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鄉紀程》撥開了國內外反動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實地報導了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的蘇俄現實。
基本介紹
- 書名：餓鄉紀程
- 又名：《新俄國遊記
- 作者：瞿秋白
- 出版時間：1922年
- 背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的蘇俄現實
- 特點：史料豐富，感情真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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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餓鄉紀程》，亦名《新俄國遊記》。瞿秋白的著名散文集，寫於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1922年出版。當時作者以<晨報>記者身份赴蘇，本書即為自哈爾濱至莫斯科的遊記。它撥開了國內外反動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實地報導了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的蘇俄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所引起的深刻變化，俄國勞動者以主人公的姿態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和創造性勞動，以及革命後的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蘇俄的現實深深地觸動了作者，促使他向共產主義戰士的高度邁進，因而，這部遊記是一個偉大的心靈為了探索真理與祖國的光明未來而經過的一段艱苦歷程的實路錄，有著巨大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是"五四"運動時期優秀散文之一。
舊籍新刊
內容提要：
本書是瞿秋白作品的新刊，共收錄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亂彈>,<多餘的話>四部舊籍書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瞿秋白的思想及個人所處的歷史年代。文章中史料豐富，感情真摯，不妨一閱。
目錄：
餓鄉紀程
赤都心史
序
引言
一黎明
二無政府主義之祖國
三兵燹與弦歌
四秋意
五公社
六革命之反動
七社會生活
八“煩悶”
九“皓月”
十“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十一宗教的俄羅斯
十二勞工復活
十三“勞動者”
十四“死人之家”的歸客
十五安琪兒
十六貴族之巢
十七莫斯科的赤潮
十八列寧杜洛次基
十九南國
二十官僚問題
二十一新資產階段
二十二飢
二十三心靈之感受
二十四民族性
二十五“東方月”
二十七歸歟
二十八智識勞動
二十九“什麼！”
三十赤色十月
三十一家書
三十二我
三十四生存
三十五中國之“多餘的人”
三十六“自然”
三十七離別
三十八一瞬
三十九Silentium（寂）
四十曉霞
四十一彼得之城
四十二俄雪
……
亂彈
多餘的話
重印後記
書摘：
書摘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綠水，本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疾風迅雷，清陰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時一節的心緒，也有幾多自然現象的反映。何況自然現象比社會現象簡單的多，離人生遠得多。社會現象吞沒了個性，好一似洪爐大冶，熔化鍛鍊千萬鈞的金錫，又好像長江大河，滾滾而下，旁流齊匯，泥沙畢集，任你魚龍變化，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這“生命的大流”虛涵萬象，自然流轉，其中各流各支，甚至於一波一浪，也在那裡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擊汫涌，轉變萬千，而他們——各個的分體，整個的總體——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轉變在空間時間中生出什麼價值。只是蒙昧的“動”，好像隨“第三者”的指導，愈走愈遠，無盡無窮。——如此的行程已經幾千萬年了。
人生在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個性的自覺(意識)，豈不是夢話!然而宇宙間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圓滿，暗地裡作不動不靜的造化者，人類心靈的諧和，環境的應響，證實天地間的真理。況且“他”是。“活力”，不流轉而流轉，自然顯露，不著相而著相，自然映照。他在個性之中有，社會之中亦有，非個性有，非社會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見的，如其能見，只有世間生死的妄執，他的流轉是不斷的；社會現象，仍仍相閃，層層銜接，不與我們一明切的對象，人生在他中間，為他所包涵，意識(覺)的廣狹不論，總在他之中，猛一看來，好像是完全汩沒於他之內。——不能認識他。能認識他的，必定得暫舍個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沒有段落，可以橫截他一斷；社會現象不可認識，有個性的應和響；心靈的動力不可見，有環境為其徵象。
在鏡子裡看影子，雖然不是真實的……可是真實的在那裡?……“人生都是社會現象的痕跡，社會現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樓。”社會吞沒了一切，一切都隨他自流自轉。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會”的城壁，要刻劃社會現象的痕跡，要……，人家或者斷定我是神經過敏了。
中國社會組織，有幾千年惰性化的(歷史學卜又謂之遲緩律)經濟現象做他的基礎。家族生產制，及治者階級的寇盜(帝皇)與半治者階級的“士”之政治統治，包括盡了一部<二十四史>.中國周圍的野蠻民族，侵人中國文化，使中國屢次往後退，農業生產制漸漸發達，資本流通狀態漸漸遷移，剛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著遊牧民族的阻滯。歷史的遲緩律因此更增其效力。最近一世紀，
……
職業與夢想
學新聞，總被人問：將來要做什麼，記者么？回答得很含糊，很多人喜歡痛陳自己的青春時代就有的光榮與夢想，我總是沉默。其實存在未必有偉大的理由，只是由於歲月，我們學會了自圓其說，學會了倒因為果。於是生活中充滿了奇蹟。
記得自己國中時代迷戀《超人》，尤其喜歡的是那個<星球日報>溫文爾雅的記者克拉克·肯特，還有出色的女記者、超人的女朋友露易絲·萊恩。高考後第一志願填上“新聞系”，對朋友調侃說，希望有一天進入一家叫《星球日報》的報社，碰上一個叫記者克拉克·肯特的傢伙。美國的大眾文化居然滋生出我青春時代的偶像。
與超人並存的另一個偶像是瞿秋白，當時並不知道他也曾是個記者，只是被梁衡（後來才知道他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一篇文章所打動。那篇<覓渡,覓渡,渡何處>我甚至全文背誦，在課前演講背出時，幾乎哽咽。
在那個時代，梁實秋說，菜刀在情急之下誠可以用來殺人，但菜刀的本來使命不是殺人，也就心安理得的擺弄自己的純文學，也成就斐然。而瞿秋白，本可以成為一個十足的文學家，睹萬民於水火之中，卻不惜自己的珠玉之身撲上去革命。
這位書生氣質的中共總書記，在黨成立之初赴國外採訪，其他人都去英法等已開發國家，唯有他毅然前往那個有“餓鄉”之稱的俄國，寫下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不是適合幹革命的人，做文學家，做學者，他不輸於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人。他在上海講課的時候，走廊里、窗台上都站滿了人，連後來成為作家的丁玲當時也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在下面聽。他贏得了魯迅的友誼與尊重，去魯迅家的時候，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把床讓給瞿秋白夫婦。他去世後，魯迅整理他的遺著都是用最好的裝幀。
和他同時代的陳望道，也退出革命，寫出了<修辭學發凡>,為後人所記住，更不用提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這些備受今人推崇的地攤“暢銷書”作家。
瞿秋白有十分才幹，只發揮了一分，而這一分就已經讓後人景仰，在文學、新聞學、歷史書上留名。他本來可以更紅，如果沒有那篇《多餘的話》，會符合中國人的偶像要求。可是，恰恰是《多餘的話》讓他更真實，更立體，更真摯感人。
中外新聞史上很多人留名，傑出的才幹使歷史的長河留下他們的印記，中國近代的梁啓超,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范長江,鄒韜奮,外國的斯諾,史沫特萊,法拉奇，乃至揭露水門事件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施坦，和今天的盧宇光、閭丘露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性格、風格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傑出和成功的。
但不知為什麼，獨獨念念不忘瞿秋白，與其他人相比，他多了一份厚重，少了一分榮耀。瞿秋白是為了一種信仰，帶著國家、民族前途走向的疑問去了俄國，是他以及他同時代的記者或者說革命家用自己的作為解答著民族的疑惑。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現在想想關於超人的夢過於浪漫主義，畢竟現實不是電影。如今再去做記者，追求什麼呢？錢？名譽？夢想？盧宇光在北大講座時不斷強調說感謝鳳凰給了他很好的薪酬，這只是一份工作，很好的工作。他是對的，並且他如此真誠，一再申明自己不是英雄。
現在已經不再是偶像的年代，理想主義的年代，記者這個職業的受尊敬程度也在受人質疑，新出校門的記者在惶惑著，猶疑不定，似乎想逃避什麼，但又不知道具體是什麼。
總想起瞿秋白，而不是其他有高超的採訪技巧和生動文筆的人，只是因為一份理想，很純粹的理想與信念，和那個離我們並不是太遠的年代。
餓鄉紀程
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記下了他作為<晨報>記者於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蘇俄採訪時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達赤塔的。在這裡，他訪問了赤塔華僑聯合會會長。書中記下了訪談的內容：
赤塔有一華僑旅俄東部西伯利亞總聯合會。在後貝加爾省共有分會十二處，僑商共有七萬人，赤塔當地有四千多人。那時華僑的商務，屢經戰爭，已很凋敝；到滿洲里的交通斷絕已久，僑商所有貨物，都是舊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復，赤塔以及各地華人商鋪都得倒閉。至於中國僑商，在此地的自己頗能維持秩序——據他這樣說。以前捷克斯拉夫，謝美諾夫，日本人一直到現在的多數黨政府，無論那一種當權的人來，都和華僑會聯絡，信任他們。華僑會向來能自己組織巡防隊之類的商團武裝起來抵禦紅鬍子。現在——就是我們在赤塔的時候——有些紅鬍子卻冒充信仰共產主義，共產黨有時竟相信他們，他們也就倚勢妄為，處處和華僑會為難。然而無論如何，華僑會必定竭力維持“國人”的利益。我們華僑會費盡心血，卻還要聽許多閒話，也真難說了。……（《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頁）
這裡說的“紅鬍子冒充信仰共產主義”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寫的通訊報導<旅俄華僑問題>(載1月14日《晨報》，署名秋白）要說得清楚具體一點。這篇報導說：
原來中國商人、商會、領事館都備有手槍及軍械，本為自衛起見，而且都有舊俄政府發給的執照。遠東政府成立之後，中國人所有手槍執照，都呈繳內務部。誰知道正在這時有二個中國人，一叫連柯，一叫趙永祿，從莫斯科來，他們已入共產黨，來到赤塔要和此地華僑聯合會聯絡。華僑聯合會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匪類，從中國逃出來的，所以不答應他們。他們於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組織一個中國工人聯合會，來和華僑聯合會為難。遠東內務部卻偏信他們，從此對待華僑聯合會的態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頁）
趙永祿這人，卻是在蘇共中央檔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烏斯基諾夫的<在蘇俄的華人共產主義組織(1918-1920年)>一文是根據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寫成的，其中說到：
1920年6月，在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華工共產黨黨團提出建立中央機關的決議案。6月25日即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成立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次日，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華工共產黨黨團致函列寧，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我們的堡壘和希望。中國工農得解放的一天終將到來，那時，五萬萬中國勞苦大眾將同俄國無產階級攜手並進。”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批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成為蘇俄境內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唯一中央機關。該局設在莫斯科，並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為領導黨組織，還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員會協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下面設立了這樣的組織局。領導該局的是共產黨員趙永祿。（見《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頁）
從瞿秋白寫的通訊報導中，人們可以知道趙永祿這人的點滴情況，像這樣的人，也要用來做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領導人，也可以看出蘇共急於建立華人共產主義組織迫不及待的心情。這樣的人物和組織，可以叫他發表致敬的函電，捧場的文章，使自己產生一種在世界上並未陷於孤立境地的感覺，可是他們同自己國內並無聯繫，更不能發揮什麼影響和作用，大約不久就被拋棄了。前些年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中發現的材料中有這樣一件：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Б.З.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產國際—工作人員M.B.利別茨基的信中說：中國的工作。中國工作的進程是：工作重心已經移到中國國內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們這裡存在的那箇中國共產黨主義組織的中央委員會根本就沒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員也沒有工作能力。事實上我們上海的那個三人小組——革命委員會才是領導機關。這個革命委員會目前領導著中國六個省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和規模相當的五個中國青年團組織。這些組織掌握著四種周刊，其中的《共產黨》是起領導作用的，還有兩家報紙。（引自俄國K.B.石克強整理、李玉貞譯《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的檔案》，見《百年潮》2001年12月號，第57—58頁）
就在就近起用趙永祿的前後，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魏金斯基卻有了重大收穫。張申府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一文中說：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情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他來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見到李大釗和我，他與我們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特別希望我們建黨。在北大，魏金斯基還召開過幾次座談會。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張申府《所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
李大釗，陳獨秀，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編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遠不是趙永祿之流可比的。有了他們願意出面來建黨，當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國國內。就在舒米亞茨基寫這信後半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趙永祿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個人名。
舒米亞茨基說<共產黨>是周刊，卻說錯了。李達主編的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創刊，是月刊，有時還不能按期出版。
（原載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瞿秋白譯詞傳譜國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