如下：“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直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自以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這些情況，與蔡京的“豐亨豫大”恰是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他又哪來的興致去徵集小晏的歌詞呢？再退一步附帶說幾句。史傳所載是基本情況，不能絕對地看。范純仁很可能從他父親范仲淹身上繼承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美好品德，為官廉潔，生活簡樸，但也並非從來不參加宴會，一貫不聽歌看舞，他僅有一首[鷓鴣天]詞留傳下來，標題是“和韓持國”，恰恰就是描寫歌舞酒筵的，其詞曰：“臘後春前暖律催，日和風暖欲開梅。公方結客尋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添管龠，續尊罍，更闌秉燭未能回。清歡莫待相期約，乘興來時便可來。”不但有客、有酒、有音樂，歡宴直到夜闌更殘，而且他自己更是興致勃勃，非常的“投入”。但是，這也只能是他生活中的一個真實的、但並非基本的側面，而且是由當時的社會風氣和他身居宰輔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他並沒有沉湎於此，也不以此作為結朋納黨的手段，故而並不能作為他曾向晏幾道徵集歌詞的旁證。更有意思的是，范純仁這首和詞的原唱作者竟是韓維(他字持國，所作原詞己佚)。這個人，原是故相晏殊的門生舊吏，小晏曾好心好意地把自己的詞篇抄送給他，他不但不領情，反而板起面孔、擺出老資格，訓斥小晏“才有餘而德不足”，應該“損有餘之才而補不足之徳”，措辭相當尖刻嚴厲(詳見陸友仁>)。可是他自己呢，卻也作詞、也聽唱。由此可見，北宋時代一般自視清廉方正的官僚士大夫，儘管也有酒筵歌舞之類的交際應酬活動，但絕不把它視為正事，更不會向才子詞人們去徵集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