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撰。為反駁胡適的《說儒》而作，原名《質問胡適》，發表於1936年《中華公論》雜誌，先後收入作者的《蒲劍集》、《青銅時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駁說儒
- 作者：郭沫若
針對胡適所謂“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穌基督一樣”的論斷，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駁難和證明：①三年之喪並非殷制。認為三年喪制本是儒家的特徵，此喪制並非殷人所舊有，從已出土的《殷虛卜辭》的時代紀錄可證，故儒不存在於殷代。②把《尚書·無逸》、《論語·憲問》的“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解釋為行三年之喪而不講話亦難成立。“諒陰”，乃近代醫學所指的“不言症”。③從《周易》的製作時代，可證欲把“需”卦爻辭來講儒是“牽強得太不近情理”。又指出：既然胡適一面謂“《周易》製作的時代已不可考”；另方面又推測說“《易》的卦爻辭的製作大概在殷亡之後”，斷定“作者是殷人”，故“這個推測和斷定，連邊際也沒有觸到”。經舉資料論證，結論是：“我的見解，《易》的作者是馯臂子弓。”④論《正考父鼎銘》之不可據。認為《正考父鼎銘》見之於《左傳·昭公七年》、《史記·孔子世家》，而實是古文經學家劉歆的偽造。從正考父所作《商頌》亦可見其“格調雄壯、音韻洪朗”，實在不能作為“柔慈為殷人在亡國狀態下養成的一種遺風”的論據。⑤認為《說儒》另一主要論據是把《商頌·玄鳥篇》解為預言詩，此乃謬見。《玄鳥》並非預言詩。胡適乃標點斷句有誤，故未讀懂此詩。⑥對胡適所言“殷自武丁以後，國力漸衰；史書所載，已無有一個無所不勝服的‘武王’了”的評語，亦不苟同。認為且舉幾條《卜辭》即可知帝辛的經營東南，規模宏大，功績卓著，殷人心目中的“武王”是值得紀念的，應做公正的歷史評價。⑦論儒的發生與孔子的地位。中國文化導源於殷，殷滅於周。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於孔子前已有，為春秋時代歷史產物，西周奴隸制崩潰的成果。儒乃是處於末途的祝宗卜史的貴族轉化，不事生產，無拳無勇，故有“柔順”之稱。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將儒職業化、行幫化，亦同時為知識的普及化努力，無寧是歷史趨勢所致。《詩》、《書》、《禮》、《樂》、《春秋》乃舊有之物，非孔子所創造，雖然他亦有刪改修訂之功。若引《大克鼎》、《虢旅鐘》、《番生簋》、《叔向父簋》的銘辭為證，足見“尚柔”並不是殷人的傳統，也並非狃於奴隸的積習使然。要之，胡適於《說儒》所做論斷皆無根據，反而說明其“研究態度正是所謂‘公式主義’，所謂‘觀念論’的典型，主張實用主義的胡適，在這裡透露了他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