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德布雷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出生在巴黎，是法國作家、思想家、媒介學家。2010年6月曾來中國講學，主題為《知識分子與權力》，在中國的知識界造成轟動。程陽對本次講學進行了綜合概括。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雷吉斯·德布雷
• 外文名：Régis Debray
• 國籍：法國
• 出生地：巴黎
• 出生日期：1940年9月2日
• 職業：法國作家、思想家、媒介學家

人物經歷

“知識分子”就是管閒事的人

“知識分子”是一個新詞，它出現在法國。雖然“知識分子”這個詞並不比艾菲爾鐵塔古老，但卻是法國的民族特色，可能跟法國的肥鵝肝或者是LV、米其林，都是人們最需要的詞。

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是“知識分子”誕生的標誌性事件。在這一案件中，軍事法庭宣判一個猶太人出身的上尉軍官叛國罪。圍繞案件對峙的雙方，一方擁有權力，也就是軍隊、教會、法庭、政府；另一方擁有思想，他們堅持十年、孤軍奮戰，最終獲得了勝利。德雷福斯上尉最終得到了他所有的權利。

“知識分子”這個新詞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對抗背景中出現的。深度介入案件的《震旦報》的總編克萊蒙梭是共和黨人、反對派的領袖，後來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的法國內閣總理。

“知識分子”並不僅僅是“擁有知識的人”，而是就像薩特說是“愛管閒事的人”。在其他國家，“知識分子”這個詞也帶有侮辱性。比如美國人會說“雞蛋腦袋”，指知識分子脫離了民眾，脫離了現實。這個詞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許多有名的人物，如伏爾泰、左拉、薩特或馬爾羅，或者是中國的魯迅，英國的蕭伯納和羅素，德國的托馬斯·曼，美國的諾爾曼·梅勒或者是喬姆斯基。

所謂管閒事，就是針對某個事件，把自己的觀點公開。所以，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實際上取決於出版的渠道和方式。知識分子需要投入、表態、傳播，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滿足於寫小說或詩歌；與藝術家也不同，藝術家需要創造藝術作品；和學者也不同，學者尋求的是真理。而知識分子的首要特徵就是對社會的一種干預性的態度。

比如雨果，當他寫《世紀傳奇》時，他是作家，但當他寫《死囚末日記》時，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這部作品的目的是為了在法國取消死刑。畫家庫爾貝，當他畫《奧爾南的葬禮》的時候，他是一位畫家；但是當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討論摧毀拿破崙樹立起來的旺多姆圓柱的時候，他就是知識分子，當然他也為此入獄。薩特在出版《詞語》的時候是一位作家，但當他主持羅素法庭批判美國入侵越南的時候，他就成為一位知識分子。

可以說，“知識分子”這個詞在歐洲產生並非偶然。因為歐洲有非常長的、與當權政府對立的傳統。要追溯到古希臘城邦時期，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紀，那時的雅典，公民在中央廣場以演說和辯論的形式使民主得到真正的行使。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是第一個知識分子。他以真理的永恆性，反抗當權者，對他們提出異議，最後被判死刑。

知識分子與權力的消長

“知識分子”能夠形成氣候，一個關鍵技術條件就是印刷術的發明。15世紀，中國發明的紙張通過阿拉伯世界傳到歐洲，同時古騰堡又鉛字印刷，這種結合讓書籍得以誕生。從此，思想的傳播、政治與宗教的布道，言論的自由與控制，攻守雙方的戰鬥就越演越烈。知識分子與權力爭奪媒體的歷史戰爭由此展開。

真正的制衡力量出現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法國大革命使知識分子第一次擁有權力，哲學與革命之間形成歷史聯繫。這使得這次革命和以往的農民起義、騷亂或暴亂不一樣，在歷史上出現真正的理性的勝利。

理性戰勝混亂在全世界接踵而至：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歐洲革命，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十月革命，1949年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59年古巴卡斯楚主義的勝利。還有1979年2月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將宗教知識分子推向了權力，所有的這些運動都帶有一個後綴——主義。

歷史證明，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當政治權力被削弱的時候，知識分子的力量就增強。在中國的國家政權非常強的時候，知識分子就變成了“臭老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往往都是知識分子發動並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資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者們馬上就會回過頭來攻擊知識分子。

我們看到18世紀的哲學家和文人，我們今天稱為知識分子的這些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他們在精神上為法國大革命做準備。但法國大革命卻把像孔多塞這樣的人推上了斷頭台。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後來的史達林也將知識分子送到了古拉格這樣的流放場所。

總的來說，權力的軀體總是希望自身蘊藏“雙頭鷹”，一方面是凝聚精神權威與霸權，另外一方面獨攬武力進行強制。以遏制所有的、潛在的權力競爭者，以至於儘管這些革命往往從反對貧困開始，最後又陷入所有人的貧困。還有這些勝利的起義者，他們最初總是通過受到教育的人來進行政治反抗，但最終他們又會取消所有的知識反抗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在進入第二階段時，總是會要建立起一個法治國家，把國家建立在社會力量的公開和制衡的基礎之上。

權力與知識分子的貓鼠遊戲

媒體從造紙、印刷術開始，就成為權力與知識分子的一個競逐平台。可以說媒體的發展歷史，就是權力與知識分子控制與被控制、洗腦與反洗腦的鬥爭歷史。任何權力都試圖掌控傳播渠道，每當新的傳播媒體出現的時候，權力就會馬上建立一個立法的網路，以便從技術上對媒體進行控制。

在蘇格拉底時期或者是天主教時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也是受到控制的。中世紀的天主教會有話語壟斷權，在教堂的講壇中，只有教士是惟一被許可在大眾面前演講的。隨著技術的變化，人們開始慢慢地有一些自由的輿論，然後到20世紀出現了電視台、廣播電台等。

拿破崙曾經說過，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也就是刀劍與精神，精神終將戰勝刀劍。一個武力者的這般說辭其實並不矛盾，無非就是打江山與坐江山的不同側重。所以，拿破崙有很多禁令，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所以在拿破崙時代，沒有了對國家的對抗。

後來又出現了很便宜的報刊，也在18世紀受到控制和國家的查禁。結果是報紙越來越多，報刊出版越來越發達。20世紀的電視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今天我們也看到網際網路面臨同樣的處境。權力與知識分子，貓鼠遊戲就這么演繹著。

知識分子與媒體開放的悖論

馬克思當時沒有意識到、也沒有預見到他身後，全世界的那么多知識分子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儘管馬克思本身是知識分子。建立在“量”的基礎上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建立在“質”的基礎上的制度是社會主義。

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當中，生活主要是以“質”衡量的——美與醜、真與假、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這樣他們就與建立在“量”的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之間，缺乏天然的共同情感。

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吸引了這些知識分子，他們不僅被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公正的理想或者是科學觀所吸引，同時他們更是試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希望，建設一個不是建立在金錢與利益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

今天，整個生活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知識傳播的途徑已經在改變，文學在衰退，出現了電子學、信息科學、自動化、生物倫理學等等，這些學科成為最重要的東西，我們成為專家可以不需要知道列寧或者雨果。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一個法國人來講，也可以被詮釋為知識分子的絕唱。

權力如何應對媒體的轟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禁止個人使用媒體，另一種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媒體，資本主義國家選擇後一種方法。從某種角度上說，極大的信息富足導致媒體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論會殺死言論。正是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媒體充分發展、言論極度自由，到頭來湮沒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聲音。知識分子從此就不能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現，而只能發明一些“口號”，成為某種點綴。

既然，軍人聊慰“軍人就是為了和平”，那么知識分子也自慰“喪失話語是我們終極的追求”。

社會活動

父親是巴黎有名的律師，母親是二戰中的抵抗運動成員。德布雷於1960年十分出色地成功通過了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他以入學考試狀元的身份進入學校，然後於 1965年獲得哲學教師資格，同時稱為共產主義學生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他於同年到了古巴，在玻利維亞追隨切.格瓦拉。

他於1967年4月20日被捕，然後被政府勢力拷問，他有可能（無法考證）提供了關鍵信息，其中包括證實了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德布雷跟CIA之間的一份協定有可能被（某些人的觀點）發現了（用訊息換取停止拷打，並保證寬大處理）。他被關押了4年。出獄後遇到了前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和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在於阿蘭德會面之後，他寫了一本書“關於智利形勢與阿蘭德的會談”，以及一個會談視頻：“阿蘭德的闡述”（其中一段視頻被放到了德布雷德官方網站上）。他於1973年回到法國。

1981至1985年間，他受命於法國總統協助處理國際事務。他參與對納粹分子克樓茲.巴爾比的綁架，此人當時在玻利維亞作劊子手，後以反人類罪在法國被判刑。德布雷後被任命為南太平洋委員會的總書記，緊接著又稱為法國政府委員會申訴長，之後被閒置。他於1992年辭職。

1991年，他負責法國在塞爾維亞舉行的世界博覽會的展出。之後他於1993年在巴黎第一大學遞交了他的博士論文：“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隨即他開始研究媒體和傳播，並於1996年創辦期刊“Cahiers de médiologie”。

1998年，他是國際哲學院的教學計畫負責人，並同時擔任法國高等信息科學和圖書館科學學校的主席。2002年，他開始領導創辦歐洲宗教科學院（脫離於巴黎的高等實用研究院），他為主席。

2005年，他創辦期刊Médium, transmettre pour innover，並稱為歐洲宗教科學院的榮譽主席。

德布雷的思想：

雷吉斯.德布雷對社會群體中的宗教和信仰問題極為感興趣。他最初的假設很簡單：如果沒有超驗性就沒有社會（也就是因為這個他才始終沒有擺脫他身上的天主教印記）。同時一個世俗的政府也有其道德上的責任，並不是說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就沒有神聖的價值觀。對他來說，超驗性是社會凝聚力所必需的。蘇聯有列寧，美國有喬治.華盛頓，有眾多國父和憲法。法國當年也有共和國的神秘英雄，比如丹東。

根據德布雷的觀點，一個群體只有在具有超驗性作為參考的情況下才能被定義（不管這個參考是領土的，空論的還是傳奇的），人們的信仰總是投給這個超驗性參考。他認為有必要通過一個外部的不完備實體來定義一個群體，他把這個實體稱為“集體神聖”，這個集體神聖就是這個群體自認為最能夠代表他們的東西。就是這種信仰保證了群體成員間的相互信任，因此保證了社會秩序。

德布雷斷言這個“神聖”決定於信息傳遞的技術，他把這種學問的研究稱為“媒介學”。這個新領域研究的是信息傳遞的載體，根據德布雷，這些載體改變了習俗，改變了權力之間的關係和知識之間的關係。德布雷尤其對一下三個例子感興趣：

－第一個被他稱為“典”，也就是第一本裝訂的基督教聖經，聖經方便了唯一的上帝的傳播。這個基督教的發明能夠改變社會秩序。

－第二個革命，也就是第二個“神聖”的革命就是印刷術的發明。書籍，知識的廣泛傳播導致了學校，共和國和政教分離的出現。

－第三個偉大的技術就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發展。在這個巨大的網上，沒有國界，沒有政府。它會導致什麼樣的“神聖”出現呢？

媒介學是德布雷後期的主要工作。一個抽象的觀點如何成為一個物質力量？觀念的力量是什麼？一個唯一的，總體的和全宇宙的上帝這種觀念如何能獲得如此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又如何被宗教儀式所表現？一個完全抽象的上帝化身到一個人身上這種觀念如何顛覆了羅馬帝國社會？為什麼人們一點一點的都開始歸依這種信仰？德布雷通過研究傳遞手段來關注這些問題。對他來說，信使決定信息。他的論證如下：”在定居的遊牧民族中，依附於一種分享技術（典）的字母文字的發明是唯一上帝出現的條件。“沒有這個，唯一上帝的這種觀念就不可能，而猶太人的上帝就會是一個死了的上帝。通過文字和對超驗性上帝觀念的分享，運輸就實現了。德布雷又建設了一個媒介域的概念，也就是運輸技術參與進了信仰的改變，即社會秩序的改變。

在啟蒙時代，人們認為已經能夠消滅宗教了，但是德布雷告訴我們：人們沒有能夠消滅信仰。他說：法國的危機就完全是共和國的象徵性的危機，原因就是缺少“神聖”。對德布雷來說，法國最後一位具有共和國象徵意義的人物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國就成功躲避了這種”神聖危機“，原因是在美國有公民責任感和愛國主義，即便是它們為”壞的動機“而服務的。美元的外觀就是一個例子：”In God We Trust“。是愛國主義的象徵性賦予了美國力量。歐洲處在危機中，因為沒有象徵力量。德布雷試圖將歌德爾不完備定理運用到社會秩序中來證明他的理論。他使用這些數學結果受到了一些學者的強烈批評，如Alan Sokal和Jean Bricmont，他們認為使用這些數學結果沒有根據。

德布雷認為：當象徵性意義耗盡的時候，宗教的權力就會回歸。象徵性力量越非物質化（宗教），象徵性的秩序就越強，象徵性的力量就越被歷史化（人物）。沒有信仰的人類就會成為動物了。如何讓一種非宗教的“神聖”存在又使它同時具有象徵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