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成長必讀叢書:復活》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其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姦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裡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基本介紹
- 書名：青少年成長必讀叢書:復活
- 作者：列夫·托爾斯泰
-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389頁
- 開本：16
- 品牌：山東人民出版社
- 外文名：Воскресение
- 譯者：李輝凡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908177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青少年成長必讀叢書:復活》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俄國）列夫·托爾斯泰 譯者：李輝凡
列夫·托爾斯泰，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19世紀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主要作品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李輝凡，廣東興寧人，生於1934年，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譯作有托爾斯泰的《復活》、契訶夫的《套中人》、高爾基的《童年》等。
列夫·托爾斯泰，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19世紀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主要作品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李輝凡，廣東興寧人，生於1934年，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譯作有托爾斯泰的《復活》、契訶夫的《套中人》、高爾基的《童年》等。
圖書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作者年表
第二部
第三部
作者年表
序言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一1910)是19世紀俄國文學泰斗。他的代表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是世界上聞名遐邇的經典名著，它們很早就被介紹到中國來，在我國可謂是家喻戶曉了。
《復活》寫於1889一1899年，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一部傑作，一部不朽的史詩。它通過對女主人公瑪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誘姦後淪為妓女及後來的一系列悲慘遭遇的故事，真實地再現了19世紀黑暗的沙皇俄國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表現了作者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無限同情，對黑暗的沙皇專制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猛烈的抨擊。
“復活”是全書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寫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復活過程，也描寫了瑪斯洛娃的精神復活過程，並預示了俄國通向復活的途徑。
小說女主人公卡秋莎·瑪斯洛娃是一個美麗、純潔的姑娘，對生活和未來有過美好的憧憬。她是一個女農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在兩個地主老姑娘家裡幹活。卡秋莎三歲時母親死了，由兩個老姑娘領回家裡撫養，長大後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養女的身份。卡秋莎滿十六歲那一年，兩個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當時是一個大學生)來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與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識並相愛了。不過當時的涅赫留多夫還是一個單純、無邪的青年，並沒有乾出什麼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後，當他大學畢業成為軍官後，他就變成一個迷戀酒色、貪圖享受、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了。這一年他再次來到姑媽家，在這裡住了四天，在臨走的前夜，他誘姦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給卡秋莎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就走了。五個月之後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懷孕了。懷孕後她已無法再待在老姑娘家裡，只好單身跑出來，先是在警察局長家做傭人，受到這個警察老流氓的調戲，後來到林務官家幹活，又被林務官強暴；她處處被侮辱，不斷被拋棄，最終淪為妓女。在七年被蹂躪、被踐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菸和酗酒來打發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後，在一樁人命案中她被誣為殺人犯，被關進監獄，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開始時也是一個善良的、有抱負的貴族青年，在大學讀書時他就迷上了斯賓塞的學說，並決心要把土地交給農民。但自從混跡於上流社會後，他改變了信念，變得虛偽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經墮落了。現在他平步青雲，已當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議會的議員，並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審員。沒想到，冤家路窄，竟會在法庭上與瑪斯洛娃再次相遇。當他知道瑪斯洛娃平白無故地被判苦役，特別是她在法庭上那種“我沒罪，我沒罪啊”的絕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懼和悔恨同時襲來，使他頓時產生了負罪感，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墮落道路的第一罪人。於是他決心改變自己：他一次次到監獄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寬恕；他再也不去與省長女兒米西小姐約會；他把自己的豪華住宅典出去，辭掉傭人，住進了一家公寓；為了減輕卡秋莎的刑罰，他提出抗訴，四處奔走，甚至決定與卡秋莎結婚來為自己贖罪。
作者對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復活”的過程寫得極其細膩，層層深入，鞭辟人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他與卡秋莎的相遇對他引起的強烈的心理反應，這是他復活的第一步。在為卡秋莎案件奔忙過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觸了各官僚機構和整個社會的黑暗面，他對法庭和法官的腐敗及整個司法不公的揭露，對監獄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繪，對上層貴族生活的奢侈、糜爛和庸俗虛偽的厭惡和不滿以及對處於饑寒交迫、瀕於死亡的農民及廣大勞動者的同情等等，不僅無情抨擊了統治階級的一切偽善和黑暗，也說明涅赫留多夫看待事物的觀點已發生了變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時期，因為這時他對社會上的醜惡現象又從附和或同流合污轉變為否定和批判的態度。這種立場觀點的轉變也表明他已從對卡秋莎一個人的同情提升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對整個勞動階層的同情。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問題認識上的升華，即從認識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進而領會到它是整個社會不公和整個社會充滿罪惡的根源。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涅赫留多夫從貴族階級的立場轉到了廣大的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他精神復活了。
卡秋莎同樣有一個精神復活的歷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拋棄後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淚告訴了她，世間沒有真情，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把她當作洩慾和賺錢的工具。因此當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監獄看望她，向她表示賠罪時，由於她精神已經麻木，完全不以為然，甚至還一心盤算著怎樣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錢要物。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與她結婚，用實際行動來向她贖罪，並說，在上帝面前，他應該這樣做時，她那關閉已久的回憶閘門卻突然被沖開了，她幾乎要把埋藏在心裡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來，她厲聲對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來一個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上帝是什麼？你當初要是記得上帝就好了。你給我走開，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這裡來。你是想用我來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樂不算，來世還想利用我來拯救你自己！我討厭你……”顯然，卡秋莎這種突發的狂怒是她精神覺醒的第一步。而當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監時，瑪斯洛娃已經判若兩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話說：“她變了，她發生了對她靈魂來說很重要的變化。”她變得態度平和了，變得特別關心別人，願意為別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處境。不過她精神上的最後復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觸之後。
涅赫留多夫為卡秋莎抗訴，四處奔波，歷盡艱難，但是抗訴最終失敗了。法庭宣布瑪斯洛娃一案維持原判。於是在炎熱的七月，涅赫留多夫跟著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亞這條漫長的路途中，卡秋莎認識了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對她非常尊重和體貼。在西蒙松和政治犯們的啟發和幫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長期悉心關照下，卡秋莎終於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鎖，復活了。她沒有與涅赫留多夫結婚，而最後與西蒙松結合。涅赫留多夫雖然心裡有些不快，因為這畢竟多少有損於自尊，但是，同樣復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決定，並為她有這樣的結果和有這樣一個保護人而感到寬慰。
列寧在分析托爾斯泰的創作時正確指出：“托爾斯泰拋棄了貴族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他在自己的後期作品裡，對現存一切國家制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這些制度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就是對民眾的奴役，就是民眾的貧困化，就是農民以至所有小業主的破產，就是從上到下充斥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偽善”。(《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頁)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以巨大的藝術力量和道義力量鞭笞了統治階級，徹底撕下了專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會的偽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傳達了千百萬農民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呼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列寧稱他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頁)
《復活》在開頭和結尾都大量摘錄了《聖經》的章節，在描寫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復活”過程中，也積極宣傳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動物的人”的鬥爭、“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惡”等托爾斯泰主義，這無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觀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對沙皇專制制度進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與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作了最徹底的決裂；與此同時，他又為不能替這個病態社會開出一張正確藥方、為俄羅斯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而苦惱。最後他仍不得不求助於他所厭惡的宗教。結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書，在《聖經》里領悟了生活，並“開始了全新的生活”。而這一生活的新時期“將如何結束”？作者只好說：“那就得看將來了。”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傾向的作家，並不一定要為社會“開藥方”、“指出路”。誠如恩格斯所說的，一部作品只要“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恆性的懷疑，那么，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頁)《復活》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於它“真實描寫”了現實關係，動搖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了對現存制度的永恆性的懷疑。
李輝凡
《復活》寫於1889一1899年，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一部傑作，一部不朽的史詩。它通過對女主人公瑪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誘姦後淪為妓女及後來的一系列悲慘遭遇的故事，真實地再現了19世紀黑暗的沙皇俄國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表現了作者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無限同情，對黑暗的沙皇專制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猛烈的抨擊。
“復活”是全書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寫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復活過程，也描寫了瑪斯洛娃的精神復活過程，並預示了俄國通向復活的途徑。
小說女主人公卡秋莎·瑪斯洛娃是一個美麗、純潔的姑娘，對生活和未來有過美好的憧憬。她是一個女農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在兩個地主老姑娘家裡幹活。卡秋莎三歲時母親死了，由兩個老姑娘領回家裡撫養，長大後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養女的身份。卡秋莎滿十六歲那一年，兩個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當時是一個大學生)來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與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識並相愛了。不過當時的涅赫留多夫還是一個單純、無邪的青年，並沒有乾出什麼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後，當他大學畢業成為軍官後，他就變成一個迷戀酒色、貪圖享受、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了。這一年他再次來到姑媽家，在這裡住了四天，在臨走的前夜，他誘姦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給卡秋莎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就走了。五個月之後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懷孕了。懷孕後她已無法再待在老姑娘家裡，只好單身跑出來，先是在警察局長家做傭人，受到這個警察老流氓的調戲，後來到林務官家幹活，又被林務官強暴；她處處被侮辱，不斷被拋棄，最終淪為妓女。在七年被蹂躪、被踐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菸和酗酒來打發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後，在一樁人命案中她被誣為殺人犯，被關進監獄，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開始時也是一個善良的、有抱負的貴族青年，在大學讀書時他就迷上了斯賓塞的學說，並決心要把土地交給農民。但自從混跡於上流社會後，他改變了信念，變得虛偽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經墮落了。現在他平步青雲，已當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議會的議員，並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審員。沒想到，冤家路窄，竟會在法庭上與瑪斯洛娃再次相遇。當他知道瑪斯洛娃平白無故地被判苦役，特別是她在法庭上那種“我沒罪，我沒罪啊”的絕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懼和悔恨同時襲來，使他頓時產生了負罪感，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墮落道路的第一罪人。於是他決心改變自己：他一次次到監獄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寬恕；他再也不去與省長女兒米西小姐約會；他把自己的豪華住宅典出去，辭掉傭人，住進了一家公寓；為了減輕卡秋莎的刑罰，他提出抗訴，四處奔走，甚至決定與卡秋莎結婚來為自己贖罪。
作者對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復活”的過程寫得極其細膩，層層深入，鞭辟人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他與卡秋莎的相遇對他引起的強烈的心理反應，這是他復活的第一步。在為卡秋莎案件奔忙過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觸了各官僚機構和整個社會的黑暗面，他對法庭和法官的腐敗及整個司法不公的揭露，對監獄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繪，對上層貴族生活的奢侈、糜爛和庸俗虛偽的厭惡和不滿以及對處於饑寒交迫、瀕於死亡的農民及廣大勞動者的同情等等，不僅無情抨擊了統治階級的一切偽善和黑暗，也說明涅赫留多夫看待事物的觀點已發生了變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時期，因為這時他對社會上的醜惡現象又從附和或同流合污轉變為否定和批判的態度。這種立場觀點的轉變也表明他已從對卡秋莎一個人的同情提升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對整個勞動階層的同情。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問題認識上的升華，即從認識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進而領會到它是整個社會不公和整個社會充滿罪惡的根源。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涅赫留多夫從貴族階級的立場轉到了廣大的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他精神復活了。
卡秋莎同樣有一個精神復活的歷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拋棄後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淚告訴了她，世間沒有真情，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把她當作洩慾和賺錢的工具。因此當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監獄看望她，向她表示賠罪時，由於她精神已經麻木，完全不以為然，甚至還一心盤算著怎樣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錢要物。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與她結婚，用實際行動來向她贖罪，並說，在上帝面前，他應該這樣做時，她那關閉已久的回憶閘門卻突然被沖開了，她幾乎要把埋藏在心裡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來，她厲聲對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來一個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上帝是什麼？你當初要是記得上帝就好了。你給我走開，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這裡來。你是想用我來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樂不算，來世還想利用我來拯救你自己！我討厭你……”顯然，卡秋莎這種突發的狂怒是她精神覺醒的第一步。而當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監時，瑪斯洛娃已經判若兩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話說：“她變了，她發生了對她靈魂來說很重要的變化。”她變得態度平和了，變得特別關心別人，願意為別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處境。不過她精神上的最後復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觸之後。
涅赫留多夫為卡秋莎抗訴，四處奔波，歷盡艱難，但是抗訴最終失敗了。法庭宣布瑪斯洛娃一案維持原判。於是在炎熱的七月，涅赫留多夫跟著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亞這條漫長的路途中，卡秋莎認識了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對她非常尊重和體貼。在西蒙松和政治犯們的啟發和幫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長期悉心關照下，卡秋莎終於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鎖，復活了。她沒有與涅赫留多夫結婚，而最後與西蒙松結合。涅赫留多夫雖然心裡有些不快，因為這畢竟多少有損於自尊，但是，同樣復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決定，並為她有這樣的結果和有這樣一個保護人而感到寬慰。
列寧在分析托爾斯泰的創作時正確指出：“托爾斯泰拋棄了貴族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他在自己的後期作品裡，對現存一切國家制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這些制度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就是對民眾的奴役，就是民眾的貧困化，就是農民以至所有小業主的破產，就是從上到下充斥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偽善”。(《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頁)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以巨大的藝術力量和道義力量鞭笞了統治階級，徹底撕下了專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會的偽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傳達了千百萬農民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呼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列寧稱他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頁)
《復活》在開頭和結尾都大量摘錄了《聖經》的章節，在描寫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復活”過程中，也積極宣傳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動物的人”的鬥爭、“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惡”等托爾斯泰主義，這無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觀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對沙皇專制制度進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與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作了最徹底的決裂；與此同時，他又為不能替這個病態社會開出一張正確藥方、為俄羅斯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而苦惱。最後他仍不得不求助於他所厭惡的宗教。結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書，在《聖經》里領悟了生活，並“開始了全新的生活”。而這一生活的新時期“將如何結束”？作者只好說：“那就得看將來了。”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傾向的作家，並不一定要為社會“開藥方”、“指出路”。誠如恩格斯所說的，一部作品只要“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恆性的懷疑，那么，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頁)《復活》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於它“真實描寫”了現實關係，動搖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了對現存制度的永恆性的懷疑。
李輝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