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崇禎十年以後,活動在中原地區的各支義軍經歷了一個你敗我起、時分時合的過程。
十二年以後,農民起義轉入高潮,一部分義軍集中在湖北鄖陽、襄陽附近,形成了以(八大王)張獻忠、(假曹操)羅汝才為核心的集團;另一部分則活動於安徽、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地區,最後形成了以(老回回)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五營聯合作戰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又稱“革、左五營”。
實力:
革、左五營的實力相當可觀,時任明朝安、廬、池,太巡撫(簡稱皖撫)的鄭二陽在給崇禎皇帝的奏疏中稱:“革、左之狡橫不下於獻、操,能操善戰者不止數萬。”
鄭二陽又指出,革左五營主要是依託大別山脈(史稱英霍山區)輾轉游擊,那一帶形勢險要,且在戰略上占有重要地位:
“東面對大明帝國的陪都南京構成威脅,東北方向則可直向鳳陽皇陵,西面同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相距不遠,可以起到相互呼應的效果。”
當時不少與革左五營作戰過的官軍將領都有稱,革左五營機動靈活,使官軍常常疲於奔命、處於被動,史載:
“回、革善購土人為間諜,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官兵多則竄伏,少則迎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
明廷素對革左五營極為重視,為了保衛南京和鳳陽、泗州祖陵,崇禎皇帝特意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結軍隊加意以守。革左五營在此地極大牽制了江南、山東一帶官軍的力量,客觀上對其他各支義軍是個有力的支援。
經歷:
崇禎十三年冬,當時楊嗣昌“十面張網”打的計策初步收到成效,張獻忠的大西軍新敗,正在集中兵力追擊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的時候,朝廷也根本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革、左五營。
明監軍道楊卓然深知革左五營中藺養成、馬守應等人想被招安的意圖,遂親自跑到潛山、太湖山區,面見五營領袖藺養成、馬守應,以口舌之功誘使他們接受朝廷的招降。
藺養成回答說:“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為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眾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
楊卓然答應在沒有回稟朝廷的情況下滿口答應,指定黃州府屬山區為革、左五營的安插地,以蘄水(今湖北省浠水縣)、廣濟、蘄州加派的新餉給之,號曰“新民”。
藺養成等人因此滿意,雙方暫時停止了軍事行動,甚至革左五營內部已經在考慮若投官軍,先打何部義軍的計策。
崇禎十四年,東林黨人因種種顧忌,在招安問題上猶豫不決,更有甚者紛紛彈劾楊卓然,使招撫革左五營之功臣去職而去,革左五營因此在招安一事上產生動搖。
此時李自成初起,攻克洛陽,烹殺福王朱常洵,又名“福祿宴”。張獻忠部義軍又在這年初取得了攻克襄陽的驚人戰果,農民戰爭業已轉入高潮。革、左五營領袖看到明廷內部矛盾尚無法調和,心知不能長久,徹底打消招安之意。
《懷陵流寇始終錄》載:“革、左稱降,劫掠自如。楊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陽、洛陽皆破,闖、獻並橫,革、左大肆攻剽。詔諭兵部:革、左肆毒,掃蕩無期,必分地責成,庶克底定。今命劉元斌扼光山、固始,盧九德控潛山、太湖,宋一鶴截蘄州、黃州,鄭二陽駐廬州,牟文綬防鳳陽、泗州,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潁州、壽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剿,朱大典進總督,節制各路撫鎮等官進兵英山、霍山,專理督剿。”
崇禎十五年,革、左五營向東進軍,連克巢縣、含山、全椒等縣,兵鋒一度直指南京,引得江南震動,各路官軍望風披靡,後來革左五營同張獻忠部義軍配合,攻取六安、霍丘、無為、廬州等府州縣,聲威大振,明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職逮問。
這年十月,李自成和羅汝才聯軍粉碎了孫傳庭的進攻之後,已經在河南站穩了腳跟。革、左五營乃決定離開安徽,北上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聯營。史籍中保存了五營移往河南時的一些情況,如《新蔡縣誌》記載:“革里眼引兵數萬來投闖賊,經蔡城北,甲兵精驍,自卯至酉,行營未盡。”
《沈丘縣誌》記載:“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來,如風雨驟至。”
這些描述說明五營的兵力是相當強大的,根本不弱於同時期的李自成、張獻忠,革左五營的五位領袖來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部匯合,甘願為下,共同舉事,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各支義軍由分散作戰,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標誌。
出處:
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第七章 第七節 革、左五營同李自成部義軍的聯合作戰和攻克汝寧
(華北科技 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