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生平經歷,
人物簡介
從1927年至1941年,追隨傅作義先生,為傅作義所率部隊的參謀長。
1941年後,在綏遠省工作,任綏遠省民政廳廳長、秘書長等職。晚年患腦血管病,半身不遂,以半殘之軀,促成了北平、綏遠起義。
1949年綏遠起義後,歷任綏遠省首席參事、綏遠省政協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內蒙古自治區社會主義學院院長,政協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
抗美援朝期間,他將父親給其遺留的四兩黃金、陝壩的九畝九分房基地和呼和浩特市的一所院子變賣後,捐獻給了國家,支援抗美援朝,並將自己的兒子送上了戰場。
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5年2月,當選為政協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
1958年12月24日因病逝世。
生平經歷
陳秉謙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自家私塾中度過的。1900年義和拳傳到山耳東村,在封建政府的縱容下,山耳東村部分村民出於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本能反抗,參加了義和拳,殺死了本村27個天主教徒。之後不久,在外國勢力的干預下,晉城縣政府鎮壓各村參與義和拳的農民,山耳東村作為晉城殺死天主教徒最多的村莊之一,被縣政府列入重點鎮壓的村莊。經過陳秉謙的父親陳榮毅與本村村民的積極努力,以陳秉謙的叔叔為首的60多戶村民的性命算是保住了,但為安撫教民及賠償教民的房產,陳家賴以起家的“增盛祥”字號的資金被全部抽空。同時,壺關縣令趁陳榮毅處理教案不得分身之機,將陳家在壺關入股的鹽店分文不給,連同財產一同轉讓給了他的親信經營,從此,陳家經濟一蹶不振。這些事,對陳秉謙的童年影響很大。
1909年,陳秉謙的父親陳榮毅到太原參加拔貢考試,看見山西陸軍國小堂管理嚴格,孩子們在這裡學不壞,又不出飯費和學雜費,就寫信讓陳秉謙到太原參加陸軍國小堂的招生考試。辛亥革命爆發後,陸軍國小堂解散,學生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到社會上找了事做。1912年,陸軍國小堂復學,兩期學生合為一期,兩班學生不過百名,歸併為一班,一同升入保定軍校第五期。在保定軍校,陳秉謙有幸結識傅作義先生,並義結金蘭,對他的一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陳秉謙是在同學樊賡燦的撮合下與傅作義先生結識的。
陳秉謙與傅作義早在山西陸軍國小時就是同學,傅作義是第一期,陳秉謙是第四期。因陳秉謙來自鄉間,不善交際,在山西陸軍國小堂和保定軍官學校,除與同鄉的五位同學和編在一處上課睡覺的幾位同學比較接近外,同學間的社交活動很少問津。在保定軍校,傅作義在四連,陳秉謙在五連。雖說同在山西陸軍國小堂和保定軍校學習,但到臨近軍校畢業時,兩人還不相識。陳秉謙有個同學叫樊賡燦,定襄人,在騎兵科,與陳在清河預備學校時是同連同班,關係比較好。一日,樊與陳提議,聯絡曾正毅、趙廷英、傅作義等十三人結交換帖。第二日,十三個人就在保定城內吃飯照相,成了拜把的兄弟。兄弟是兄弟,接近的更接近了,不接近的還是那樣各自矜持著。
保定軍校畢業後,閻錫山向保定軍校電調了八九十名學生,訓練期滿後,陳秉謙分在學兵團,先後任班、排、連長。
1924年,樊鐘秀分路進攻晉東南,閻錫山兵力不敷,令各縣辦理民兵,陳秉謙由學兵團連長被派為晉城縣民兵指揮。樊鐘秀從遼縣攻入,晉城無事。1925年,晉北作戰,陳秉謙帶的補充營被撥歸第八團,編為第二營,陳秉謙成了傅作義的部屬。這時,傅作義已經代替謝濂,任第四師師長。半年之後,傅作義因檢閱部隊到第八團。有一天,傅作義在陳秉謙的老鄉家中吃飯,陳秉謙也在場。談話間,傅作義與陳秉謙談了許多軍事上的事,對同學們進入社會後的情況進行了評論。不久,陳秉謙就任了四師上校參謀長。
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閻錫山倒旗易幟,任第三集團軍司令。北伐軍向奉軍進攻時,張學良駐紮在保定,閻錫山為策應北伐軍,向石家莊出兵,截斷奉軍後方,決定奇襲涿州。這個任務,最後落在了傅作義的頭上。陳秉謙與傅作義一起制定了奇襲涿州的詳細計畫。經過6天的晝夜急行軍,取得了奇襲涿州的勝利。奪取涿州後,晉軍一時趕不上來,閻錫山電令第四師“死守涿城,以待反攻”。奉軍組織了重兵和200多門大炮,日夜進攻。在攻城不下的情況下,又派人入城說降,傅作義置之不理。到了將近3個月時,吃飯成了嚴重問題,守城門的外層士兵常有跑出城投降的情形。全師人數除傷亡三分之一外,患浮腫及大便不下的病人很多。
傅作義決定只身前去保定見張學良給大家換回糧食,託付陳秉謙和幾位團長維持秩序。過了三四天,傅作義又回到城內,安頓部隊。過了半個多月,部隊徒手開駐通縣改編,陳秉謙任參謀,仍在師部辦事。在通縣住了幾個月,保定被晉軍反攻占領,北京吃緊,黑龍江督軍吳俊山向張作霖說:“北京附近兵力已少,對第四師監視困難,留在那裡危險很大,趕快交給我,把他們開赴黑龍江吧。”這訊息傳出後,原第四師的三個團長都跑了,陳秉謙趁到北京交涉車皮之便,跑到天津法國租借地長發棧,假充商人,與朱命三(朱錫章,字命三,猗氏人,與傅作義同為保定軍官學校五期同學,時任中校參謀長,守城期間,專門負責與外面派來的代表聯繫和交涉)聯繫。陳秉謙走後,部隊一夜之間跑了許多。師部一人未剩。未及跑走的,被關到車內拉到了黑龍江。陳秉謙在天津長發棧,每月由原師部出納科長茹志成從傅作義的棉花莊子裡給他送200元房飯費。陳秉謙以商人身份作掩護,每日與棉花客商來往。
有一天,朱命三忽然由北京跑來向陳秉謙說:“傅作義已離開保定,今天可到天津。”第二天,陳秉謙與傅作義在南培蘭的寓所見了面。這時,北京已很緊張。他們到後,即與南培蘭商量開展直魯軍部隊招納、軍師旅長委任等工作。在南培蘭寓附近,又租了個大院,派流落在天津、北京的軍官到涿州附近收容由通州跑出躲到涿州的士兵二三百名,藏在租界內,日本人供給手槍等武器。接著,張作霖被炸,天津市治安岌岌可危,京津交通斷絕,日本人說閻錫山已到北京了。南培蘭與傅作義商量,讓陳秉謙到北京見閻錫山,報告天津情形,請示接收天津辦法。閻錫山的妹夫薄以泉向法領事館辦一護照,說是領事館派人到大使館去聯絡,汽車上插的是法國旗。又派一河北人與陳秉謙同行,免得陳秉謙的山西話惹麻煩。由津到京途中,直魯軍、奉軍散布沿路,見車就開槍,把陳秉謙搜尋一空。陳秉謙晚上10點才到北京,北京已由晉軍接防。進城後,直到鐵獅子胡同,閻錫山已經睡覺,聽說陳秉謙是天津傅作義派來的,就讓他在寢室報告了天津的情形。閻錫山說:“你明天再來吧,我與你安頓。”
第二天上午10點多鐘,閻錫山接見陳秉謙。閻錫山說:“已與傅去電,委託他為警備司令,與諸玉璞交涉接防,由他與南培蘭全權辦理。我派李生達軍開津,歸他指揮。因交通關係,到達還需數日。在這幾天中,要好好注意,尤其在外交方面,要妥為應付。今天你就回去。也許你到後已接收了。”
離開鐵獅子胡同已12點了,沿路未見一兵,直魯軍已退走,天將黑了返回到天津。旗已換了,收編的部隊已有一部換了臂章在街維持,但租界則滿布電網機槍,任何人不準進入,誰也不知警備司令部在哪兒。陳秉謙用電話簿上第一號的號碼找到了朱命三。這時,朱已代理副官長了。朱命三派車把陳秉謙接到了警備司令部,才知與閻錫山談話後,閻錫山的電報發出,拂曉前傅作義就帶著若干便衣隊進入都督府,當了天津警備司令。
警備部成立之初,編制龐大,陳秉謙深感自己再在傅作義部當參謀長已經不適宜了,就推舉正在活動此位子的崔正春接替自己的職務。陳秉謙向傅作義說,自己其貌不揚,不善交際,不適於當參謀長。並說:“崔曾在保定軍校當教官,認識的人多,當參謀長很合適。”傅作義稍為客氣了幾句,便說:“也好,你就在這幫我吧。”
不當參謀長後,陳秉謙在精神上倍感輕鬆。天津人際關係複雜,傅作義的事情又多,應付很費勁。自從當師參謀長後,與傅作義相處一年多,陳秉謙主要是為傅作義主持行政事務,在人事關係上也能為傅作義略事調和,但兩人在性格上矛盾很多,加之涿州之戰、警備天津,更使傅作義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光環,陳秉謙在傅部更覺壓抑。不當參謀長,與傅作義的關係遠些淡些,仍不失為攀龍附鳳,精神上好多了。同時,陳秉謙深知,自己與傅作義不是交情有素彼此深知而結合的,而是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談的投機而結合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由此當了傅作義的參謀長。過了些時間,閻錫山任傅作義為第三十五軍司令,陳秉謙又任了第三十五軍的參謀長、副軍長。從此,陳秉謙作為傅作義的影子,代表傅作義多次參加國民黨中央和閻錫山召開的會議,如秋林會議、洛陽會議等,協商處理軍內行政事務,為傅作義部隊的發展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中原大戰後,陳秉謙隨同傅作義移駛綏遠。
在綏遠期間,陳秉謙協助傅作義進行了有名的長城抗戰。1933年4月,日軍攻陷嘉峰口、古北口後,直逼北平北郊長城各口,陳秉謙與傅作義率領部隊在懷柔、昌平一帶與日軍西義一師團激戰兩晝夜,挫敗了敵人的銳氣。1933年5月17日至23日,與日軍惡戰七晝夜,取得了長城抗戰的勝利。為了紀念在長城抗戰中陣亡的將士,在陳秉謙的主持下,修建了綏遠省歸綏的“華北第五十九軍抗日陣亡之將士紀念碑”,並代表傅作義主持了紀念碑的落成典禮。1935年,日軍唆使滿偽軍進犯綏遠,傅作義不顧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主張,率部毅然進行了綏遠抗日,陳秉謙協助傅作義制定了“全勝要放長時間,斷其一指則要乾淨利索,想辦法把西瓜切開來吃,分而食之”的作戰方略。11月中旬,一舉擊潰了侵略綏東經格爾圖的敵偽軍,並進而三百里雪夜奔襲,取得了震驚中外的百靈廟大捷。12月初,又收復了大廟,擊斃了惡貫滿盈的小濱大佐等29名日本顧問,逼蒙軍四旅反正。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秉謙以為日軍投降,萬事大吉,遂向傅作義告假,回家養病,不料蔣介石又發動內戰,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司令,接收綏遠、包頭等地。陳秉謙不願同室操戈,傅作義就留陳秉謙留守河套。1948年3月後,陳秉謙奉命赴北平。北平被解放軍包圍後,各界震驚,人心惶惶,擔心守城將軍重演涿州悲劇,犧牲文化古都。陳秉謙仔細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力勸傅作義“沒有給蔣介石當忠臣的理由,歷史自有後人書寫”,並要傅作義當機立斷,直接給毛澤東去電錶明自己的態度,“這個路打通了,就可商討一切。”傅作義答覆:“再研究研究。”陳秉謙又告誡傅作義的長女傅冬菊多做工作,終於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飛到北平見傅作義,陳秉謙到機場迎接,和董其武說:“北平和平解放了,綏遠也一定能得到好處。你回去要勸告部下,穩住局勢。我在北平,對綏遠和平解放也許有點好處。”
1949年春,綏遠的和平解放開始醞釀,傅作義和陳秉謙說:“如果你病體能支,回綏遠一趟,主要說服孫蘭峰,別人服不住他。叫他不要有顧慮,不要抱觀望態度。大家團結起來,意見一致才能生存。”還告訴陳秉謙:“毛主席已定我到水利部。”陳秉謙聽後興奮地說 :“這太好了,真是想不到的好。毛主席這樣的闊達胸襟,真當感激。士為知已者死,當赴湯蹈火,以圖報答。”7月20日前後,陳秉謙與劉庸笙起身去綏遠,因情況惡化,奉命返京等候。7月30日,傅作義告訴陳秉謙:“毛主席知道綏遠情況後將我叫去,說綏遠和平解放必須成功。還說:‘蔣介石越搗亂,我們越團結。還是你親自去吧。如何去法,用何名義,隨時與薄一波政委和聶榮臻司令員聯繫,於三四日內將起義方案擬好。’”傅作義高興地說:“現在已經決定我是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董其武是綏遠省主席。”陳秉謙說:“有了名義,制定好計畫,就比以前好辦多了。”8月28日,傅作義率幕僚乘鐵甲車離平赴綏,並攜帶中共黨中央給綏遠的撥款和大量物資,聶榮臻、薄一波親自到車站送行。綏遠起義成功後,綏蒙黨委書記高克林專程赴京慰問陳秉謙,薄一波、聶榮臻設宴歡慶。之後,陳秉謙起身回綏,參與綏遠省的和平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