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救國論，是20世紀30年發生的一場關於怎樣認識體育社會價值問題的學術爭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體育救國論
關於20世紀30年代學術爭論中的體育救國論問題，嚴格地說，它不是一種系統的體育理論思想的討論，而是如何認識一種體育思潮的社會價值。“體育救國”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維新運動時期。但是這一觀點的最終形成，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五四”時期，在民主與科學的主旋律下，人們紛紛地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救國主張。諸如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音樂救國、醫學救國等等。其中也有人提出了“體育救國”的主張。認為要積極改善中國人的體質，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
體育救國的理論，最早當源於孫中山“富國強種”的體育主張。後來在1915年10月15日的《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上，由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首先提出體育中的“獸性主義”一說，使體育救國的主張得到了公開的的討論。1917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別名在《新青年》雜誌的第3卷第2號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的論文。其中指出：國力恭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因此他認為：國家必須大力提倡體育。因為體育對個人來說，它可以“養生”；對國家來說，則可以“衛國”。所以他主張通過發展體育，走救國救民的道路。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者占了我國東北地區，並時刻窺視華北，我國抗日救亡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這種情況下，“體育救國”的理論重新在體育界響起，呼聲也越來越高。在當時，多數體育工作者贊成“體育救國”這個口號是出於愛國熱枕。因為他們認為：以強鄰壓境，困難臨頭，我中華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全國國民團結精神，集中力量，加緊體魄訓練，用鐵血和肉彈衝破此重重死線，恐將無其他出路。[1]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使不少優秀青年，走上了從事體育專業工作的發展道路。體育救國也成為當時推動中國體育發展的一股強大的源動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體育救國”的口號，既有它發展體育的積極意義，也有它發展體育的理論局限性。而且後來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表明：“體育救國”口號在動員人們重視體育，積極參加抗日戰爭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只靠發展體育顯然是救不了國的。救國還得靠正確的政治領導，靠軍事，靠廣大民眾參加的政治鬥爭。“體育救國”的理論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就再也不為人們所關注了。
[1] 《勤奮體育日報》創刊號，193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