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符號學

體育符號研究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第二代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皮埃爾·布爾迪厄、讓·波德里亞和翁貝托·艾柯等不僅對體育事件多有評析，也或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自己的體育符號思想，這成為了體育符號學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從70年代到90年代末，體育符號學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中，而且發展得並不均勻。進入21世紀以後，國內開始逐漸出現體育符號研究，而國外體育符號研究則進入了高度發展的階段，體育符號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呼之欲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體育符號學
• 外文名：Semiotics of Sports

研究現狀

體育在當代社會中地位獨特，四年一屆的“奇觀賽事”——奧運會和足球世界盃已成為全球化時代中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事件之一，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的全球影響力絲毫不在聯合國之下。雖然“體育符號學”的提法恐怕還有待學理的進一步論證，但體育學與符號學的結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體育符號研究日益成為符號學研究中的熱點。從事體育符號研究的學者遍布社會學、體育學、傳播學、文化研究等領域。當下的體育符號研究主要集中在身體文化、競技體育、體育神話在奇觀賽事中的建構以及各類體育形象的符號意義等，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不外乎雙軸關係、無限衍義、符號方陣、符指過程分析等傳統的符號學研究方法。由於至今尚無具深遠影響力的專著問世，因此很難說體育符號學已建構起成型的學科體系。但體育文化現象，尤其是體育“奇觀”作為重要的媒介事件使體育正在從當代文化的邊緣走向核心。第二代符號學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敏銳地洞察到這一嬗變歷程，他們紛紛以體育文化和體育社會現狀為研究對象展開論述。可以說，這些符號學先驅推動了體育符號研究的發展，使其有不得不向前拓展之勢

體育思想理論

當前體育符號研究的邏輯起點大都肇始於羅蘭·巴爾特、讓·波德里亞、皮埃爾·布爾迪厄和烏蒙貝托·艾柯等第二代和第三代符號學家的早期符號學研究。雖然他們在體育符號領域的研究不成體系，多呈現散文體和碎片化的特徵，但有些精闢獨到的觀點依然能夠成為後續研究者重要的理論依據。

巴爾特理論

在眾多的符號學家的研究中，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對體育符號的研究最呈體系化和規模化。在《神話學》這本早期著作中，《摔跤世界》成為了開篇之作，是所有神話論述中篇幅最大的，也被巴爾特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篇論述。由於這裡列舉的摔角有別於競技比賽中的摔跤項目，因此羅蘭·巴爾特在此構建的應當被更準確地定義為“體育遊戲的符號學分析……在這裡，巴爾特隨心所欲地構建起一個複雜的身體符號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每個元素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於他對於摔角手的刻畫。”文章從摔角運動員的著裝、神情、動作和比賽中各種行為等一系列符碼對摔角作出了由表及里的符號學論述，從微觀——摔角運動中的“苦難”呈現、到中觀——有關摔角之於古羅馬鬥獸場表演的隱喻，再到巨觀——摔角在西方娛樂工業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巴爾特通過對摔角手的身型符號與痛苦消費、摔角比賽中能指與所指的脫節和摔角比賽共時系統與聚合軸的分析，“讓體育遊戲的符號學分析有了較為明確的研究範式和框架。”

《神話學》法語原著中的另一篇重要作品《作為史詩的環法大賽》沒有被英文版輯錄，但它卻是羅蘭·巴爾特符號研究的重要內容，甚至可以被稱為“體育符號研究的奠基作品。”這篇文章以1955年史詩般的環法腳踏車賽為對象，通過對運動員的符義學研究視角的挖掘，對環法大賽自然符號的書寫，對體育運動“領先、跟隨、逃避和崩潰”四種行為符碼的勾勒，提出了體育道德的符號悖論，指出“在用於犧牲的悲劇倫理與現代競技的現實主義需求之間，在理想之一的悲劇倫理與現代競技的現實主義需求之間，是體育道德的混雜與悖論。”因此，這篇文章建構了一套比較清晰的體育符號分析系統，足以成為後續研究的範本。

1960年，巴爾特受加拿大魁北克電視台之邀為體育紀錄片《人類的體育》撰寫解說詞。紀錄片裡包含西班牙式鬥牛、F-1賽車、環法腳踏車賽、加拿大冰球、英格蘭足球等多個男性特徵明顯的運動項目，後來被集結成《什麼是體育》一書出版。巴爾特通過死亡的悲喜劇、多重悖論、體育的力量、跨越以及體育的實質等章節的書寫，令“體育運動中的各種社會意指變得豐富多遠，開始打破結構主義符號學中能指與所指之間傳統的二元對立，符號傳遞意義的能力被重新定義。”自此，巴爾特構建起了體育符號研究的基本路徑和方法。

布爾迪厄理論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對體育現象的興趣更濃。他在《男性統治》一書中就身體的社會構造、男性氣概與暴力等問題進行了精闢的闡釋，其中不少意指過程和表述運用了傳統的符號學研究方法。

布爾迪厄1983年7月在“體育、社會階層與亞文化”國際社會科學會議上宣講的論文《體育社會學計畫》被公認為法國體育社會學的開篇之作。前期受涂爾幹結構主義影響濃重的布爾迪厄在論文中運用自己之前提出的場域論，提出了體育社會學的構架，指出“在一個場域中，各種因素和各種機制是以多種不同力量的形式，在一個建構性的規則下和一定的遊戲空間中，處於相互角力的過程。在場域中支配方已有辦法消除抵抗和對支配權的質疑。”布爾迪厄的這一研究幾乎成為了法國體育社會學的代名詞。

此外，布爾迪厄還在多部著作中論及體育與權力、經濟的關係，例如他於1992年10月2日在柏林參加“體育的哲學社會學年會”上的發言文章《奧林匹克——日程分析》，通過能指與所指、外延與內涵的關係，將電視呈現的奧利匹克奧運會進行了符號學分析。他指出：“隱含的所指，是電視錄製並播出的情景，是展現在賽場上看上去沒有什麼民族差異的片段經過各國處理後的結果。這是個雙重掩藏的客體，一個是誰也無法得窺全貌，二是誰也無法瞥見它是否被瞥見，因為每個觀眾都誤以為自己看到了真正的奧運盛會。”布爾迪厄的“場域論”和“習性”理論對於體育社會學的影響相當深遠，運用這一理論進行的實證研究在全球範圍內有百個以上。

鮑德里亞理論

法國後現代主義的標誌性人物讓·波德里亞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論及當代體育文化的重要影響和符號意義。在著名的旅遊傳記《美國》中，他先後對流行於美國的慢跑、霹靂舞、紐約馬拉松賽等體育運動展開了巴爾特《神話學》中的符號學解析。“馬拉松是一種表演式的自殺形式，一種廣告體的自殺形式。跑步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極限，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達到終點。”《美國》當中論述的恰好是歐洲體育中不常見的運動項目。

波德里亞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描述中大都運用到反諷的修辭手法。例如在《冷記憶4》中他有力地諷刺了1996年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百年奧運盛典。尤其在提到隨後進行的殘奧會時，他指出“剩下的只有把性也作為奧運會的一個比賽項目：性奧運會。如同在亞特蘭大那樣，為性障礙者舉行同樣的一個運動會。”③在這裡，波德里亞清晰地提出了體育在當代社會中起到的去符號化功能。“體育運動中的暴力不屬於真實的衝突，它通過對想像暴力的分流來消除真實的衝突……因為足球和世界盃，體育偷走了屬於政治的民族凝聚力，整個政治進入了體育運動場——如同拜占庭帝國的命運進入了賽馬場的賽馬中那樣。”

讓·波德里亞在其重要著作《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將體育與“失利”聯接起來。波德里亞在此論述了價值與符號的矛盾關係。“在比賽中獲得勝利，運動員就激活了完整的價值體系，由此他也換來了個人的名譽地位。”但在現實的符號世界中，欲望是無法通過幽靈般的構造來滿足的，反而可能會引來由欲望帶來的可恥的的失敗。

此外，波德里亞在《擬仿物與仿像》、《邪惡的透明性》、《致命的策略》、《消失的螢幕》等十餘部代表作品中多次論及當代體育文化，尤其是作為現代文化中“超現實”代表的體育媒介文化正在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在波德里亞的最後一部著作《嘉年華與食人族》中，他探討了2006年世界盃上齊達內頭頂馬特拉齊事件。他摒棄了自己在《海灣戰爭不曾發生》中提出的“當戰爭進入新聞，已經不再是一場是在的戰爭，而變成一場虛擬的戰爭”②的觀點，不僅明確了這一事件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恐怖事件”。他對齊達內這一令人瞠目舉動的描述反諷到了極致，認為是齊達內“讓整個決賽從表演的高潮達到功能障礙的高潮，他以華麗的舉動來反對美好的事物，瞬間在全球化的中心突出地證明了虛無。”

艾柯理論

義大利符號學家翁貝托·艾柯持典型的消極體育觀，他對義大利人最關注的足球比賽予以了較多的關注。在《遊走於超現實之中》一書中，他對世界盃這項“奇觀”賽事帶來的特殊社會現象展開研究，以《體育閒談》和《世界盃與壯觀景象》兩篇文章，通過無限衍義等符號學原理，清晰地闡釋了他的消極體育觀“體育運動是被‘廢物’的觀點所統治的，所有的體育運動都是做無用功……足球運動員就是一群怪物，是上帝也恥笑的人，他們用類似藝妓一般裹過的壓縮和退化了腳來實現全盤機械化。”雖然他極盡作家之能事地批判了一切與足球相關的事物，但文章實質上卻反映出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社會上的各種體育文化現象。

這些符號學先哲在經意或不經意之間充盈著體育符號研究的一個個空白點，使之成為後續研究的基礎理論。在這些體育符號思想的影響下，體育符號研究的發展逐漸勃興。

國內發展歷程

國內體育符號的研究起步較晚，在2000年以前幾乎沒有多少相關研究。進入21世紀以後，國內不少體育和文化學者紛紛使用符號學的基本原理對體育文化現象展開研究，取得了不容小覷的進展。周二三運用羅蘭·巴爾特的能指、所指關係對體育活動進行巨觀的符號學解讀，提出了體育是競技、健康、交往和休閒娛樂的符號。楊文運、馬國強通過無限衍義和意指過程分析對體育明星的符號屬性、符號結構、符號類型、符號學界定和象徵意義展開解讀。何平香的《體育非語言符號探討》對體育競技賽事中包括手勢和體態語在內的各類符號展開解讀，運用的主要是語言學的研究維度。張德福從皮爾斯的符號學原理出發，對體育與消費社會、體育與符號以及體育與廣告等內容進行了解讀。張歡華提出，體育不僅是身體的實踐，更是符號的實踐。當代體育是一種社會神話，是由大眾媒介產生出來的。韋梅和陳錫堯提出，形象景觀是體育賽事的價值符號，它包括形象系統與景觀系統。楊韻對體育消費的符號化現象問題進行了考察，並對體育消費的符號價值進行了分析。⑥任冀軍等從符號與體育的關係出發，對體育符號進行了分類，對體育符號的生產展開研究，指出了體育符號在人文社會研究領域的適用範圍。陳偉和郝勤從信息符號理論的角度探討了體育傳播學的學科特徵和研究現狀，指出非語言符號是體育傳播研究的重要內容。常先厚從符號和文化哲學出發，對現代中國的體育傳播進行了考察，得出“尚力精神”是中國當代體育重要符號的結論。魏偉的《解讀神話：南非世界盃電視轉播的符號學研究》運用了符號的雙軸關係和羅蘭·巴爾特的神話學解讀方法，對南非世界盃官方轉播機構HBS的影像、同期聲、解說、特技和三層神話進行了解讀。他之前對網路體育傳播也進行了符號學的研究，運用到了無限衍義和格雷馬斯述真方陣等符號學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成果儘管較為零散雜亂，未能形成比較系統的研究體系，但還是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的體育符號研究起步較早，研究人員眾多，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雜誌是早期介入體育符號研究的重要期刊之一。俄羅斯學者薩拉夫發表於1977年第2期的《體育活動中的符號學符碼》從大眾傳播系統中的體育、體育發展中的符號功能、大眾文化系統中的體育和體育的再現功能對體育符號進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揭開了體育符號研究的序幕。隨後，法國學者米歇爾·布埃用經典符號學理論對奧林匹克現象進行了巨觀和中觀的解讀，這是奧林匹克符號研究的開始。匈牙利學者佐爾坦·科維塞斯對體育符義學進行了開拓式的探索。70年代體育符號研究的另一項成果是英國學者愛德華·巴斯康姆比編輯的《電視中的足球》，書中對1974年西德世界盃的文化和電視符號進行了研究。儘管今天看來，當時的研究比較粗淺，理論並不成熟，但不失為體育符號早期研究代表作品之一。

波蘭學者茲比紐·克拉茲克是運用符號學進行體育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運用符號學方法解讀體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而後，他將這一成果系統化地呈現在他的專著中。到90年代，他對體育符號的研究進入微觀層面，對體育行為的符號學考察成為他的研究重點。

1997年，德語版《符號學雜誌》第4期推出了《體育符號學》專輯，旨在推動體育符號研究的發展。芒德·海茨格的《作為符號學對象的體育》從體育研究的諸多視閾展開了符號學探究，是這一系列研究的開篇之作。喬治·弗雷德里希等的《從符號學視閾看體育作為一種文化碎片》以巨觀的視角來審視體育的文化符號功能。托馬斯·阿爾克梅耶爾對體育社會表現的符號結構進行了分析，他的研究較為巨觀，充滿了辯證的色彩。莫妮卡·蒂埃勒分析了德國不萊梅體操訓練中心的符號價值的意義，進而推廣到體育建築的符號。雷納特·杜爾等對體育運動圖示符號的實用性和靈活性進行了研究，主要運用的是康德和皮爾斯的理論。此外，海茨格還對體育活動中的身體表現進行了符號學研究。以上這些研究雖然在方法和視閾上並無多少創新之處，但也為呼之欲出的體育符號學學科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後期的體育符號研究延續了之前研究的特點，在類型和視野上不斷開拓。比利時學者威倫·赫斯靈對電視體育的圖像進行了系統的符號學研究，他以足球、網球和腳踏車三項受到西歐人喜愛的體育項目為例，運用了法國符號學家梅茨的電影符號學理論，探討了電視體育符號的類型和意義。芬蘭學者索雷·維若拉從性別視角對混合團隊運動展開了符號學的分析。法國體育社會學者帕斯卡爾·杜雷和馬里昂·沃爾夫對《隊報》中登載過的21個冠軍進行了體育英雄主義的符號學分析，運用巴爾特和格雷馬斯的符號學理論進行了細緻的分類。丹麥學者漢斯·邦德從90年代起連續運用符號學的方法來研究丹麥體操的歷史發展⑨和體操歷史上的標誌性人物尼爾·布克。美國學者愛德華·阿姆斯特朗運用巴爾特、波德里亞和艾柯的理論，對作為能指的23號球衣和作為所指的麥可·喬丹進行了符號學研究，在7個層面上進行了對比研究。

進入21世紀以後，體育符號研究進入了高度發展的軌道，運用符號學進行體育研究的論文和著作顯著增多。英國學者艾利恩·甘迺迪對電視體育中的男性統治進行了符號學和敘述學的探究，而後他在與編著的《體育，媒介與社會》一書中大量運用了符號學方法，尤其是巴爾特的神話符號學分析方法，對當代社會的體育傳播現象展開分析。朗·白肖普從波德里亞、德波和詹姆遜的理論出發，運用符號學的方法，對職業體育運動的吉祥物展開研究。這是有關體育吉祥物符號研究的一篇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英國學者安東尼·金運用巴爾特的經典符號學闡釋，對1992年改革後的歐洲足球進行了符號學分析。希臘學者克里斯托斯·卡西梅里斯在分析歐洲足球的符號身份時，運用了“足球符指過程”這一提法，他的著作中有多種符號學研究方法。美國學者喬舒亞·紐曼通過後現代理論結構和符號學的方法，對密西西比大學隊吉祥物的符號價值進行了研究，發現這一吉祥物與族群間的差異有著密切的聯繫。義大利學者毛利西奧·貝蒂尼對古希臘的體育運動展開了符號學和人類學的分析，這是為數極少的對古代體育運動進行的符號學研究。法國學者大衛·勒·布雷頓對極限運動進行了符號學的分析，尤其是對這項運動“死亡”的符號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釋。吉姆·丹尼森和皮克·馬庫拉運用巴爾特的符號學方法對衣索比亞田徑運動員格布雷希拉西耶的新聞發布會進行了符號分析，其微觀之處與巴爾特的《摔角世界》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系列研究雖然無法完全構建起體育符號學的學科體系，但體育符號研究已經在廣度上邁出了重要的步伐，亟待比較嚴密的學理論證 。

前景

冷戰後，由於競技體育成為和平時期國家、地區、民族之間戰爭的隱喻，因此它受到的關注度大大提升。類似奧運會、足球世界盃這樣的“奇觀”賽事更成為聯繫全人類的紐帶。因此，當下體育符號學的研究主要還是圍繞著競技體育展開。對體育明星、體育廣告、體育吉祥物和各種體育傳播現象展開符號學研究是體育符號學初期發展階段的重要內容。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對體育本質的探究、身體文化的形式、民眾體育等內容也將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和重點。

在最近幾次體育社會學國際學術會議和奧林匹克科學大會上，運用符號學理論進行體育研究的學術論著顯著增多，學術質量也有提升。尤其值得可喜的是，部分相關研究開始逐漸擺脫傳統符號學的影響，正在形成獨立的、有“體育”特色的體育符號理論和觀點，這對於體育符號研究無疑是一個福音。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體育產業的逐漸發達，體育文化的日漸勃興，體育符號研究必將成為當代體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體育符號學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