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子崗
- 國籍：中國
- 主要成就：，甘肅現代醫藥工業的開拓者
- 性別：男
短暫春秋鑄功業,甘肅文藝的闖將,甘肅少數民族地區文教衛生事業的創業人,甘肅現代醫藥工業的開拓者,堅持實事求是的鬥士,
短暫春秋鑄功業
——記我黨基層領導幹部的榜樣陳子崗
他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赤膽忠心，為追求真理，剛直不阿，艱苦創業，不屈不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凡和他相處過的領導和民眾都稱他為黨的好乾部、民眾的好領頭人。
陳子崗乳名甲子、大牛，曾用名陳銘，但未正式用過。1924年2月20日（農曆正十六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曹村鄉西頭南堡子一個貧苦農民家。他自童年就開始勞動，作為家中長子，父母省吃儉用，勒緊褲帶地供他讀書，想以此改變家中貧窮的面貌。少年陳子崗深知父母的不易，想早點自謀生路，以減輕家中的負擔。1936年，賀龍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正在富平縣境內，13歲不到的陳子崗就去要參加紅軍，結果部隊領導嫌他太小而未收留。過了兩年，陳子崗又次去找紅軍，但此時紅軍早已轉移他方，他只得隨本村族兄陳鴻烈來到甘肅省蘭州市安泰堂當學徒。因他心中總惦想著參加紅軍，所以不喜歡經商，於1939年6月離蘭又另謀出路。
甘肅文藝的闖將
但凡是關中人，對秦文化都有著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對秦腔情有獨鐘，幾乎人人都能唱幾段。陳子崗同志也是如此，加上他嗓子好，吐字真，唱出的戲字正腔圓，很有韻味。但他並不想以此為生，卻又一時找不到生計，想回家，又覺得男兒家無功而歸臉面無顏，無可奈何之中他在甘肅省涇川縣參加了舊戲班“醒鐘社”學演唱戲，開始了他20多年的藝術生涯。在戲班中，他很刻苦，吊嗓子、站樁、拿大鼎、踢腿，樣樣活兒不落人後，冬練三九、夏練三伏，很快就成為戲班中的角兒。
陳子崗天性耿直，疾惡如仇，看不慣富人為所欲為的樣子。1941年冬，他隨戲班子到甘肅省靈台縣給地主白天章唱堂會，他不願唱白天章點的戲而遭到毒打，後又被關押起來。為此他想了很多，覺得窮人要想不受欺負，就得有個組織，抱起團來和惡勢力鬥爭。他不願再在這種沒有自由的戲班中呆下去，尋機逃了出去。在鄰縣陝西長武，經過去結識的老藝人金振武介紹，陳子崗同志加入了“哥老會”，排行老九。1942年冬，在他們到甘肅省寧縣和盛鎮演戲時，聽到了當年紅軍在這一帶的訊息，陳子崗興奮不已，爬山涉水，千方百計，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區機關所在地慶陽縣，結識了分區貿易公司經理王超。王超同志是四川人，在長征路上參加的紅軍。他聽了陳子崗的情況，介紹推薦他去西華池縣（今合水縣）隴東分區劇團參加工作，時已到1943年5月。
由於陳子崗同志有在舊戲班的功底，一參加邊區劇團，就成為團里的主要業務骨幹，他不但參加一些主要劇目的演出，還負責教新收進的一些小演員練功。1944年，大劇作家馬健翎到隴東看了陳子崗的演出，直誇他唱功好，是個好演員。
1947年2月，解放戰爭全面開始，隴東分區也進入戰爭狀態。劇團與分區首腦機關及駐地部隊跑散的情況經常發生。隴東劇團是支70多人的文藝團體，只有十多支長短槍，基本沒有什麼武裝。為了搞好戰時宣傳演出，他們經常得冒著和敵人遭遇的危險，不分白天黑夜的急行軍，趕時間為駐地部隊和民眾演戲，隨時保持與分區機關和部隊的聯絡。為能輕裝備戰，團里將許多年紀偏大的老藝人都疏散回家，於是，象陳子崗等一批在業務上較年輕同志不但成為劇團挑大樑的業務人員，而且也是主要的戰鬥力量。為能避過敵人，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做工作，或及時聯繫上級機關，陳子崗同志經常被派往偵察敵情，探明路線、進行聯絡。這項工作很重要，也很危險，要求執行任務的同志必須膽大心細、機智勇敢。陳子崗同志從無怨言，每次都能圓滿地完成任務。1949年1月，在他與另一位同志一起執行偵察任務的時候，突然與敵人的一支騎兵相遇，由於另位同志視力很差，對敵情一點未察覺。在相距百十米，都能聽得見敵人說話的危急情況下，陳子崗同志沉著應對，帶著同志機智地擺脫了敵人，向團領導及時準確地匯報了敵情，使全團近百名男女老少安全轉移，受到領導表揚，並於1949年2月被任為學員班班長，1949年4月，在火線上黨組織直接批准陳子崗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949年8月26日，甘肅省省會蘭州市解放。已更名為隴東文工團的隴東劇團奉命進城。他們由西峰鎮出發，途經平涼、定西直達蘭州，一路600多公里，每次打前站，為劇團安排食宿，都有陳子崗同志參加，並與劇團其他同志一道為民眾宣傳演出，演出的有《大家喜歡》、《閻王寨》、《破奸案》、《除奸記》、《潞安州》、《打漁殺家》等秦腔、眉戶劇目。經過40多天的長途跋涉，文工團於9月初進入蘭州城。1949年11月，中共甘肅省委決定，將隴東文工團更名擴編為甘肅省文工團。
剛剛建立新政權的共產黨，經濟方面還很困難，特別是在新解放的城市裡，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許多事情都不象在邊區時那么方便。一個百人的文藝團體一進城，要吃、要住、要生活，要添置在城市演出的必須設備。沒有經費，什麼工作都難以開展，全團上下為此一籌莫展。團領導找到陳子崗，讓他想辦法為團里籌點款，以使文工團儘快地運轉起來，哪怕是到私營老闆處借錢也都行。領導知道陳子崗曾在蘭州乾過事，有熟人，更相信陳子崗的這種活動能力。陳子崗同志沒有推辭，可他也沒有多大把握，當年他在蘭州也僅是個藥鋪的小店員，又能有多大面子。但為了文工團，為了大家，他還是硬著頭皮去找了自己當年的老闆、現如今的安泰堂藥店經理王茂純先生，憑藉他闖蕩江湖的經驗和在革命隊伍中練就的膽識，動之於情，曉之於理，終於說服王經理借到一筆款子，解決了文工團的燃眉之急。當他帶著錢回到團里時，為此焦急地等待了一天的團領導極其興奮地說：這下子劇團可有活路了。
隨著新中國的誕生，百廢待興，各項事業都在迅速發展，一個省級文工團僅憑原先在邊區時的那些劇目和形式已不能滿足形勢日益發展的需要。省上決定擴大文工團業務範圍，籌建甘肅省文工團秦劇二隊，以演出傳統戲為主，籌建工作主要由陳子崗同志和李壽亭同志負責，由陳子崗擔任隊長。一隊主要由文工團原有人員和部分新收學員組成，以演出現代戲和其他形式的劇目是為主。
新籌建的秦劇二隊主要演出傳統戲，靠文工團原有的人員是難以勝任的，必須吸納民間戲班藝人參加。但當時文工團實行的是供給制，不掙錢。因此招人告示發出後好多日子都也沒幾個人來。許多與陳子崗熟悉的藝人們也都怕他找他們，因而總躲著他。陳子崗同志沒有氣餒，不怕碰釘子，不怕吃閉門羹，二遍、三遍地去家裡、到戲園裡上門做工作，請到一塊座談。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說在革命隊伍與舊戲班的根本不同，用實事說明參加革命隊伍的光榮和光明前景。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總算將一些有名望的老藝人請到了文工團，如在全省戲劇界享有盛名的沈和中、沈愛蓮、劉清華、景樂民、薛再平等。然而組建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由於長期養成的惡習，一些藝人抽吸大煙成癮，這在革命隊伍中是絕對不允許的。為此，陳子崗同志又採取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強制戒菸的行政措施兼用的辦法，使得一些藝人改掉了吸大煙的毛病，成為新社會的文藝工作者。不久，省文工團秦劇二隊在蘭州市公演，取得成功，觀眾反響強烈。秦劇二隊的成功，也為甘肅秦劇團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0年1月，新組成的慶陽地委專題報告中共甘肅省委，要求將原隴東文工團歸還老區。省委研究同意抽出一部分同志回隴東，重新組建慶陽分區文工團。剛由小山溝來到城市，聽說又要回去，不少同志情緒低落，思想鬥爭比較激烈。但陳子崗同志沒有猶豫，主動找團領導，要求回隴東，說在哪兒都是一樣幹革命。許多同志被陳子崗的精神感染了，也表示願意重返隴東。經組織研究決定，由陳子崗同志帶隊，組成一支30多人的文藝隊伍，返回到慶陽城。
1950年4月，由陳子崗同志帶來的30多人與西北民大、華北革大及分區幹校抽調來的部分人員，組成了新的慶陽分區文工團，地委任命陳子崗同志為團長，唐風同志為指導員。劇團一成立，陳子崗就根據地委“自謀生路養活劇團”的指示精神，積極開展工作，突擊排演劇目公開進行商演。他們首先排演了老區民眾所熟悉的現代戲劇目和傳統劇目，陳子崗也在劇中擔任角色，粉墨登場。由他主演的傳統戲《伍員逃國》、《斬單同》、《長坂坡》等戲不時獲得陣陣喝彩聲。之後，文工團在參加土改運動中的50多天中，走遍全區10多個縣區，演出58場，並組織有時事、政策等講演組，進行宣傳活動。1950 年9月，陳子崗領導文工團排演了大型歌劇《白毛女》，開創性地將布景及打雷、閃電等特技效果搬上戲曲舞台。他們的演出，既養活了自己，也贏得了民眾，特別是在土改演出時，每到一個地方，民眾都熱情地款待文工團同志吃飯住宿，就象當年邊區民眾對待自己的劇團一樣。到1952年4月，慶陽分區文工團人員已發展到87名，行程1000多華里，演出252場，觀眾人數達到21萬人次，收入1.7億多元（舊幣）。
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為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宣傳，迫切需要成支一支文藝隊伍，以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在新區，特別是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勝任這一工作的不單應是懂業務的內行，而且要具有吃苦耐勞精神，創業能力強的幹部去。省委想到了陳子崗同志。1954年6月，省委組織部長王秉祥同志親自找陳子崗談話，陳子崗同志回答說：“只要組織需要，要我到哪裡，我就到那裡。”
1954年10月，陳子崗同志攜家帶口來到甘南州首腦機關所在地夏河縣，被任命為州歌舞隊隊長，而全隊再沒有配備任何幹部和演職人員，全部都需要他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沒有地方住，他們一家就被安排在黃正清（民主人士、藏族、甘肅省副省長兼甘南州州長）家原來的馬棚里，他沒有怨言，簡單地收拾了下就開始忙活起工作來。辦歌舞隊不象辦劇團，特別是在藏區，他自己雖說是一個老文藝兵，但十幾年來乾的都是戲劇，對歌舞並不很熟悉。然而，在陳子崗的性格里就沒有“退卻”兩個字，什麼樣的困難，他都會想盡辦法拿下。他東跑西奔地物色到十幾個懂漢話、能唱會跳的藏族青年，先組織他們學習文化，講授基本文藝常識，再請老師教他們歌舞。在陳子崗同志的領導和大夥的努力下，歌舞隊很快排練出了他們的第一批帶有民族色彩的歌舞，《哈達獻給毛主席》、《鄂兒多斯舞》以及藏族民歌獨唱等節目。在為州領導審查演出中，獲得好評，都說陳子崗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拉起這樣一支文藝隊伍，確實不簡單。
得到領導的肯定，陳子崗同志的信心更足了。他帶著歌舞隊先後深入到瑪曲、碌曲、夏河等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宣傳演出，深受藏族同胞喜愛。1956年8月，陳子崗同志經過兩年的努力，甘南州歌舞隊由最初的不足20人已發展成為擁有60多人的歌舞團。這年，中共甘南州委和州人委機關由夏河縣遷往合作鎮。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甘南州僅有一個歌舞團已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作為全州文化教育系統的行政主官，陳子崗又開始了籌建甘南州秦腔劇團的工作。1958年9月乘去蘭州開會之機，陳子崗同志積極找省文化局領導匯報，並大膽提出將慶陽地區合水縣秦劇團全盤端入甘南州的構想，得到文化局領導的贊同。1958年10月，省文化局研究決定，將合水縣秦劇團整體調入甘南州，成為甘南州秦腔劇團。合水縣秦劇團也是一個較早的革命文藝團體，於1939年因受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影響，由中共合水縣委將幾個舊戲班改編組成為合水縣民眾劇團。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這個劇團配合革命戰爭和國家建設需要，開展了積極的宣傳活動。由於多年的工作交往，陳子崗同志對這個團體比較熟悉，加之正逢全省行政區劃變更，慶陽與平涼兩地合為平涼一個行署，合水、正寧、寧縣三縣合併為寧縣一個縣。在這種情況下，隴東地區的縣級劇團明顯偏多。陳子崗同志抓住了這次機遇，積極爭取，得到州委和省文化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順利地完成了這次劇團的搬遷，既解決了老區富餘劇團人員的出路，又填補了少數民族地區文藝隊伍不足的空白。1959年，他根據來甘南參加建設的河南省籍人員增多的實際，又組建了甘南州豫劇團，使甘南藏族地區文化生活空前繁榮。
甘肅少數民族地區文教衛生事業的創業人
陳子崗同志於1954年10月到甘南擔任州歌舞隊隊長，9個月之後，於1955年8月，被任命為州人民委員會（簡稱人委，現稱州人民政府）文教處副處長，著力抓起全州的文化教育建設，辦起了不少的學校，使閉塞落後的甘南草原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1956年6月他代表甘肅省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與會議代表一同榮幸地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會見。
1958年春，西藏少數不明真像的同胞受達賴集團操縱，發動了武裝叛亂，甘南部分地區也被卷了進去，使得剛剛發展起來的各項事業又遭受到極大的破壞。1958年5月，平叛剛剛結束，但仍有少數土匪殘餘在藏區活動、襲擊我地方政權，殘害我工職人員，特別是對漢族。為儘快恢復叛區的各項工作，州委和州人委組織了一批由機關幹部組成，部、處長帶隊的武裝工作隊，分別奔赴各地做恢復調查工作。陳子崗同志隨武工隊來到叛亂重災區的甘南州卓尼縣麻碌區（現扎古碌鄉）。所到之外，都可看見戰火燒過的焦土，仍可聽到流竄土匪的零星槍聲。由於叛亂，藏區許多學校的老師都離開了這裡，個別沒有離走的老師也都躲了起來，不願再繼續乾，怕危險。身為全州文教主管部門的負責人，陳子崗心裡非常焦急，為儘早日恢復這裡的教育秩序，他不顧一日四處奔走的疲勞和叛匪襲擊的危險，親自尋找，上門拜訪，與這些老師真誠談心，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他們儘快回到學校。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各地的學校都陸續恢復起來了，並有較大發展。1958年，州委機關所在地合作鎮改制為德烏魯市．同年9月，全州7縣一市的國小數達到278所，入校學生15900多人，全州13萬多名青壯年文盲，脫盲56700多人，脫盲率43.7%，有一半縣市的青壯年基本脫盲；開辦技術學校58所，有學員6265人，其中研究人員440多人；開辦技術大學5所，招收學員755人；全州共興辦中學7所，有師生1700多人，為適應藏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他還領導了在全州普通國小增設藏語課程的教育活動，積極倡議漢族學習藏語。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刻苦學習藏文藏語。這些成績在同月召開的全省科學技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進行了交流，得到與會代表的認同，並榮幸地與其他代表一同受到了前來甘肅視察的朱德委員長的會見。
1959年10月，為慶祝共和國成立十周年，陳子崗同志作為全州的文都衛生主要負責人，除組織文藝慶祝活動之外，還組織了全州的體育運動會，沉寂了千年的甘南草原第一次有了帶有強烈現代概念的文化活動，使得整個藏區都歡騰起來，為豐富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文化生活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然而，年輕的共和國在前進、發展的道路上並不是一路順風，特別是處於偏遠的甘南少數民族地區，更是一波三折。剛剛平息完叛亂，又遇上連年的大饑荒，許多由內地來支邊的青年幹部職工又都紛紛不告而別，返回家鄉，使得不少基層政府部門一時竟出現無人辦公現象。經上級黨委政府努力組織、協調，抽調包括教師在內的各類幹部補充到政府部門，才扭轉了這一被動局面。但隨之又出現了教師隊伍缺少人員的尷尬，而且相當一批適齡兒童和在校學生也因飢餓問題而無法正常入學而棄學、輟學。此時，遭到錯誤批判的州文教衛生局常務副局長的陳子崗同志還無法正常工作，直到1960年10月中央開始注意到自然災害威脅的嚴重問題之後，陳子崗才得以解脫。一恢復職權，陳子崗同志不顧個人得失和重病纏身，就投入到全州教育工作的恢複方面，他連續在龍迭（現舟曲）、臨潭、卓尼等幾個重災縣跑了數十天，調查了解，召集縣社幹部座談，積極尋找解決的辦法和途徑。
與此同時，醫療衛生問題則更加突出，經過大饑荒的人們，浮腫、乾瘦、婦科、兒童發育不良及傳染病等病情特別嚴重，政府除了調運糧食支援災區之外，最緊急的有效措施就是加大衛生醫療工作力度，儘快將許多處於死亡邊緣上的民眾搶救過來。救人是當時全州的頭等大事。為此，州委又將陳子崗同志從教育前線抽調到衛生戰線方面。他一接到通知，就積極奔走，求得省上的支持，為甘南爭取到了大量的醫務人員、藥品、營養品的支援。搶救災民生命是項極其艱苦而細緻的工作，特別是在那個物質條件極其緊缺的年月，而且又處在那個非常落後的地區，要完成這項工作真是難上加難。但在陳子崗同志卻從不怕難，他身上固有著一種共產黨人的越是困難越向前的精神和品質。他不但要抓計畫報告之類的面上工作，還親自做許多具體的工作，諸如跑省上匯報情況，爭取支援，深入基層調查了解實際情況，摸底排查，對病情分門別類，列出輕重緩急，做出切合實際的安排。待這些工作告一段落時，陳子崗同志卻病倒了。他為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可以說是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了。
甘肅現代醫藥工業的開拓者
1962年10月，陳子崗同志被調往省城蘭州。他原是一個地州級政府主管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行政領導幹部，來到蘭州市後，對他來說選擇餘地很大。鑒於他在文藝方面的特長，又是省秦劇團的開創者，省上最初安排他任省秦劇團團長，成為一個縣團級單位的第一把手。但陳子崗同志沒有去。通過甘南災後的恢復建設，他感到做好民眾醫療衛生工作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因而他選擇了衛生系統。當他來到省衛生廳的時候，廳領導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進機關不可能，只能到下屬單位。這也正是陳子崗同志求之不得的，他就是想做些能解決民眾最迫切需要的具體事情，並不想在機關做官，廳領導也了解陳子崗的闖勁，提出給他一塊硬骨頭，到蘭州製藥廠去，說那是省上唯一一家西藥生產企業，成立起幾年了，沒有多大起色，問陳子崗樂意不樂意去，陳子崗欣然接受。由於陳子崗同志長期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和文教行政工作，在醫藥衛生方面就顯得生疏一些，特別是乾企業，那與搞事業和行政工作完全是兩個概念。所以組織上暫任陳子崗同志代理副廠長，廠黨支部副書記，另配一名資格較老的同志任書記。
蘭州製藥廠座落於黃河北一條排洪溝上游的山坪上，成立於1958年的大躍進中，由於是趕風潮，基本上等於土法上馬，根本沒有什麼發展後勁。到1962年10月陳子崗同志到任後，這個廠的幹部工人不足100人，生產車間、辦公都是很簡陋的土坯房，不知道的人怎么也將它和省製藥廠聯繫不起來，可它畢竟是甘肅省現代醫藥工業的胎兒。
沒有配備廠長，陳子崗這個代理副廠長就成為蘭州製藥廠實際上的廠長，然而他卻對製藥基本上一無所知，如果說是還知道一些，那也是他在前幾年主管甘南州衛生系統時了解的一點簡單的藥品名字和普通常識。對這些，陳子崗同志向來不怕。他經常說，人沒有天生下來就什麼事都知道的，任何人都是從不知到知，從知之甚少到熟悉它，掌握它。為了儘快熟悉這一陌生的行業，他離開家人，獨自搬到廠里，吃住都在他那間不足14平方米的土坯辦公室里，白天跑廠區、下車間，晚上開會、辦公，每天臨睡覺前都要翻開有關製藥方面的書籍學習一會，許多東西甚至是從最簡單的化學原素符號和藥品的構成成份開始的。幾個月後，他對製藥的基本知識已有所掌握，已能和廠里的技術人員在一起進行一些有關的生產技術討論，並提出個人在企業產品開發生產方面的具體構想，同時也熟悉了企業管理的基本方法，很快就使一些最初還抱著看他這個小個子笑話的幹部變得心悅誠服了，不由自主地說：“小個子厲害！”。1963年7月廠黨支部對工作了近10個月的陳子崗作鑑定的時候一致認為：陳子崗同志工作有魅力，有幹勁，學習刻苦，能鑽研，短時間內就由外行變為內行，真是位好領導幹部。
過去在隴東劇團時，他就記得老團長常說：一個文藝團體要想立得住腳、過得硬，就必須要有自己的作品，作品是一個劇團的核心。陳子崗同志認為，道理同樣，一個企業要想站得住，發展壯大起來，就必須要有自己的過硬產品，而這種產品是靠一批有知識、懂技術的人才創造的，科學技術、知識是創造企業財富的主要力量。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個年代裡，知識分子地位較低，特別是經過1957年反“右派”鬥爭之後，許多敢說敢為的青年知識分子都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輕者也是給予“暫不定性、以觀後效、隨時戴帽”的待遇。使得這些本來很有作為的人才們的主動能動性受到很大抑制，對技術書籍不敢公開看，對業務不敢大膽鑽研，生怕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抬不起頭。蘭州製藥廠也是如此。為了企業的發展，陳子崗同志冒著自己犯錯誤的危險，大張旗鼓地鼓勵知識分子和年輕人鑽研業務，學習科學技術，還專門召集全廠技術人員和業務骨幹進行座談，以高規格的荼花會和宴席招待，讓他們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為企業建設出謀獻策。為進一步調動技術人員的積極性，陳子崗同志還力排眾議，給技術人員以重任，使他們做到有職有權，對少數有作為的被以右派看待或戴了右派帽子的技術骨幹，他大膽給予摘帽平反，使得這個沉默了幾年的企業一下子有了活力和生氣，一個人人獻計，個個出意、提合理化建議的生動政治局面在蘭州製藥廠驟然形成。
企業要發展，沒有必須的廠房車間產人員是不行的。為此，陳子崗同志又積極籌划進行工廠的基本建設，不到半年時間，幾座象樣的一磚到頂的新生產車間在小溝坪的半山上拔地而起，一排排整齊的職工宿舍也隨之建起，使得長年小作坊式的藥品生產有了初始的現代生產基地，也使在外散住多年的職工們有了一個相對穩定、可安居樂業的地方。
接踵而來的是招收人員。要發展，要使蘭州製藥廠真正成為全省藥品生產的重地，僅靠現有的那幾十個人是遠遠不夠。在計畫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根據國家計畫安排的，任何單位都無權隨便招人。但若要等計畫安排，可能在一年半載的短時間內是解決不了。陳子崗是個只爭朝夕的人，對任何事他一向都是不等不靠。招收工人也同樣，一時要不來正式職工編制，他就招收臨時工，擇優錄取，很快就解決了工廠生產人手緊缺的問題。
為儘快掌握先進的管理方法和生產技術，陳子崗同志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借去北京參加全國醫藥行業廠長經理會議之際，他又帶人前往，利用會議空隙時間，去華北藥廠，天津藥廠、北京藥廠參觀考察學習，對於必須更新的設備，他不惜代價，積極購進。他認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沒有先進的生產設備，提高生產力就無從談起。
為了使企業儘快步入現代醫藥生產的行列，打破甘肅省沒有現代醫藥企業的局面。1963年底，陳子崗積極回響西北局關於企業認真向上海學習的指示精神，親自帶隊前往學習，學習上海的管理，學習上海的生產工藝，學習上海的一切先進的東西，以提高本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生產能力。在學習過程中，他從最簡單的生產操作程式開始，帶頭下車間，與那裡的工人統勞動，在生產實踐中認真學習。他不恥下問，不放任何一個細節，上至對方的廠長，下至工人力求弄懂所有需要弄懂的東西。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每位前往學習的蘭藥人都熟練地掌握了自己崗位的先進知識和經驗，為蘭州製藥廠的快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企業的發展，陳子崗發現現行體制中存在著許多不適應實際生產的問題，特別是在幹部和工人的崗位上，一些具有國家幹部身份的人，卻無法很好完成他應做的工作，有的甚至是常年白拿工資。陳子崗認為這很不利於企業發展，即就是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時代，我們的企業也應該講經濟效益。利潤是企業發展的核心，而利潤的增加就是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來實現的。為此，陳子崗同志作為一廠之長，從企業現代管理制度入手，大膽提出打破幹部工人身份界限，誰能幹什麼就乾什麼，力主將一些不適應幹部工作崗位的同志調出，進車間乾普通工人的活，而將一些有文化、勤奮能幹的工人調出車間到幹部工作崗位上。這一舉措又次地激活了蘭州製藥廠，許多有能力、有知識的年輕人無不歡欣鼓舞，發自內心地說：在陳廠長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就是有勁頭。
蘭州製藥廠是全省唯一的省級製藥大廠，然而他畢竟又是一個大躍進之后土法上馬的新廠，論其規模，還頂不了上海、華北等製藥廠一個分廠，甚至是一個車間的規模，因而，它又是一座小廠。經過一年的不懈努力，包括剛招收來的一百多號臨時工，全廠總職工人數也未突破200人，廠級領導也就只有陳子崗和書記兩人，其生產能力和利稅也不是很理想。可是在甘肅的廣大市場上，一方面是蘭州製藥廠的產品在省內各城市大量積壓，另一方面在廣大農村卻供不應求。針對這一實際，陳子崗同志又著力加大企業的銷售工作力度，抽調得力人員，要他們不單到各地州市所在城市，還要更多地往縣城以下地方深入，到甘肅以外更偏遠的省區去推銷蘭州製藥廠的產品。
經過陳子崗及廣大幹部職工的努力下，蘭州製藥廠的效益明顯上升，儘管總值不高，但利潤增長率達到一倍以上，職工的勞保福利、獎金也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還建立擴大了職工食堂，辦起託兒所，解決了職工的後顧之憂。
陳子崗同志並不滿足於現狀，取得這點成績與他的目標相差太遠。他決心還要大幹一番，將蘭州製藥廠發展成為一座在全國都能數得著的現代化製藥大企業，使其真正成為全省醫藥行業的寶貝和金疙瘩。他籌劃著名建立蘭州製藥廠的技術學校，培養適用於本企業的專業技術人才，他還籌劃建立本企業的新產品研究開發中心，創出自己品牌。他在參觀了天津、華北、北京、上海等藥廠之後，信心更為大增，不止一次地在全廠職工大會上宣稱要趕超國內名牌產品，要樹立蘭藥的企業形象和蘭藥人的形象。他的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廣大幹部職工，激勵了蘭州製藥廠一批有志之士的成長。蘭州製藥廠從1958年一個幾十人的小作坊發展成為今天一座1000多號人的大型的現代醫藥企業，陳子崗同志從中起到了開創性的基礎作用。
堅持實事求是的鬥士
陳子崗同志僅活了46歲。他暫短的一生非常坎坷，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年里，他一心想轟轟烈烈、扎紮實實地為黨為人民幹些事情，卻總是中途擱淺，不但使他難以如願以償，而且還總被當作對立面大批大斗。但是，陳子崗同志堅信自己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是忠誠的，是想把事情辦好的，而且也是做出成績、取得明顯成效的。如果說有錯誤，那也是主流與支流的問題，是前進道路上難以避免的、或不自覺地出了差錯。他從不因被批鬥過而動搖、灰心、沮喪，從哪兒栽倒，就從那兒爬起來再乾。總想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取得組織和民眾的信任。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被平反，他又接著以更大的決心和幹勁繼續乾。真可以說是“屢挫屢戰”，具有革命的大無畏精神。
1950年4月，陳子崗同志離開省城，又次來到剛剛分別不久的隴東山區，為老區重新創立文工團。文藝工作團體，其人員必須具有相當的專業才能。而他從蘭州帶回隴東的三十幾個人大部分是新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還不能完成大型劇目的排練演出。隴東地區古時屬於秦國，其文化完全是秦文化。這裡的人們天生喜愛秦腔、眉戶等戲曲藝術，各縣區均有許多民間戲曲班社。自隴東劇團劃歸省直劇團後，慶陽老區還沒有一個較有規模的國營文藝團體。陳子崗同志就是帶著這種使命來開創慶陽地區文藝事業的。他以所帶的三十幾個人為骨幹，首先開展了招收名老藝人和青年知識分子為主的擴編工作。剛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經濟力量非常薄弱，整個隊伍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制，生活很艱苦。而民間戲班劇社實行的是商業化經營，唱戲賣錢，一些好演員一月的收入相當可觀。在這種情況下，想說服動員他們放棄舒適的生活而參加沒有收入的國營劇團，其難度可想而知。陳子崗對這一切都不言愁。他前後在隴東的戲劇界裡磨爬滾打了10多年，對有些名流很熟悉，他深知這些人們都是跑江湖的，講的是義字，希望別人能看得起他們，特別是政府的工作同志對他們的態度。於是，陳子崗想盡辦法籌措資金，買著好煙好酒，在好飯館裡請他們為坐上賓，一次不成就兩次、三次，對有些人他也是“三顧茅蘆”。陳子崗同志以他的真誠和豪爽終於將一些有影響的戲曲名家請到新成立的慶陽分區文工團里。文工團有了台柱子，排演各類大小劇目也就順利多了，很快文工團的名氣就打了出去，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教育民眾的任務，而且開創了文藝工作企業化的路子，既解決劇團經費自給，還有盈餘上繳，減輕了國家負擔，團里同志們高興，上級領導也滿意。
1952年10月，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的“三反”運動在全國陸續鋪開，並將追查貪污行為稱之為“打老虎”。這場運動本來旨在反對中飽私囊的嚴重貪污、浪費行為，實現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防止腐化墮落的方針的，可是由於“左”的一套在我們共產黨內長期占居統治地位，有著很深的思想基礎，一有運動，一些好以打擊別人來表現自己的人，就顯得如魚得水，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地大做文章。慶陽分區文工團內也不乏這類人，他們抓住陳子崗晏請名藝人的事，硬說陳子崗同志有貪污浪費行為，而且非常嚴重。主管部門的領導也是官僚主義，不做深入細緻調查研究，就將陳子崗同志按“老虎”對待，停職批鬥了十多天，後經地委主要領導同志親自過問審查，才給予了糾正。
但陳子崗沒有很好地總結這次教訓。他始終堅持認為，共產黨人也要講情講義，只有以誠待人，才能使對方心悅誠服，感到組織的溫暖，從而更加努力地搞好工作。這就是實事求是。但他沒有很好地去分析研究黨內同志的思想狀態，忘記了“左”的那一套在共產黨內還很盛行，以致再次受挫。1958年10月，陳子崗同志時已為甘南州政府的文化教育處長，為了繁榮甘南州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活，他借平涼慶陽兩個區機構合併之機，積極向州領導建議，跑省文化主管部門領導匯報、爭取，並不辭辛苦地親臨慶陽地區，將合水縣秦劇團整體搬往甘南州。此事雖然經上級有關部門批准，然而涉及一團幾十人的去向和前途，每個人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想法，特別是一些在當地有名氣的演職人員，要他們離開自己的家鄉前往一個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思想波動之大也是可想而知，儘管按紀律國家幹部必須得服從組織調動，可是具體落實時不但要對劇團同志做大量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還要妥善處理好與當地政府的關係。陳子崗同志再次採用1950年組建慶陽分區文工團的辦法，雖然比較順利地將合水縣劇團全盤端回了甘南，並從西安市挖來幾位名演員充實到甘南秦劇團，為甘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重重地劃了一筆，但也給一些專想整人的極左者落下了把柄。
1959年10月反右傾開始，陳子崗搬遷劇團的作法又次地成為被批鬥的口實，但這次批判他主要是因為他太實事求是而被作為右傾分子批判的。陳子崗擔任州文教衛生局的主要負責人之後，經常去省城參加全省的有關業務工作會議。以甘南州的實際和工作情況與其他地州市相比，其自身基礎條件就相差甚遠，不在同一起跑線上。許多工作縱向地與自己相比的確是進步不小，但橫向與兄弟地市一比，距離就比較大了。因此陳子崗每次參加會議均不帶經驗交流材料，覺得帶了不如不帶。他感到在人家那些基礎條件較好、成績比較突出的地市面前大談落後地區的經驗和成績，實在有些不那么自在，更不要說是在評選全省先進時，讓他去與其他地市爭了。1959年他出差蘭州路過臨夏州的廣河縣時，發現了不少要飯吃的乞丐，當時他就很驚訝地說了句：“沒想到我們鄰家將日子過成這個樣子。”那意思只是想說明，臨夏州的自然環境和農業生產基礎條件要比甘南州好得多，若臨夏州都出現飢餓問題，那甘南州就更困難了。這又使陳子崗同志聯想到甘南州不少地方因為糧食問題而致使浮腫病人大量出現的問題。他如實向省上領導作了匯報。他覺得這是一個共產黨人基本的政治責任，要讓上級儘早如實掌握髮生在下邊的真實情況，再不敢吹牛說大話了，那是會坑死老百姓的。州領導得知後對陳子崗這種不積極為本州爭取榮譽，反而暴露實際問題、揭短的作法後火冒三丈，認為他這是一種嚴重的右傾，不看成績，光看問題，硬是將甘南的標兵一腳踢掉了。就連那句在廣河縣的感嘆也成為一條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證。
對這種不能為領導爭光的幹部，其日子肯定是不會好過的。除了大小會議組織對陳子崗同志的口誅筆伐之外，還要懲罰他到艱苦地方去鍛鍊、改造。1960年3月，陳子崗同志被派往龍迭縣（現舟曲縣）武坪公社那下橋隊蹲點。在那到處都是一片讚揚聲的大躍進年代中，陳子崗確實是帶著深刻檢討自己“右傾”思想的目的來改造的，他總是在不斷地深思，自己可能真的錯了，這是世界觀上的問題，不能用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來正確對待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他虛心地、認真地搞著調查了解。可是，他越是調查得仔細、認真，就越發感到問題的嚴重，這哪裡象平時所宣傳的到處都有存糧，分明是農民已經普遍缺糧吃，前段時間一些浮腫病人已開始大量死亡，牲畜也在一批批地死去，農村生產力受到了很大破壞。更為嚴重的是，競真的出現了只有在史料上才能看到的人吃人現象。陳子崗同志為這一幕幕慘景痛苦不堪。他不止一次地問著自己，難道這真是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嗎？他思想鬥爭很激烈，這種實情到底要不要如實向組織反映匯報，匯報之後上級領導又是什麼態度，上回他只是如實匯報了浮腫病問題，就成為右傾分子，若再斗膽匯報死人以及吃死人的問題，豈不是要自找死路嗎。可是，若不如實匯報的話又將會怎么樣，難道就任憑這些只圖虛假政績的官僚主義者們的虛榮心更加無限制地膨脹，讓人民民眾將遭受更大的災難？若是那樣，他陳子崗將永遠會受到自己良心的遣責，就真的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的培養了。他鼓足了勇氣，給州委寫了匯報。但是，在極左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年代，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上下一致都說陳子崗瘋狂誣衊社會主義制度，是對“三面紅旗”有刻骨仇恨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大小會連批兩個多月，其妻子，一個三十年代在延安就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也被找出各種理由逼迫退了職。陳子崗同志感到委屈極了，他反覆在問，難道自己真的錯了嗎？那么真正的共產黨到底該如何對待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1960年5月，陳子崗同志冒著被判刑的危險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信。大概是各地都有類似情況陸續反映到了中央，1960年10月，中央開始部署肅清“共產”風和浮誇風，中共中央西北局於同月在蘭州召開專門會議，清算了原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極左錯誤和不求實的浮誇作風，陳子崗同志才得以平反昭雪。
1962年12月，陳子崗同志調往蘭州製藥廠擔任領導職務。蘭州製藥廠是當時省上唯一的一座西藥生產企業，被上級領導稱之為全省醫藥行業的寶貝疙瘩。但這個所謂的現代醫藥企業卻只有幾間簡易工棚和不足100員工的隊伍，沒有生產藥品必須的車間，沒有職工宿舍，技術人員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連業務書籍都不敢公開看。面對這一切，陳子崗同志沒有被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住，他先從基建和招收人員入手，給職工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安定職工思想，然後重點抓人才，大膽提高知分子地位、起用知識分子，對一些扣在知識分子頭上的不實之詞全部去除。雖然他那時說不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樣的論斷，但陳子崗實際上已在這樣實踐著這一偉大論斷。他大抓生產、抓藥品質量，堅決將發展生產作為企業的第一要務。商業上的許多條條框框對企業產品銷售不利，影響企業效益，他就到處設立本企業的行銷門市部，搞自產自銷。在創造利潤上，陳子崗同志堅持在保證藥品質量的前提下，充分擴大創利空間。在藥品生產規程上，有上中下限投料的明文規定，按最直觀的理解，就是藥品生產按下限投料也是允許的。但作為醫治人病的藥品，能以中上限投料更好。為此，有關部門的主管領導也反覆強調過反對中下限投料，並對一些廠家搞中下限投料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陳子崗同志對這些情況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認為，這對一些大廠、老廠、家底厚實的醫藥企業是完全應該的，而蘭州製藥廠是家新企業，是座規模不及人家大廠、老廠一個車間的小廠，它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本企業的原始資本積累。因此，陳子崗大著膽子冒著頂撞上級部門和個人犯錯誤的風險，果斷地採用了中下限投料，為企業壯大創下了可觀的利潤。
在生產過程中，陳子崗同志發現不少幹部根本不適應崗位要求，不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還起副作用，影響整個工作和企業形象。為此，他大膽行使廠長職權，不怕得罪人、不怕遭人報復，硬行將一些不適應的人員調離幹部崗位到車間當工人，而將一些工作中的優秀分子調出車間當幹部。這種做法無疑是一次改革現代企業管理的重大舉措，但他作的卻太超前了一些，這畢竟涉及到好多具體當事人的個人利益，因而也等於為他自己樹立了一些反對派。這種後果陳子崗完全心知肚明，但為了企業的發展，他顧不得什麼個人得失。
在陳子崗努力下，蘭州製藥廠面貌大變，不到兩年時間，職工人數增加了80%，達到180多人，企業產值和利潤均增加一倍多。
陳子崗同志有股不服輸的精神，天津製藥廠生產的“雙魚”牌藥品在全國很有名，創下了豐厚的利潤。陳子崗認為別人能辦到的事，蘭州製藥廠也一定要辦到，蘭州製藥廠也有優秀的技術人員，更主要的是經過他幾次大膽的改革舉措，已激活了工廠的機制，更大地調動了廣大幹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因此，他堅信蘭州製藥廠一定能創出自己的品牌。可是，在那個年代，就這一條也成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然而，陳子崗同志許多積極的有益作法，在計畫經濟條件下卻寸步難行。在那個只講符合規章，那怕是落後也正確，不合章程，取得成績也是犯錯誤的年代裡，陳子崗同志總歸會栽跟頭的，對於這一點，他似乎已有所思想準備。可是他總想只要自己真正為人民做了些在益的事情，就是個人受再大的委曲，遲早會被黨和人民接受，被社會所承認的。只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就是他所作的這些有益的事情競被無限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行為，而且一批就是5年之久。在這5年多時間裡，他沒有申辯的權力，沒有人身自由，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黑白顛倒的瘋狂年代裡，陳子崗同志受盡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終於沒有熬過去，於1969年11月21日含著悲憤和冤屈離開了人間，時年不滿46周歲。
陳子崗同志最終還是被黨和人民接受了，被社會認可了，1978年，省上為陳子崗同志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為其平反昭雪，其屍骨被從公墓區安放到華林山烈士陵園革命幹部灰堂。更令人寬慰的是改革開放後，人們衝破了禁固在思想上的枷鎖，從心底里感到陳子崗同志的許多做法都是正確的，是有先見的，蘭州製藥廠廣大幹部民眾深情地說：“如若陳廠長活到現在，那這個廠就好了。”質樸的語言道出了真情。
的確，陳子崗同志若真活到今天，他一定會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年代裡，理直氣壯地為黨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能更充分地發揮他的聰明才智，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可是，痛定思痛，在荒謬過去之後，冷靜地分析看待所發生在陳子崗同志身上的問題，除了路線、政策出現了偏差、極左的那一套東西在人們頭腦中流毒太深之外，那就是人們的素質普遍不高和對領袖人物的盲目迷信。他們熱衷於一哄而上的各種運動，習慣於不用自己頭腦去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地人云亦云。他們願意對乞丐講人道，卻硬要昧著良心對革命陣營的同志落井下石，因為這樣最省事，而自己在政治上又毫無損失，甚至會青雲直上。當然，並不能說我們的爸爸陳子崗同志沒有錯誤，極左的東西在他身上也或多或少有所表現，但他主要是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他自持才高人一籌、能力強、魄力大，因而比較武斷，許多人也怕他，他一般也難以接受別人的建議和意見，因此也惹了不少人。但他心底坦蕩，為了人民的事業，無私無畏，每次運動中也都能深刻地認識到這些問題在自己身上的嚴重存在，也經常感到自己的一些俠義之舉和淳樸的人情味，很多時候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革命作風是有牴觸的。但他多年實踐所造就成的秉性要改也難。陳子崗同志的許多情況和偉人鄧小平有著相似之處，儘管他們的身份、地位、貢獻不可同日而喻，他們都是小個子，性格近似，都有著三落三起的經歷。所不同的是鄧小平在第三次起來時開創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第二次革命的飛躍，成就為歷史偉人。而陳子崗第三次起來時卻已作古，儘管人們對他進行了重新評價，但他畢竟無法成就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鄧小平在落難時，他周圍的人們絕對沒有人會說出鄧小平的個子小而如何怎樣，因為他周圍都是些人類的精英，素質極高。而陳子崗則不同，他處在基層，特別是在蘭州製藥廠工作時期，有相當一部分幹部對他這個小個子聰明才智勝過自己抱有極大的妒忌心和不滿情緒，對他的果敢、專斷更是氣恨不已。極左的政治路線造就了一批政治上的投機分子和無恥之徒，這些人以整人為樂，為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什麼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得出來，他們竟以對他人的人身攻擊和人格污辱，作為政治批評、甚至批判鬥爭的有力武器和其顯示個人政治才能的得意之作。這種事如今人們談起時甚感荒唐可笑，說明我們的社會的確在進步了，人們的素質也的確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