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正林(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

人物簡介

馬正林，男，歷史學教授。陝西省扶風縣人，中共黨員。生於1935年3月。1960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直在陝西師範大學從事歷史地理教學和研究工作，著作豐富，成績卓著。現任西安《兵工科技》雜誌總編。從事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和研究近40年，先後為本科生和碩士生開設多門課程，培養碩士研究生18名，指導進修生5名，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享有一定聲望，國內外許多報刊都報導過他的成果。主要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變遷、中國城市歷史地理，解決了前人未能解決的許多難題，為當前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產生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已出版著、主編、參編的專著23部，有《中國歷史地理簡論》、《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中國大都市》（牛津英文版）等。發表論文90餘篇。曾先後獲得國家、省市和學校的科研獎達20餘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以表彰對科學研究的貢獻。

人物生平

馬先生教學認真負責，先後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過中國歷史地理、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中國六大古都、中國歷史地理專題研究等多門課程，培養碩士研究生16名，指導高校進修生6名。由於先生對歷史地理學融會貫通，從不照本宣科，每次上課只帶幾根粉筆，講課內容充實，語言生動活潑，形式多樣，許多難點以圖顯示，並與學生互動，允許學生隨時提問，課堂氣氛活躍，深受同學們的歡迎。並先後給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西南師範大學、內蒙古教育學院、西安教育學院、寶雞師範學院等院校講授過西安歷史地理，受到這些院校師生的熱烈歡迎。為解決“文化大革命”後缺少教材的問題，他率先主編了中國第一部歷史地理教材《中國歷史地理簡論》，系統講述了中國歷史地理的演變，被全國幾十所院校作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哺育了一代歷史地理學新人，並被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圖書館收藏。

馬先生的科研活動，實際上開始於“文化大革命”後的1976年，先生為贏得失去的時間，全力以赴投入教學科研第一線，日以繼夜奮力拚搏，迅速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嶄露頭角。先生以西安歷史地理為題，1976年即在《陝西師大學報》上發表論文，使《陝西師大學報》成為第一個在全國開闢歷史地理研究專欄的學術刊物，蜚聲海內外。關於西安歷史地理研究的專題論文，1977年即由西安市城建局集結為城建科技資料，呈送省市領導參閱。1978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以《豐鎬—長安—西安》為名正式出版，一次印刷五萬餘冊仍供不應求，並連續重印過三次。該書在歷史地理學界反響強烈，因為這是荒疏以後在全國率先出版的第一部歷史人文地理著作，引人注目，勢所必然。

先生對科學研究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並獨闢蹊徑，一貫主張歷史地理研究必須把文獻資料與野外考察緊密結合起來，以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為宗旨，使歷史地理學為社會主義建設增輝。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先生每年春秋都要出外考察，每年的考察時間均在三個月以上，其足跡涉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長城內外，幾乎遍及全中國。經過長時間的野外考察，收集到了豐富的資料，占有了書本上從未有過的基本知識，大大提高了著作的科學性，使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譬如，先生在山東考察黃河時，依據打井資料和當地的地理形勢，確定了元代黃河泛濫淤平的梁山泊湖盆及其深度，就對當地治理洪澇災害很有幫助。在安徽考察運河時，對長期以來有爭論的“巢肥運河”問題作出了準確答案，糾正了《水經注》記載的錯誤。《水經注》認為在安徽肥西縣將軍嶺，肥水和施水同源而分流，因此有人認為在將軍嶺有一條“巢肥運河”存在。經過先生實地勘查後證明，當地確有挖掘運河的遺蹟，但並未挖通，不存在“巢肥運河”。據與先生同行的安徽省水利廳工程師說，即使挖通了由於水源不足，無法行船，也不能稱為運河。1979年在鄭州舉行了“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次黃河問題學術討論會，與會代表達300餘人，先生也參與其中。會上有人主張在廣武山以北的桃花峪修建水庫，攔截黃河，以解決山東洪災問題。先生立即表示反對。因為此前先生在考察運河時，曾兩次登上廣武山和大伾山，尋求唐宋汴河口的遺蹟，結果一無所獲。因為廣武山以北的汴河口早已被黃河圮毀，就連大伾山、廣武山也被黃河毀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岌岌可危。如果在此修建水庫，不僅廣武山將不復存在，京廣大動脈和中原重鎮鄭州會立即受到黃河的嚴重威脅。先生把自己的意見撰寫成著名的論文《大伾山、廣武山與黃河》一文，發表在1980年的《陝西師大學報》上，並得到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中科院院士譚其驤教授的讚賞，收集在由他主編的《黃河論叢》一書中。桃花峪水庫的建議也由此作罷，庫址被選擇在了小浪底。1984年在杭州考察運河時，先生在錢塘江大橋附近找到了隋代運河通錢塘江的遺蹟，為今天京杭大運河溝通錢塘江的工程提供了依據。

馬正林(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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