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伊斯蘭化進程芻議

作者簡介 東方曉，本名張曉東，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中國中東學會秘書長（北京 100007) .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阿富汗伊斯蘭化進程芻議
• 主要相關：伊斯蘭國
• 作者：東方曉
• 作品出處：《西亞非洲》

公元7世紀中期，伊斯蘭教進入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阿富汗的伊斯蘭化經歷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與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區相比，阿富汗地區的伊斯蘭教更多地容忍了當地的各種信仰體系。然而，阿富汗的伊斯蘭化卻是伊斯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它不僅為伊斯蘭教進入中亞、南亞和中國提供了通道，而且抵禦了什葉派向東伊朗的擴張，同時，突厥人的伊斯蘭化也與阿富汗地方王朝的努力有密切關係。

阿富汗從地理人文方面，都處於亞歐大陸東西與南北的分界線上。在古代，今天被我們稱為阿富汗的地區不僅見證了希臘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等古代文明的交融與碰撞，也多次經歷了北方遊牧民族的遷徙，以及他們與南方農耕民族的戰爭和衝突。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的第一波擴張降臨阿富汗，從此，伊斯蘭教逐步成為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居民的壓倒性信仰。阿富汗是伊斯蘭教進入南亞的通道，也是縱橫歐亞大陸數世紀的突厥人完成伊斯蘭化的重要環節，同時，在阿富汗地區興起的地方王朝還頑強地抵禦了西伊朗什葉派的擴張與影響。顯然，研究阿富汗地區的伊斯蘭化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它能為我們研究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版圖提供線索，且有助於我們理解過去20多年阿富汗複雜的國內政治。

傳 播

公元651年，阿拉伯遠征軍先後占領赫拉特和巴爾赫，薩珊帝國（公元224～651年）統治下的東伊朗（今阿富汗西部）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從此，如今被我們稱為阿富汗的地區開始進入了伊斯蘭化時期。
與阿拉伯人在其他地區摧枯拉朽般的軍事征服不同，阿富汗並沒有隨著阿拉伯人的到來迅速皈依伊斯蘭教。公元651年是阿拉伯人消滅了薩珊王朝的殘餘勢力和占領整個伊朗東部的第一年，但同時也是阿拉伯人在阿富汗第一輪軍事征服的結束之年。此時，四大哈里發的統治已近尾聲，圍繞著穆斯林公社的繼承權，不同派別和家族的爭鬥愈演愈烈，特別是敘利亞的統治者穆阿維葉及其家族與第四任哈里發阿里的爭鬥即將全面展開。顯然，穆斯林公社的內部紛爭影響了伊斯蘭的擴張勢頭。阿拉伯人在阿富汗的第二波擴張大概始於公元700年前後。當時，倭瑪亞王朝派駐伊拉克的總督哈查只·伊本·優素福在削平了發生在巴斯拉和庫法等地區的叛亂後，先後向東方派出了兩支遠征軍。一支軍隊從錫斯坦出發，奔襲喀布爾的統治者，以懲罰其抗交稅賦；另一支軍隊在阿拉伯軍事將領古太白·伊本·穆斯林的率領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對中亞地區的征服。在一系列輝煌的戰役中，古太白於公元705年克服了吐火利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於公元706～709年征服了粟特的布哈拉及其周邊領土，公元710～712年克服撒馬爾罕（也在粟特）和西面的花拉子模（即現代的基發）。公元713～715年，他領導一個遠征隊，深入藥殺河各省區，特別是拔汗那（即費爾乾納--引者注），他在近代以中亞諸汗國著稱的地區建立了名義上的穆斯林政權。參見希提著；馬堅譯：《阿拉伯通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41～242頁。阿拉伯人在東方的兩次擴張，基本上把現稱為阿富汗的地區納入了帝國版圖，但由於缺乏史料，我們無法判定阿拉伯人的遠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傳播了伊斯蘭教。我們只能通過一些阿拉伯文獻粗略地知道，公元10世紀，阿富汗的許多居民仍然是“偶像崇拜者”，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區依然處於當地的非阿拉伯首領的統治之下。Guy Le Strang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30, p416.換句話說，在經歷了倭瑪亞和阿拔斯兩個王朝的統治後，伊斯蘭教在阿富汗的影響依然十分有限。
阿拔斯王朝末期，帝國的東方各省落入地方軍閥所建立的世襲王國手中，先後控制阿富汗或在阿富汗建立統治的有塔希爾王國（公元821～873年）、薩法爾王國（公元867～1495年）、薩曼王國（819～1005年）、加茲尼王國（公元977～1186年）和古里王國（公元1000～1215年）。正是在這些非阿拉伯人建立的王國統治時期，伊斯蘭教才逐步完成了在阿富汗的廣泛傳播，實現了阿富汗地區的伊斯蘭化。其中，薩曼王朝和加茲尼王朝的統治者對阿富汗伊斯蘭化進程作出了最大貢獻。
薩曼王國的建立者是巴爾赫附近薩曼地區的大家族，其祖先原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後來皈依伊斯蘭教遜尼派，成為阿拔斯王朝維持在伊朗及河中地區統治的支柱性家族之一。薩曼王國在軍事上的成就乏善可陳，因為除了在公元893年占領塔拉斯，薩曼人並未對伊斯蘭領地的擴張作出多少貢獻，它的主要軍事行動就是鎮壓內亂、定期騷擾伊朗西部什葉派，以及與來自費爾乾納谷地的非穆斯林居民的小規模衝突PM. Holt, Ann K. S. Lambton & Bernard Lewi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ume 1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6.。薩曼人對於伊斯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突厥人的伊斯蘭化，薩曼人建功至偉。薩曼人統治時期，北方邊界相對穩定，於是，傳教活動代替軍事衝突，成為穆斯林與其他民族、特別是突厥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早期蘇非和什葉派的獻身精神與薩曼人的鼓勵和支持是居住在河中及其周邊地區的突厥人伊斯蘭化的主要推動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薩曼人是正統派伊斯蘭--遜尼派的積極支持者和維護者，他們對西伊朗什葉派的抵抗、對內部什葉派傾向的抑制不僅使得遜尼派在阿富汗、中亞等地區占據主導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使突厥人也成為遜尼派的追隨者，而突厥人在隨後幾個世紀中成為歐亞大陸接合部的主導性力量，Ibid, p147.並最終建立起橫跨歐、亞、非3個大陸的奧斯曼帝國。其二，薩曼人不僅造就了波斯文化的復興，還使波斯文化成為伊斯蘭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後的近300年裡，波斯語幾乎從公共場合消失，而阿拉伯語則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任何有所成就的波斯知識分子都習慣用阿拉伯語來表達情感，正是在薩曼人統治伊朗時期，波斯文化、特別是波斯語言獲得了新生。作為阿拔斯帝國在伊朗與河中地區的埃米爾，薩曼人努力維持阿拉伯語的特殊地位和哈里發國家的一致性，但薩曼王國的統治者又對波斯文化傳統的復興滿懷渴望，因此，在薩曼人時期，“不僅阿拉伯語的學術，而且波斯語的學術同樣受到保護和獎勵”希提著；馬堅譯：前引書，第552頁。，於是，一批最早用波斯語寫作的詩人如魯達基（死於公元940年或941年）和達奇奇（公元935～980年）等開始出現，他們的作品中使用了許多不同地區的方言，甚至還有大量的阿拉伯語詞語，然而，他們的努力得到薩曼宮廷的肯定，並且最終為現代波斯語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波斯語言的復興帶動了波斯文學的復興，而大量有影響的波斯文學作品的面世則使古老的波斯文化煥發了新活力，從此“波斯文化的傳統與阿拉伯文化傳統相融合，波斯文化遺產成了伊斯蘭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 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頁。
顯然，薩曼王國的歷史構成了伊斯蘭教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一方面，由於薩曼人的努力，伊斯蘭教不僅鞏固了在伊朗東部與河中地區的影響力，還進一步促成了突厥人和其他民族的伊斯蘭化，從此，伊斯蘭教逐步由單一民族宗教轉變為世界性宗教。另一方面，通過使波斯古老文化的復興，波斯文化逐步與阿拉伯文化相互交融，交相輝映，成為伊斯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斯蘭文明的內涵於是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伊斯蘭教及伊斯蘭文明這種歷史性轉變不僅使伊斯蘭的疆域迅速擴大，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亞歐大陸腹地眾多民族的發展方向和不少地區的文化與政治版圖，阿富汗處於這種歷史進程的漩渦核心，因此它最直接地感受和見證了伊斯蘭教的這種巨大變遷及其結果。
公元10世紀末，薩曼王朝逐漸衰落，它在烏滸水（阿姆河）以南的領土由加茲尼王朝繼承，從此，伊斯蘭教在阿富汗的傳播進入了逐漸完成的時期。加茲尼王國的建立者艾勒普特勤是一個突厥人，原為薩曼宮廷的突厥奴隸軍衛隊長，後升任呼羅珊地方長官，由於勢力日增而受到猜忌，不得已逃往東部地區，攫取加茲尼城建立了自己的獨立王國。作為突厥人，加茲尼王國的統治者似乎依然保持著草原遊牧民族的特殊秉性，掠奪性的對外戰爭幾已成為加茲尼歷代君主的主要政治活動，特別是在麥哈茂德統治時期（公元999～1030年），加茲尼軍隊曾17次入侵印度，從印度教寺廟中搶劫來的難以數計的財富使加茲尼迅速成為這一地區最富有的突厥人王國。同時加茲尼人又是伊斯蘭教正統派的堅定支持者，他們依然承認阿拔斯哈里發的宗主權，並有意使自己的對外侵略帶有宗教聖戰的性質。在向西的領土擴張中，麥哈茂德把維護哈里發的統治地位和打擊什葉派的白益王朝作為主要的戰鬥口號，在對印度西北部旁遮普、拉合爾、木爾坦和信德等地的戰爭中，麥哈茂德的軍隊每到一處都把剷除印度教和佛教的神像與寺院作為主要任務，從而為他贏得了那個時代所有的伊斯蘭君主都羨慕不已的稱號--“偶像的破壞者和破壞偶像的正統派伊斯蘭教戰士”希提著；馬堅譯：前引書，第554頁。。加茲尼王國所發動的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戰爭不僅使阿富汗境內那些長期維持獨立、只在名義上接受和順從伊斯蘭教與阿拔斯哈里發的地方勢力逐漸消失，還使印度西北的大片地區永久地變成了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勢力範圍.
加茲尼王國的統治者遠不只是打著伊斯蘭聖戰旗號進行瘋狂掠奪的野蠻突厥人，由於長期服務於薩曼宮廷，他們身上還有著深深的波斯化烙印，特別是麥哈茂德，這位連年對外征戰、以“迦齊” ( "al-ghazi" ，征伐者）聞名於伊斯蘭曆史的人物，實際上還是一個文化事業的熱情贊助者和許多天才的穆斯林文人的庇護者。他在都城加茲尼建立科學院，捐贈研究基金，招攬了一大批在當時十分著名的詩人和學者，比如史學家烏特比、科學家比魯尼和詩人費爾道西等，原本十分偏僻的山城加茲尼成為當時重要的伊斯蘭文化與藝術中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麥哈茂德統治時期，著名的詩人費爾道西完成了其不朽的波斯文史詩《帝王記》 (Shahnamah) . 《帝王記》不僅為波斯民族提供了從伊斯蘭興起前的波斯歷史中發現自我和編織民族理想的機會，還為波斯語言和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指示了新的發展方向。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 Bernard Lewis, (ed.),opcit., p145.

伊 斯 蘭 化

從伊斯蘭教在阿富汗的傳播過程我們已可粗略地勾勒出阿富汗伊斯蘭教的基本輪廓。由於伊斯蘭教在阿富汗的傳播主要是由伊斯蘭化的波斯人和波斯化、伊斯蘭化的突厥人推動與完成的，因此，阿富汗的伊斯蘭教呈現出兩個基本特徵：正統派伊斯蘭和波斯文化痕跡。在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阿富汗的大部分居民屬於伊斯蘭教遜尼派，而組成阿富汗居民的主要民族語言大都與波斯語有關或受其影響，而達里語（阿富汗的法爾西語，字面意思為宮廷語言）一直是使用廣泛的官方交流工具。然而，僅有這些還不足以概括阿富汗伊斯蘭教的所有特徵，也不足以理解阿富汗伊斯蘭教與社會的關係。如果把阿富汗的伊斯蘭教看做一幅意境深邃、色彩凝重的油畫，那么，遜尼派、波斯文化則是比較濃重的兩筆，要真正讀懂這幅畫，理解其深沉寓意，我們還必須透過表層，了解這幅畫的複雜構色和久遠背景。
阿富汗是一個位於亞歐大陸腹部的內陸國家，其北部邊界依次與中亞的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國為鄰，西部和西南部與伊朗相連，南部和東南部邊界則是南亞的巴基斯坦，東北部經由狹長的瓦罕走廊與中國有75公里的共同邊界。另外，在瓦罕走廊的東南部還有約120公里的邊界連線著克什米爾。阿富汗國土面積6523萬平方公里，其中80%為山地和高原，地勢大體上由西南向東北逐漸升高，在地理學上屬伊朗高原的東北部分，平均海拔約900～1 200米。平原約占國土面積的20%，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北部，但大部分是沙漠和荒原。興都庫什山是亞洲的主要山脈之一，它由東北向西南斜貫阿富汗全境，並深入伊朗境內。興都庫什山東西長約966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約240公里，海拔高度4 000～5 000米以上的高峰在興都庫什山中央到處可見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興都庫什山在東邊與平均海拔更高的喀喇崑崙山和帕米爾高原相連，共同組成了一道拱形天然屏障，將南亞、西亞、中亞和中國分隔開來。縱觀過去2 000餘年的歐亞大陸交往歷史，這一拱形的天然屏障不僅是希臘、印度、兩河流域（或西亞其他地區）和中國等古文明的共同邊疆，還是北方草原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的分界線。當然，這一拱形天然屏障不僅僅起分割和阻隔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向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走廊和橋樑：在興都庫什山的北面是突厥斯坦平原和阿姆河沖積而成的平原，通過這裡可以直達費爾乾納和裏海北岸，並進而溝通俄羅斯與東歐平原。從費爾乾納盆地向東經天山南北兩路，就是通往中國的古絲綢之路。隨著興都庫什山向西南的逐漸沉降，整個伊朗以及通向兩河流域的大道展現在眼前。興都庫什山從東到西有不少山口，它們見證了佛教苦行僧和取經者的虔誠，也目睹了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亞歷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等所有征服者的野蠻，同時，它們也無數次迎來和送走了那些往來於中國、印度和伊朗之間的不知疲倦的商旅。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阿富汗是歐亞大陸不同民族與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

特殊地理位置和險要地勢造就了阿富汗獨特的社會與人文稟賦。
1、阿富汗種族的多樣性. 據估計，現代阿富汗的居民分屬於21個民族，但實際上民族構成可能要更為複雜。在伊斯蘭教興起以前，曾經進入阿富汗，並在其歷史中留下印記與痕跡的民族有印度-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大月氏、貴孀、帕提亞和噠。伊斯蘭教興起後，進入阿富汗的有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3 000多年中，還有許多不曾在歷史中留下蹤跡的民族訪問過阿富汗。在進入阿富汗的民族中，有的在阿富汗建立了顯赫一時的統治，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有的不過是匆匆過客，很快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還有不少人留在了阿富汗與世隔絕的高原峽谷和崇山峻岭之中，與那些比他們先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由於缺少可信的文字記載，阿富汗各民族的起源、交往歷史已成為難解的文化人類學之謎，即使是阿富汗的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其種族起源和歷史演進過程也是充滿疑問。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數千年歷史中，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既是歐亞大陸各民族遷徙的通道，也是各民族交流與融合之所，阿富汗境內複雜的種族構成和犬牙交錯的人口分布就是這種民族遷徙與交往的結果與見證。
2、阿富汗文化傳統的多元性. 從古代起，阿富汗所在的地區就受到歐亞大陸幾大文明板塊的互動影響，我們雖然不能詳述各種文明在這裡傳播和交融的圖景，但不少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多少能給我們勾勒出一些重要的文化類型在阿富汗存在與發展的輪廓。歷史上最早進入阿富汗地區、並在阿富汗建立長期統治的入侵者是起源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國，特別是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公元前522～486年），阿富汗及其周邊的一些地區，包括現在的赫拉特、巴爾赫、喀布爾、賈拉拉巴德、白沙瓦、坎大哈、奎達和錫斯坦等地，被劃分為幾個總督區，納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國的版圖。該帝國在阿富汗的統治使阿富汗開始了祆教化時期。接替該帝國在阿富汗統治的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於公元前330年進入阿富汗地區）及其在亞洲的繼承者塞流古王國和巴克特里亞王國，從此，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開始了長達約200年的希臘人統治時期。與此同時，孔雀王朝（公元前324～184年）在印度崛起，它與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在阿富汗展開了激烈競爭，並最終取得了阿拉霍西亞（ "Arachosia" ，今坎大哈和奎達等地）和犍陀羅（ "Gandhara" ，今喀布爾、賈拉拉巴德、白沙瓦）等阿富汗東部和東南部地區的控制權。孔雀王朝在阿富汗一些地區的統治使得佛教在阿富汗大行其道，一直到伊斯蘭教興起以前，佛教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阿富汗占據壓倒性優勢。公元7世紀中，唐王朝和伊斯蘭-阿拉伯帝國分別在亞洲的東、西兩端崛起。這兩大力量之間並未發生大規模衝突，然而，他們的崛起卻在歐亞大陸腹地引發了改變歷史發展方向與進程的力量整合，那就是從西到東的伊斯蘭化和從東到西的突厥化。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所言，“在伊斯蘭教和突厥人的共同影響下，使中亞這部分地區內昔日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89頁。，阿富汗正好處於這種力量整合的接合部，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它的歷史發展與伊斯蘭教和突厥人這兩種因素聯繫在一起：除了阿拉伯人的短暫直接統治外，阿富汗成為伊斯蘭化的波斯人、特別是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的領地。
3、阿富汗社會變遷的突然性和顛覆性. 如前所述，阿富汗既是歐亞大陸一些大帝國（東西之間）的力量交匯點，又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南北之間）的分界線，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國之間的緩衝區和征服者的走廊與通道。由此我們看到，在數千年歷史中，除了極個別時期外，阿富汗所在的地區大多處於連年征戰和突發性外族入侵的狀態之中，阿富汗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構成等都顯示出極強的不穩定性。如阿契美尼德的占領使祆教文化在阿富汗廣為流傳，而亞歷山大的入侵則使阿富汗許多地區又成為希臘化的世界，隨著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佛教在阿富汗大行其道，當阿富汗淪為阿拉伯人的領地後，伊斯蘭教則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同時，外族入侵還有極大的破壞性，特別是來自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由於其對外戰爭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奪與搶劫，因此，幾乎每次草原民族的入侵都給阿富汗帶來毀滅性災難。122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遠征軍渡過阿姆河，開始了對阿富汗的戰爭，蒙古人所到之處可謂下一城、屠一城，他們不僅拆毀城池、殺害居民，甚至毀掉阿富汗人世代耕作的農田和極其脆弱的灌溉系統。正是在經歷了蒙古人的占領之後，“東伊朗再也沒有從成吉思汗的破壞中完全恢復過來”同上，第311頁。。經常發生的外敵入侵，使得任何民族和文化在阿富汗的長期存在都變得極為困難，更談不上不同民族與異質文化的創造性融合與繁榮興盛，一種可稱為“取而代之”的民族與文化承繼模式成為阿富汗地區民族與文化關係的主流特徵。由此我們看到，阿富汗曾經有幸接觸或擁有歐亞大陸最先進的文明（如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和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然而，阿富汗人卻不能用自己的語言講清楚過去哪怕是300年的歷史。對於阿富汗來說，即使是最輝煌的文明也不過是“過眼煙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大規模社會變遷、特別是外力推動的社會變遷成為阿富汗歷史演進的重要形式。由於外部的推動力經常表現為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持久的帝國爭奪戰，因此，阿富汗社會受到的影響和衝擊往往是突發的、顛覆性的。

結 束 語

阿富汗的伊斯蘭化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而且由於特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阿富汗的伊斯蘭化並不徹底。一方面，伊斯蘭教確實成為這一地區居民的主要信仰，然而，舊信仰體系的某些片斷仍然深栽在人們的靈魂深處，於是，伊斯蘭教不得不與其他宗教分享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阿富汗當地的歷史與人文積澱比較薄弱，而且地處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因此，阿富汗地區的宗教人士不得不從中亞、南亞的宗教學校和清真寺尋找最新的知識與變革的靈感。
也正是緣於此，阿富汗歷史上很少出現基於宗教信仰的狂熱與迫害，同時也對外來的人和思想滿懷寬容。不過，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進入，這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