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說，他在中國時懂得四種語言，包括它們的字母和寫法，但沒有明說是哪四種語言，因此，引起後人的揣測。
近代法國人頗節（G．Pauthier）認為，馬可·波羅懂得的是漢文、維吾爾文、八思巴蒙古文和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波斯文。但是，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注釋家英國人玉耳（H．Yule）、法國人戈耳迭（H．Cordier），卻對馬可·波羅懂漢語一說持否定態度。他們的理由是：一，馬可·波羅把蘇州釋為地，杭州釋為天，說明他根本不懂漢語中蘇、杭是什麼意思，只是根據“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想當然而言。二，漢字的書法特徵與西方文字迥然不同，按理一部向西方人介紹東方文化的書，不會忽視這點，而馬可·波羅一點也沒提到。三，書中提到的許多地名，如Tangut（唐兀惕，即西夏）、Cathay（契丹，北中國）、Cambaluc（汗八里，即大都）等，都是蒙古語、突厥語或波斯語的稱呼。這些地名，都有相應的漢語名稱，而馬可·波羅都棄而不用，說明他根本不了解漢語的這些地名。法國的沙海昂（A．J．H．Charignon）對此又不以為然，認為玉耳與戈耳迭批評過嚴。馬可·波羅偏重的不是漢語，但並不是完全不懂，他在中國旅行甚久，又擔任過要職，如任揚州總管三年（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謎），揚州是當時帝國的中心，而且純為漢人城市，難以想像一個不解漢語的人，能在此治理三年。上述各說，在西方都有一定影響，而玉耳、戈耳迭的說法，逐漸為更多馬可·波羅著作的研究者們所承認和證實。他們發現，馬可·波羅的書中，對突厥文、蒙古文、波斯文的拼寫都很規範、準確，但很少出現漢語辭彙。偶然出現的地名，也多從波斯、突厥等文字轉寫而來，因此斷定馬可·波羅只懂波斯語、蒙古語、突厥語，而全然不懂漢語。我國學者指出，馬可·波羅的不懂漢語，還可以從元朝的內部情勢分析。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雖然任用一些漢人，但也利用不少色目人幫助治理國家，他們的地位都在漢人之上。元朝政府詔令使用蒙古新字，又設蒙古國子學，令蒙古、漢人官僚子弟上學。各官僚機構都設翻譯人員。因此，漢語漢字在官場上並非必要。又據趙翼《甘二史札記》記載，元朝歷代皇帝多不識漢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江淮行省的官僚中，竟無一人通文墨。蒙古人的漢文知識如此，又如何要求一個外國人通曉漢文呢？馬可·波羅在中國結識與交談的，主要是在朝廷出人的外國人，所用的基本上是波斯語，波斯語可能是蒙古朝廷外國人使用的共同語言。既然如此，馬可·波羅也就沒必要去學習漢語了。照此情況分析，馬可·波羅懂得的四種語言，應是蒙古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與突厥語（維吾爾語），沒有漢語。但這一說是否可算定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