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生平,
簡介
以下內容整理摘自貴陽市民眾藝術館阮居平先生及楊天佑先生所作之《國民黨八十九軍獨立第一師起義投誠將領──阮略》
阮略， 幼名定邦， 人學後改名開第， 又名鐵生， 號曉軍， 從軍後改名略。1890生於貴州省平越府（今福泉縣）。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炮科，後任江蘇省立淮陰中學軍事教官和上海交通大學主任軍事教官。1931年受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委派東渡日本留學， 於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學， 獲法學碩士學位。留學期間， 任留日學生國民黨特別黨部書記和“ 留東新聞”主筆，對日本作軍事考察。
生平
阮略， 幼名定邦， 人學後改名開第， 又名鐵生， 號曉軍， 從軍後改名略， 取文韜武略之意。1890年出生在貴州省平越福泉縣牛場鎮堡子村的一個耕讀世家。其父是一名清末武秀才， 在他的嚴格管教下， 阮略從小發奮攻讀， 熟誦四書五經， 諸子百家， 刻苦習字作畫， 為日後遠涉重洋， 為官從戎打下了良好堅實的基礎。1914年， 阮略為逃避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 隻身一人， 穿著一雙麻耳草鞋步行來到貴陽， 考人了貴陽農業學校學習蠶桑專業， 與原國民黨八十九軍軍長劉伯龍龍里人同在一班讀書。其時政局混亂、財政困難， 使無數有識之士和熱血青年都感到十分氣餒。1925年， 他決心投筆從戎、離家出走。當時， 建國聯軍李世榮部招收兵員。阮略便應募人揚烈團部任團副， 但該部草創成軍、糧響短缺、難以維持， 阮略不得已出省另謀出路， 1926轉輾至江蘇南京時， 已腰無分文， 晚上沒有去處， 便依躺在一家店鋪的櫃檯腳下。幸被一同鄉發現， 才給了他一點微薄的支助， 後經過努力，終於考人顧祝同部任書記官。由於他辦事認真， 書法又好， 加上才思敏捷， 很快得到了顧祝同的器重和賞識， 便於年保送他進了黃輔軍官學校六期炮科學習， 與原國民黨某部師長、身前任貴州省民革省委常委的牟龍光同期同學， 又與劉伯龍成了先後期的黃輔學生劉為黃輔期。1926年阮略在黃輔六期以優異成績畢業， 受到蔣介石的接見， 並親自送給他一床德國尤克氈軍毯、一塊懷表和一支派克鋼筆， 筆上還刻有蔣中正三個字。這三件東西， 其家人一直保留到解放。黃輔軍校畢業後先後任江蘇省立淮陰中學軍事教官和上海交通大學主任軍事教官。由於他教學認真、成績顯著， 年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特派他東渡日本留學， 在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學， 獲法學碩士學位。留學期間，同時身負國民黨交派的特殊使命， 任留日學生國民黨特別黨部書記和“ 留東新聞”主筆。更主要的是對日本作軍事考察， 用今天的話來說， 大概就是當時政府派出到留學生中作特務工作的人員。
抗日戰爭期間， 阮略在日本處境困難遂離別日本， 攜妻子白定璋日本東京巴黎洋裁學院畢業生及在日本出生的一女一子阮居敬（原遵義三中退休高級教師）阮居正（原貴州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回國， 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工作。在此期間，他將在日本前後考察的成果， 著成《軍事教育》一書， 經當局審核後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戰期間， 時任貴州省省主席的吳鼎昌了解到由貴州地方出去， 有一位黃輔軍校畢業又留學日本的人。而當時的貴州又特別缺乏人才， 於是專門寫信派人去到南京， 邀請阮略回鄉服務桑梓、報效父老。揣懷滿腔熱情，
阮略一路風塵僕僕攜帶家人， 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土。原以為到了這窮鄉僻壤的貴州，會有很好的職位在等著他去上任， 誰知， 還沒等他落穩腳根， 省政府的一紙委任狀便派他去縣份上作了地方官。此一去， 便是他宦海生涯的十幾個年頭。曾先後在廣順今長順縣、水城、劍河、松桃、盤縣長期擔任縣長之職。對於當時政府給予他的這種低職使用，阮略並不十分計較， 而是每到一處， 便盡力削平匪患， 整治地方建設， 著力加強教育， 選賢任能。因為他從小尊崇儒學， 特別崇拜曾國藩， 喜讀文史， 更擅長書法， 真草隸篆， 均有相當的造詣。據福泉縣誌記載阮略每到一地， 由於考慮到貴州貧窮落後， 需要大量有識之士來發展地方經濟。在發展地方教育方面他採取了許多切實有效的措施。在他歷任過的幾個縣份， 基本上做到了鄉鄉有完全國小， 保保有國民學校， 教師經考試合格才能任教。在松桃任職期間， 他曾編過一則順口溜日“ 民財建教保， 樣樣要搞好， 兵工錢糧款， 件件不能緩， ”並作對聯鼓勵教育界“ 試看從古大丈夫， 翰國棟樑、誰非當年小朋友甚願此間賢父老、教育撫養， 都是未來主人翁。”在松桃縣還為歷史上的名將楊芳編選出版《果勇侯楊芳全集》並作序， 修建了楊芳樓， 以作紀念。對每地的名勝、古蹟諸如映月亭、靜月舫、惠林亭乃至民眾茶園等公眾場所均題有詩文，如映月亭聯四面雲山歸眼底， 一潭煙雨動詩情。又如惠林亭聯“ 千秋豐碑光梓里， 一池春水潤書田。” 再如靜月舫聯“ 靜影澄碧疑封鏡， 落花流水喜成文” 等等。
1944年，抗戰接近勝利， 阮略在劍河縣長任內， 不漢動用財力， 修通了劍穗劍河至三穗公路， 縣運動場， 而且創辦了四縣聯立師範， 親自兼任校長， 並廣招四方賢士前來任教， 留用了逃難過劍河的吉林省工學院教授徐明月， 桂林師範學院教授王慎庵以及全家逃到劍河的北平大學教授陳致平及夫人著名畫家袁行恕台灣著名作家瓊瑤之父母等，
也因此同時解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 瓊瑤父母前些年一直來信， 念念不忘此情。阮略重用賢良， 體恤百姓， 而對上面的當權者卻從無巴結之舉， 這自然對他的官運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抗戰勝利之師楊森部途經劍河， 到貴陽接任省主席之職時， 楊也了解到阮略對其治縣為官頗有才幹， 於是在阮調任松桃後， 就曾多次密令借阮之手殺掉曾與賀龍一起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的原國民黨某部師長、愛國將領歐百川松桃人、解放後曾任貴州省副省長， 以除去他的一心腹大患。由於阮略一向尊崇賢士， 對歐百川的為人和經歷也十分欽佩， 因而對楊森的多次密令卻採取睜一隻眼、
閉一隻的作法， 至使賦閒在家的歐百川得以保全生命。同時還釋放了前任關押在松桃的四名華瑩山的共產黨幹部。阮的此舉， 自然深深得罪了頂頭上司楊森， 不久便以對松桃的共產黨地下活動採取寬容態度為名， 給予
撤職查辦了。其實， 當時的阮略， 對於官階的升遷並沒有多作考慮， 而對上層的腐敗卻看在了眼裡， 心想只要百姓能安居樂業， 就是一縣之長的最起碼的本分了。有他的感懷詩一首為證“ 安仁宰河陽， 滿縣種桃花， 我來松江上， 揮筆遍萬家。
1948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出擊， 進軍大西南將解放全中國。國民黨反動政權、再無回天之力挽回徹底滅亡的局面。時任盤縣縣長的阮略， 已被當時的貴州省主席谷正倫和保全司令韓文煥以通共容共罪名撤職查辦軟禁起來。而八十九軍軍長劉伯龍， 卻早與谷正倫， 明爭暗鬥地妄圖爭奪貴州這塊地方。他們各自拉攏親信、搭幫結夥擴展自己的勢力。時任雲南省平彝縣長的劉劍魂， 已棄政從戎、投奔在劉伯龍摩下， 充任八十九軍高參。劉曾任過貴築縣長， 在貴州地方軍政官員中， 也算得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人士。劉與阮是同鄉同學， 又是同年老庚， 從小就十分
要好， 彼此都喜好詩文書畫。任著他們自身的資歷和經歷， 早已看清了局勢的發展， 並最終認定國民黨反動政權必將滅亡， 新中國必將誕生。當時， 劉劍魂雖在八十九軍， 卻頻繁往返昆明、貴陽， 暗暗為共產黨地下組織參與作策動盧漢起義的工作。劉伯龍路過盤縣，得知阮略的尷尬處境， 二話沒說， 立即委任阮略為八十九軍高參， 後又任少將政工處長。這事情雖然使谷正倫內心感到不快， 但畏於劉伯龍的軍力， 也不好怎樣發作。就這樣， 劉劍魂、阮略依附在劉伯龍魔下， 著手組建八十九軍獨立第一師， 開始謀划起他們下一步的出路。
至於阮略是因何被谷正倫撤職查辦的，說來也有其原委即將覆滅的舊中國， 越是接近解放， 越更顯得黑暗， 在反動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 廣大勞苦人民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因此， 他們必須團結行動起來， 反抗暴政、爭取自己民主的新生活。位於黔西南邊睡的盤縣， 是通往雲南的交通要道和重鎮，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 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游擊活動也較頻繁。而由龍騰宵領導的羅盤區人民武裝力量， 對風雨飄搖的反動統治的打擊更成為了谷正倫、韓文煥一夥的心腹大患。於是谷正倫特派保全團兩個營駐紮盤縣， 隨時準備對人民武裝進行追剿。作為當時盤縣一縣之長的阮略， 則一直認為盤南的武裝多是受苦受難的農民百姓， 武裝進剿必然傷害眾多窮苦百姓， 還要留下千古罵名。在這種情況下， 阮略對於上司的指令並未積極配合， 而是私下派了一名與盤南人民武裝可以通氣話
叫蔣丹霞的人前去說和， 尋找解決辦法， 此舉讓保全團營長祝樂山知道後， 即密報谷正倫。谷正倫接到密報， 立即派韓文煥親赴盤縣視察， 韓一到盤縣便大發其火， 指手漫罵阮略親土共指盤南人民游擊武裝， 隨即下令以阮剿匪不力， 貽誤時機為由將阮撤職查辦， 與外隔離， 軟禁起來。由密告有功者祝樂山接任縣長職務。阮略被撤職軟禁後， 吃、住、行動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甚至很有隨時被谷、韓一夥處決的可能。一個幾十年跟隨蔣家王朝盡心盡職， 為所謂黨國效忠一生的黃輔六期優秀生， 就這樣被歷史無情地推向了反面。這樣， 當他逃離虎口， 到了劉伯龍魔下， 就再
也沒有死心踏地地去為反動政權賣命的想法了， 而是隨時隨地在尋找可以立功贖罪的機會， 藉以向即將建立的新生政權表示心跡。
出於這樣的心境和這樣的考慮， 阮、劉自組建八十九軍獨立第一師後， 時時留心事態發展， 窺測戰局動向。再得知劉伯龍已被谷正倫派往晴隆的保全團槍殺了的訊息後， 更認清了反動勢力的黑暗和國民黨內部官場的險惡。當下， 阮、劉對這個生在龍里、死在晴擒隆龍戎馬一生的一世泉雄發出不可名狀的感嘆外， 對如落’花流水大勢已去的偽政權就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於是， 他們決計撤走駐紮在貴陽甲秀樓附近的獨立師部， 帶領身邊隨員迅急往織金方向開去。其目的是想進一步往金沙前行， 試圖招降曾與保全團抗衡一時的地方勢力吳向榮部吳曾是劉、阮
的學生。吳手下有幾百人， 幾百條槍， 而且對保全團一直心懷不滿。他們打算只要爭取這部份力量後， 便立即宣布起義， 迎接解放軍進駐貴州。可不知怎么搞的， 他們的這一打算， 已被內部人走漏了風聲， 當他們帶領隨行人員跨人鴨池河地帶， 便立即遭到當地保全團和地方武裝的阻擊。對方還宣稱八十九軍所屬駐防任務是西路， 即安順、晴隆、盤縣方向。北路是四十九軍負責， 河防由四十九軍接守。在此萬不得以人困馬乏的情況下，劉劍魂親自出面交涉也沒有結果， 便先期返回貴陽因劉的家屬還在貴陽。剩下阮略只好帶領他的師部隨行一百多人， 捨棄其車輛
1949年11月，時正天寒地凍， 陰雨綿綿，阮略帶領他的隨行副官楊天佑和八個警衛人員一道進人織金， 剛到城外， 一陣槍聲， 突然被當地保全團一個營李成學任營長包圍起來， 並當即收繳了他們身上的武器。隨後將阮略一行繩捆索綁連成一線， 押送到縣政府的一間大房子內， 進行逐個審訊。審訊時， 保全團的人還說根本沒有聽說過八十九軍什麼獨立師的番號， 你們這一夥可能就是共產黨派來打前戰的。這真是屋漏偏遭連夜雨， 行船又遇擋頭風。直到過了一星期， 織金縣長王佐前來過問此事， 王與阮一見均是故交， 才解除了疑團讓阮一行獲得了自由。阮被羈押時， 氣氛十分緊張， 保全團的人持刀荷條槍， 一刻不離左右， 要不是縣長王佐前來解危， 當時的阮略險些沒命了
此一行， 阮略不但沒有招降到吳向榮部，反而白白遭到地方保全團長達一星期的無理扣押。真使他感到前路茫茫， 無所歸依到了極處。因此， 當他得知八十九軍已宣布就地責任編輯俞菲起義的訊息後， 便立即趕到剛成立的織金縣支前委員會， 領來了八十九軍的起義通知和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等檔案， 準備待解放軍進城後再返回貴陽。
1949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接管了織金縣。全城歡聲雷動， 鑼鼓喧天。阮略立即向人民政府和駐紮在織金的一四0團首長， 匯報了八十九軍獨立一師的整個情況。在得知阮略是一個擅長書法的舊官僚時， 縣領導和部隊首長， 還專門請他前去寫了許多條幅， 內容全都是毛主席詩詞。在得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對待和寬大後， 阮略夜不能寐， 思緒萬千， 當時就寫下了許多感懷詩， 可惜這些詩早已流失。
阮居平（貴陽市民眾藝術館）
責任編輯俞菲
張克文
初讀《文史天地》柏士良先生的《抗戰時期的清官阮略》( 2001年5月) 一文， 我為阮略為官清廉的事跡所感動。同時誤認為阮略不是曾任水城縣縣長的阮略。可當我讀到“1938 年夏曆冬月初10 日， 阮略調任荷城( 現水城) 縣長”時， 才知道柏先生所寫的“抗戰時期的清官阮略”就是歷史上曾任水城縣的縣長阮略。我不禁有所思， 也有所懷疑。
一、“抗戰時期的清官”這個時期的定語不妥， 不應做為阮略的定論， 建議改為“抗戰初期貴州廣順縣的一位清官阮略”。
“抗戰時期”指的是1937~ 1945 年。查水城縣文史資料第一輯( 44 頁) “水城歷任縣長一覽表( 1911- 1949) ”上的阮略， 在任時期為“1938 年~ 1941 年”。這段時期就為抗戰的主要時期， 所以應將阮略在水城縣任職期間的“政績”作為他“抗戰時期”這個階段來評價才對。然而柏先生所敘述的是他在廣順縣時的清廉。筆者查閱史料， 發現阮略在水城縣期間的所做所為， 並非稱得上“清官”二字。故建議柏先生將文章標題改一下， 改為“抗戰初期貴州廣順縣的一位清官阮略”( 不知可否?) 。
二、“君子好財， 取之有道”
如果說1938 年春在貴州廣順縣任縣長的阮略的確是位清官， 是位君子， 所以才有“1938年時阮略囊中羞澀， 臨行前只得向廣順街上蔣某等借得銅元百枚做賞錢， 到任後不久方將錢帶來( 去? ) 歸還。( 柏先生文， 26 頁) ”的結果， 可是錢從何來? 據《水城縣( 特區) 志》938 頁上“人物篇阮略”上記載: “阮以禁菸為名， 組織緝私隊， 四處活動， 獲取大量銀洋、煙土， 中飽私囊。”可見阮略的錢財系不義之財， 明明白白證明他是位偽君子、地地道道的貪官。
三、鎮壓人民、反共、反對抗日
柏先生寫道: “阮略連任荷城、劍河縣縣長後， 從軍抗日救國， 轉戰沙場。”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據《水城縣( 特區) 志》( 938 頁) 記載:“在水城任職間， 借整頓地方治安為名， 調集千人武裝鎮壓苞谷山、窩子箐一帶回族人民。”同書“大事記”記載: “民國28 年4 月， 水城縣縣長阮略派人殺害紅軍尹自勇。”該書938 頁又寫道:“民國30 年1 月， ( 阮略) 又將留貴州開展武裝鬥爭之紅軍歐陽崇庭殺害於水城城郊三塊田。為此， 水城一些土豪劣紳呈請省政府為其表功。”可見阮略是個劊子手， 是個反共反人民的反動官員。
阮略不僅反共反人民， 還反對抗日。據《水城縣( 特區) 志》記載: “民國29 年寒假， 水城旅省學生回鄉公演話劇宣傳抗日， 阮百般刁難， 演出被迫停止。學生回校後， 立即將阮略在水城劣跡呈教育廳轉省政府。省府派員調查， 後調離水城。”可見阮略反對抗日的罪惡行徑影響之壞，造成的惡果害己也害國家和人民。他不得不離任水城。但是他離任水城時， 再也沒有他離廣順縣那動人的送行場面了。
阮略是這樣一個反共反人民、反對抗日的官員， 怎么可能“從軍抗日救國、轉戰沙場?”如果果真如此， 也一定具有政治投機性， 或其中有不解之迷。
當然， 阮略在水城任職期間的確為地方人民辦了些實事， 如《水城縣( 特區) 志》記載: “曾與地方人士籌建初級中學， 調整城區國小布局，提倡男女同校， 主持修築老城至場壩公路”等等， 但從歷史史實出發， 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 以“抗戰時期的清官”給他作為蓋棺定論是欠妥的。
讀完柏先生文章， 寫此文作為研討， 如有不當處， 請予指正。
《文史天地》200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