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紫楓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889年
- 逝世日期：1974年
- 性別：男
個人簡介,陳紫楓之孫因丟失證件在廣州流浪11年,
個人簡介
陳紫楓（1889—1974），安徽壽縣人（出生地今屬長豐縣）。畢業於江淮大學。護法運動中曾任護法皖軍司令。1922年4月他同皖籍中國國民黨人士管鵬等在安徽省城安慶創辦的《民治報》創刊，是1992年4月中國國民黨在安徽的主要刊物，為安徽國民革命起到了很好的貢獻。
1926年1月1日，在安慶的中國國民黨右派管鵬等借紀念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機，在安徽省教育會討論組織中國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並決定即日派遣陳紫楓等人赴上海同西山會議派接洽。1926年2月22日，安徽的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在安慶宣家花園13號舉行了黨員大會，“選舉陳紫楓等9人為安徽臨時省黨部執行委員，徐仲白等9人為候補執行委員，劉醒吾等5人為監察委員，王克明等5人為候補監察委員。各執監委又互選李次宋、王赤華、陳紫楓三人為常務委員，右派組成的臨時省黨部即日掛牌成立。”此即當時中國國民黨在安徽的兩個相互鬥爭的省黨部之一，右派的中國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的成立。當時左派光明甫等人也成立有中國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籌備委員會，後於1926年3月中下旬亦改稱“中國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以同右派對抗。1926年3月，在廣州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決議致函安徽黨內左派光明甫等人，“勉其努力黨務”，並嚴斥管鵬、陳紫楓等人的行為為“叛黨”行為，“決為中央所不容”。
1930年,他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1948年,他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1949年後去台灣，仍擔任台灣立法部門民意代表。1969年獲聘為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員。1974年5月24日去世。
陳紫楓之孫因丟失證件在廣州流浪11年
信息時報《愛心檔案》聯合市台辦 幫助這位七旬台胞老人實現回家夢 專題撰文 信息時報記者 鐘俊峰
專題攝影 信息時報記者 巢曉 蕭嘉寧
實習生 陳卓達
“我一定還會回來廣州，謝謝你們！”昨日下午4：20，在廣州流浪了11年的67歲台胞老人陳渝生，終於登上了回台灣的飛機。這位老人，被海基會證實是國民黨元老陳紫楓的孫子，因丟失了所有證件，在廣州流浪了11年。信息時報《愛心檔案》連續兩個多月的跟進下，並得到廣州市台辦幫助聯繫和核實身份，老人終於實現了回家的夢。
【求助】
“我是台胞，丟了所有證件，在廣州流浪了十多年”
1月17日中午，一位老者在上九路用一家公用電話撥通了信息時報《愛心檔案》熱線，他自稱是台灣同胞叫陳渝生，由於遺失了所有證件和現金，已經在廣州街頭流浪10多年，希望能重新確認身份回到台灣去，然而就在記者想在電話里得到更多信息的時候，老人說身上的錢不夠繼續通話了，匆匆掛斷。這會是一個幻想症患者的鬧劇嗎？但是如果事情萬一都是真的呢？信息時報記者決定去探個究竟。
下午4點左右，記者來到上九路的金聲電影院門口，一個穿著藍色褲子的老人倚靠在影院門口，坐在地上忙著整理一堆橫七豎八的空飲料瓶。老人的白髮和鬍子非常凌亂，身上的衣物也髒兮兮的。經過交流，記者發現老人的聽力有問題，必須大聲喊著才能聽得到。
【跟進】 市台辦主動聯繫記者尋找流浪老人
1月18日一大早，記者馬上就此事聯繫了廣州市台辦。1月19日，市台辦聯絡交往處主任科員劉女士主動聯繫了記者，表示市台辦領導很重視陳渝生的事，將派專人跟進此事，她找個時間與記者一起去跟老人當面了解情況。
1月24日，記者與劉女士下午兩點再次趕到了金聲電影院，希望能跟老人確認更多的線索，令人遺憾的是當天老人沒出現。由於無法通過手機聯繫陳渝生，記者曾與他約定一個星期內，每天下午他都要在2點到4點的時候到金聲電影院等候，一旦與市台辦聯繫上並初步得到確認，就會一起趕過來繼續核實，而1月24日就是約定的最後期限。
記者和劉女士決定在上九路繼續尋找，看能否遇到陳渝生。按照老人的說法，他每天都要在上下九附近靠撿飲料瓶為生，應該會有不少街坊認識他的，可是找了一個多小時還是沒有結果。記者與劉女士再次回到金聲電影院，穿過大門來到廣場上，這時，一位撿拾廢品者拎著一麻袋東西走過——就是他，陳渝生。
“哎呀，我還以為你們不來了呢。”陳渝生激動地說。劉女士在市台辦工作了20多年，憑多年來積累的經驗判斷，她相信老人所說的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實的，剩下的工作就是需要配合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溝通，儘快確認身份幫老人回家。
【流浪11年】 數次經過台辦門口卻沒開口
“你們的辦公地點是不是在法政路？我在丟失證件的那一兩年，還去過那裡七八次，想找你們幫忙呢，可是就找不到你們台辦的牌子。”記者了解到，市台辦一直就在廣州市委辦公大院裡面，但是陳渝生是屢次到了門前都沒開口諮詢，後來逐漸放棄了恢復身份的努力。於是便開始了日撿飲料紙殼、夜宿天橋下的日子。
陳渝生告訴記者，2000~2011年，他最初是在羅沖圍露宿了3年，後來因為拆遷改造，又轉戰到了東風東路的立交橋下。大概半年後，由於立交橋的綠化工程，他又失去了落腳的地方，轉去了中山一立交、流花公園等地 ，一直到兩年前才到了坦尾。
“我每天晚上就在坦尾捷運站附近的引橋路基下睡覺，早晨走路一兩個小時到上下九撿飲料瓶，一天能撿個八九元吧，多的時候能掙十一二元。中午吃不起午飯，晚上只是買包麵條，趕回去露宿的地方煮來吃。”陳渝生說早幾年，身體還算健康，還算能挨得住這種風餐露宿的生活，這一兩年隨著年歲漸老，牙齒也已經掉光了，還開始有咳血的情況出現，於是越來越想恢復身份回台灣去。
【確認身份】
海基會回函證實
他是國民黨元老之孫
“1月25日已經快臨近除夕了，我們知道老人非常心急，所以為了儘快通過海協會跟海基會溝通上，第二天並沒有按照往常的檔案來往方式，而是直接把老人的資料傳真過去，幸好趕在台灣放假前溝通上了陳伯的這個事情。”大年初八，剛開始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陳渝生就非常心急地從救助站出來，專門趕到了報社想找記者諮詢事情的進展情況。凡是聽說了老人流浪故事的報社領導和同事，無不被感動，包出近20多個新年利市送給老人，記者又花兩百元購買了速食麵、糖果等慰問品送其回到了救助站。
“流浪11年，實在是太可憐了。”劉女士說市台辦的領導和同事們也都非常同情陳伯，都在盡努力地幫助他早一日回去，光是發函溝通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函件就有10多封，3月2日海基會確認老人的身份後，市台辦當天就帶著有關資料去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溝通協商，“3月22日，我們直接叫老人一起去公安局把事情辦妥，其實我們前期做了很多鋪墊工作的，總之是希望讓老人儘快實現心愿吧。”劉女士說，從老人幾次從救助站出來想問進展情況，就知道那種急切的心情了。
【溫情】 “連清潔員和服務員都無私幫助我”
陳渝生告訴記者，他流浪了11年，一直有很多好心人在幫助他。“非常感謝流花賓館的服務員小潘、上九路的不知名清潔員等好人對我的無私幫助。2000年，在我身無分文過著流浪日子的時候，小潘給了我一些錢，而且還幫我保存了一些資料，讓我在需要的任何時候去找他。這讓我感覺真的朋友就是這樣的。”
“有一位上九路的清潔員，他平時都挺照顧我的。會把一些能賣錢的廢品或衣物送給我。這是我撿了一天的瓶子，也能賣幾元錢呢，我要送給他。”1月24日，在記者找到陳渝生後，他捨不得扔掉20多個飲料瓶子，執意要找到這名清潔員。但是最終沒能找到，於是最後都送給了另一位相熟的拾荒者。
“廣州的警察也很有人情味，記得前幾年我還流浪在羅沖圍，那裡馬上要改造拆遷了，一位警察叫我起來後，還送了一兩百元錢，說讓我自己買些好吃的，再買床被子取暖，別凍著了。”
【領證】 滯留大陸3853天后終於領回了《台胞證》
3月29日是老人領取到台胞證的大好日子，他一見到記者就把台胞證高高地舉了起來，他的眼睛紅紅的，他說很想哭一場。“人一生有多少個十年呢？如今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在警方遞給他的入境逾期警告書上，清晰地寫著：“2000年6月3日入境，2000年9月3日到期，截至2011年3月22日，滯留境內3853日。”
4月8日下午登機前，記者和劉女士趕到救助站接老人，辦完手續臨要走時，陳伯跟歡送他的每一位救助站工作人員都深情地握了握手說：“下次回來，一定要請你們吃飯，謝謝你們兩三個月來的照顧。”
11載回家路
2011年1月17日
中午2點左右
信息時報《愛心檔案》接到陳渝生打來的電話，記者於當日下午四點如約趕到金聲電影院，初次見面。
1月18日
記者聯繫市台辦，把關於老人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溝通。
1月19日
市台辦劉女士聯繫記者，表示將跟進此事，找個時間一起去跟老人當面了解情況。
1月24日
下午三點左右
市台辦劉女士與記者一起趕到金聲電影院，再次尋找到老人確認資料。
1月25日
記者與老人一起走訪其露宿近兩年的坦尾橋洞，下午五點匯合市台辦劉女士一起送其入住水蔭路救助站。
2月10日(大年初八)
老人從救助站出來，來到報社，想了解事情進展情況，報社領導和同事送了18個過年紅包和兩百元慰問金。
3月2日
海基會回復確認其身份。市台辦憑函件與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進行溝通。
3月22日
廣州市出入境管理處答覆可以帶老人過去辦臨時台胞證。
3月23日
市台辦劉女士帶老人去到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台胞證手續。
3月29日
救助站里，老人非常激動地向記者高舉起了剛領回來的台胞證。
3月31日
市台辦定下4月5日下午四點五十直飛台灣的中華航空班機。
4月1日
海基會表示4月5日剛好清明節放假，市台辦決定把飛機改簽到4月8日。
4月8日
下午四點左右
記者和市台辦劉女士一起把老人從救助站接出，送到飛機場登機。
陳渝生老人，一位台灣同胞為何在廣州流浪十一年？當初丟了現金和銀行卡、台胞證後，為何不向警方求助？即使從警方那裡不能迅速獲得幫助，為什麼不向親人求助呢？記者帶著這些疑問逐一探訪，逐步還原他十一年來的流浪歷程，求證他的身份之謎。
為何一流浪 就是十一年？
記者一步步求證，解開老人身世之謎
1為何不求助？
他沒有聯繫方式，警方也無法找到他
陳伯說，1999年的時候，他回到廣州，“我當時攜帶了6萬港幣、4萬台幣、3000新加坡幣以及8000美金，準備在大陸做生意，但是計畫卻變成了一場夢”。他說，2000年6月在廣州火車站不小心丟掉了所有現金和銀行卡、台胞證。“我當時就在入住的流花賓館要求工作人員幫忙證明身份，並在淘金路的派出所報了案。可是沒有下文，最後變成了在廣州流浪為生。”
雖然年月已經久遠，但是記者還是諮詢了管轄淘金路片區的華樂派出所，希望能找到當年的檔案，可惜的是2000年並沒有普及電腦存檔，大量的紙質檔案如果沒有報警回執，基本無從查找，“11年前啊？2005年以後才普及電腦存檔呢，那時候每天的大量警情全是手寫。”工作人員無奈地表示實在是工作量很大。一位警察分析說台胞遺失證件報案尋求幫助，應該是很快得到解決的，只要一查出入境資料核實就能補辦台胞證了，“我估計是核實完了資料後，又找不到老伯，當時他沒任何聯繫方式，才變成這樣”。
事實上，陳伯在見到市台辦劉女士時還詢問了辦公地點是不是在法政路上，他說，“我在丟失證件的那一兩年，還去過那裡七八次，可是就找不到你們台辦的牌子。”其實，市台辦一直就在廣州市委辦公大院裡面，陳渝生是屢次到了門前而沒開口諮詢，後來逐漸放棄了恢復身份的努力。
2、
為什麼不向親人求助？
只有一個弟弟，又因為遺產問題有了隔閡
說起為何不向親人求助，陳伯談起了自己的身世：1992年，他和父親陳盛國第一次從台灣回到故鄉四川省合川市(現屬重慶市)。“我父親當時已經是台灣基隆某專科學院的退休教授。在合川市僑聯主席程立法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弟弟，母親已經去世了。”
“我們帶回了37兩黃金，並陸續在成都、合川買下了5棟房產，1棟送給了弟弟一家，其餘的4棟產權歸屬我父親。”陳渝生說，1997年以前，他還經常往返於台灣和大陸，據其回憶，新舊台胞證都用完了四五本，1997年，父親因肺氣腫入住合川市人民醫院。“1997年7月27日，我回台購買了一些專門用於治療肺氣腫的藥物，因自己也經常失眠，入境時便攜帶了100多片安眠藥。從白雲機場過關時，海關認為我運輸毒品，現場就把我關押了。”陳渝生說，當時他聘請了廣州市某律師事務所的謝敏律師辯護，直到1998年4月30日左右，廣州市中級法院宣判其罪名成立，判處一年徒刑，於1998年7月26日才獲釋。
“出獄後我立刻趕回了合川，才得知父親於一個月前病逝了。所有房產和黃金均已轉至弟弟名下，程立法告訴我，父親當時的遺願是希望我出來後不要跟弟弟爭搶，說弟弟和母親受了很多苦。”陳渝生說他尊重父親的遺願，放棄了黃金和房產的所有權，“弟弟也認為這是他過去所受之苦的酬勞，不僅從未想過是否該徵求我的意見，甚至對我這個哥哥有種怨恨。”陳渝生認為弟弟對他冷漠敵視，所以當他再次來廣州投資並丟失證件時，根本就沒向弟弟求助。
3、
是否曾經回過合川？
合川市僑聯主席確認十多年前接待過他們父子
說到自己的身世和經歷，陳伯第一個提到的名字是陳紫楓，他的祖父。陳渝生說他祖籍安徽，1944年12月出生於重慶，1949年也就是5歲的時候跟隨祖父陳紫楓和父親陳盛國到了台灣，所以童年、青少年和中年都是在台灣度過，直到1992年4月10日與父親一起回到大陸。陳伯說祖父是辛亥革命時期追隨孫中山的一員干將，後為“立委”，而且是國民黨中央評議員，通過查詢祖父的戶籍資料，能更方便地查到他自己的身份。
陳伯憑自己的記憶在一頁稿紙上寫下了儘可能多的線索，比如戶籍所在地為台灣台南縣新市鄉永就村26-11號，台灣的身份證號，他甚至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兵籍號，因為他在台灣當了10年兵，然後才去讀的大學，大學畢業後，在台北中興中學、基隆等地中學執教。
通過陳渝生提供的線索，記者嘗試聯繫到了1992年時接待他的合川市僑聯主席程立法。“誰？陳渝生？他在哪？流浪？不是吧？我都十多年沒見過他了，當年確實是我接待他和他父親的。”程立法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還記得當年接待的事。
4、
是否是辛亥革命將領後人？
海基會回函確認陳渝生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