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井

陶井是一節節用泥土燒制的陶圈套疊起來砌成筒狀的井。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地區陸續發掘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151座，其中屬春秋戰國時期的36座，西漢時期的115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區是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計有130座，最密處6平方米內重疊達四處之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陶井
• 時代：東漢
• 特徵：胎質堅硬，呈長方形折口邊沿平底
• 重量：2418克
• 來源：省博物館撥交

歷史記載

1965年以來，配合北京市建設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先後發掘出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120座。這些陶井分布在宣武區陶然亭、姚家井、北線閣街、琉璃廠等處。較密集的地方仍為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計發掘陶井55座。1972年，配合人防等工程，又先後在宣武區境內的中國圖片社、藥材公司、回民學校、印刷一廠、大華陶瓷廠、南椿樹館、汽車三廠、北京京劇院、衛生材料廠和椿樹館、韓家胡同等處，陸續發掘出一批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其形制與永定河引水工程中發掘的陶井相同。其中，在牛街北口的回民學校發掘陶井中，還出土了五銖錢和王莽時期的大泉五十銅錢。戰國時期燕國都邑薊城的地理位置在歷史文獻中記載甚少。僅據《戰國策·燕策一》所記，推斷燕薊城的位置約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而出土陶井的地區有陶然亭、南線閣街、北線閣街、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表明歷史上這個地區的居民比較稠密。在這些地區出土的瓦當、陶井圈等。陶井圈做工精細，戰國時的陶井圈節高27厘米—54.5 厘米，直徑60.5厘米——63.5厘米。外壁印席紋和繩紋；內壁一般是素麵，個別的印有席紋和繩紋。漢代陶井圈每節高20.5厘米—38.5厘米，直徑68厘米—91厘米。外壁印粗、細繩紋；內壁印旋渦文、雲紋，也有素麵的，為研究和確定薊城即位於今宣武區廣安門一帶提供了佐證。

主要形制

南陽漢墓中用陶井隨葬十分普遍。在已發表的唐河石灰窯村漢畫像石墓、唐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漢畫像石墓、方城縣黨莊漢畫像石墓、南陽縣蒲山漢墓、新野縣樊集漢畫像磚墓等均有陶井隨葬。南陽地區漢墓中出土的陶井，從質地上可分為泥質或夾砂灰陶、紅陶；紅釉、黃釉和綠釉陶幾種，早期多灰陶或紅陶，晚期多紅胎釉陶。根據其形制，可將這些陶井歸為三型，各型內有若干式並有附圖。

第一型

分二式

Ⅰ式：敞口，平沿，方唇，筒腹，腹徑上大下小，無底，腹飾寬大的凹弦紋。

Ⅱ式：斂口，平沿，筒腹，腹徑上小下大，無底，腹飾不規則的寬凹弦紋。

第二型

分七式

Ⅰ式：斂口，平沿，腹稍鼓，最大徑在腹下部三分之一處。下部的腹壁內收，平底或稍內凹。

Ⅱ式：斂口，平沿，方唇，腹壁斜直，平底或無底。

Ⅲ式：口微斂，寬沿，束頸，平底，底徑小於腹徑。

Ⅳ式：斂口，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徑在1/2處，下腹呈直筒形，平底。

Ⅴ式：口微斂，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徑在中部，下腹部內收，小於中部，平底。有的在腹部飾兩周凹弦紋。

Ⅵ式：斂口，平沿或方唇。腹部稍弧。最大徑在下部，平底。此式多有拍印的紋飾，在口沿部和整個腹部，以菱形紋、葉瓣紋、魚紋、小方格紋、回紋和凹圓圈紋等較常見，繁縟複雜，十分美觀。

Ⅶ式：斂口，平沿，斜腹，最大徑在下部，平底。小汲水壺塑在腹壁外部。

第三型

分六式

Ⅰ式：長筒形井筒，平沿外折，平底。在井上部約三分之一處為井欄，井欄較井筒為粗。

Ⅱ式：長筒形井筒，口部平唇，上有提梁形陶製井架，井架上有四阿式井亭。

Ⅲ式：圓井筒，平沿，井沿上有對稱的兩直耳為井架，架上設橫樑，梁下設滑輪。

Ⅳ式：方形，整體仿木石結構製作。無井筒，井口有井欄，其上設井架，呈梯形；井架上裝有滑輪。井外壁飾作淺浮雕式的幾何圖案，其間並飾五銖錢圖案。該井造型特殊，同南陽漢墓中常見的陶井形制不同，但與洛陽燒溝漢墓第二型陶井相仿。

Ⅴ式：方形，井體較短，下有方形座。井壁外有井欄，井筒與井欄合為一體，無顯著區分。座為四面斜坡式，每面下邊沿處各有水槽，造型別致，使用起來安全衛生。

Ⅵ式：方形，整體為仿木石結構的井樓房。方井筒，寬平沿，沿上兩邊有對稱的牆壁形井架，壁上部各有一小圓孔。上為懸山式兩面坡頂。整個井樓設計合理，使用方便衛生。

南陽地區出土的這批漢代陶井，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與洛陽燒溝漢墓出土陶井相比較形制上差別很大，只有方城黨莊漢墓出土的一件綠釉陶井與洛陽燒溝漢墓二型井相仿，燒溝一型、三型井在這裡不見。總的來看，南陽出土的陶井大部分為圓筒形，內有汲水小罐；少數為方形，一部分帶有井欄、井架、井亭、滑輪等附屬檔案。圓筒形井，形制也有區別：或有底，或無底；或口小底大，或口大底小；或直筒腹，或弧腹、斜腹；或素麵或飾有精美的紋飾，反映了漢代陶井形制的多樣化及先進的制陶造型技術。

製法

從製法上看，圓形井多為輪制，無井筒的方井欄則為模製，井欄上的支架及附屬檔案多模製。圓井筒下部三分之一比上部稍厚，接觸地帶痕跡明顯，有的簡單地用一周凹弦紋表示。口沿的製作上，有的為平沿，有的平沿再向下折成方唇。井身紋飾除弦紋外，多是模子印打在器身上的。

時代上，隨葬的這批陶井從西漢晚期經新莽至整個東漢時期。

這批陶井中，有許多帶有井欄、井架、滑輪等附屬檔案，那是當時先進的汲水設施的再現。隨著井的深度的增加和生產技術的發展，促使提水用具不斷有所改進和發展。首先是發明了簡單的機械桔槔，進而有了較先進的轆轤和滑車提水工具。這兩種機械裝置，大大減輕了從井裡汲水的勞動強度，無論用於生產和生活，都具有普遍易行的實用意義。用滑車汲水在漢代使用已很普遍，許多漢代畫像石、磚上都有用滑車汲井水的圖像，漢墓中出土的這類陶製水井模型，更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滑車等汲水機械及井的附屬設施，彌補了考古發現中漢古井的不足。

用途

井的發明，是古代社會邁入文明的標誌之一。它大大減少了古代人們對江河的依賴性，為城邑的形式，國家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周書》說"黃帝穿井"，"堯民鑿井而飲"。鑿井的歷史相當悠久。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湯陰白營遺址都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水井，而且井較深，說明當時鑿井技術已相當成熟，使用水井當有相當長的歷史。《世本》記："湯旱，伊尹教民田頭蓄井以灌田。"這是商代已有鑿井灌田的歷史記載。

經春秋戰國至漢代，鐵制工具廣泛套用，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和鑿井技術的提高，開鑿水井更加普遍了，水井已被廣泛套用於生產和生活。漢代考古中，南陽市文物研究所1997年和2000年分別在南陽白河鎮雙鋪村及白河灘上發現漢代井群，兩處遺址均位於農業生產區內，附近沒有發現大的建築基址、墓葬等，疑為灌溉用井。文獻記載，南陽漢代水利設施發達，西漢，南陽太守召信臣在修有大的渠堰等水利工程外，還建有為數眾多的漢土當、漢井等小型水利工程，為促進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兩處井群離白河較近，蓄水方便，用於灌溉的可能性較大，相對於灌溉用井，南陽市文物工作者在1959年和1994年，分別於南陽漢代冶鐵遺址及漢代鑄幣遺址手工業生產區內發現漢井群，根據其位置斷定，這些井顯然是用於工業生產的，考古材料所提供的漢代水井，有瓦圈井，也有磚券井，券法既簡單又堅固，券井技術進一步提高。而且井已在漢代工農業生產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漢代南陽郡，為全國著名的大郡。西漢時是著名的冶鐵中心和商業都市，經濟發展居全國領先地位。到了東漢，由於光武帝劉秀髮跡於此，有"帝鄉""南都"之稱。政治地位重要，經濟繁榮，豪強地主勢力膨脹，名門望族、功臣將相雲集。漢代這裡的厚葬之風較其它地區尤甚。他們崇尚迷信，認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活人需要的，死人也需要"，所以死後皆營建冥宅大墓，生活用品大量隨葬。西漢前期和中期，主要隨葬生前實用器，西漢中期以後，增添了各種專門為隨葬而燒造的陶質明器，包括倉、灶、井、磨、樓閣模型和豬、狗、雞、鴨等禽畜偶像。《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載有："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的話，說明那時統治者們死後，還有專職官員來主持造作冥宅大墓里所需要的一切陪葬物品。南陽漢代墓葬中開始出現陶井隨葬，就在這個時序之列。

1991年，在南陽鐵官所屬的冶鐵遺址制陶作坊，還發現了專門製造隨葬明器的作坊。在七個陶窯址出土的遺物中，除一部分是鼓風管殘片、耐火磚等殘塊外，一大部分是漢墓中常見的倉、壺、井、灶、陶狗等明器燒壞的殘塊，說明制陶作坊在保證冶鐵所需的陶製品外，還多品種、大規模地生產隨葬明器，成為南陽隨葬明器的一個生產基地，為漢墓隨葬陶井提供了充足的貨源。

在漢代考古工作中，中原地區多發現水井及水井模型，而南方及成都、關中地區則多發現水田陂池模型，反映了各地作物種類的不同和種植上的區別。南陽地區出土的這批陶井模型，對我們了解漢代水井的形制，研究漢代喪葬習俗，是一批珍貴的實物資料。

注釋

⑴《唐河石灰窯村漢畫像石墓》，載《文物》1982年第5期。

⑵《唐河漢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⑶《方城黨莊漢畫像石墓》，載《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⑷《河南南陽縣蒲山漢墓的發掘》，載《華夏考古》1991年第4期。

⑸《新野樊集漢畫像磚墓》，載《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

⑹《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⑺《南陽北關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的發掘報告》，載《華夏考古》1991年第1期。

⑻《河南泌陽板橋古墓漢古井的發掘》，載《考古學報》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