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文化史》是熊十力所著作品，出自於《熊十力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關於中國文化史
- 作者：熊十力
- 作品出處：熊十力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鐘伯良治中國文化史。先生語之曰：漢魏及李唐兩次大變端，極須注意。漢魏之際，是中國文化浸衰而將變底時機，李唐之世，是印度佛化統一中國成功底時期。兩漢承周秦餘烈，民德不偷，（是時民俗，任俠尚義，故武帝、衛、霍能用之以夷胡虜。）國力極盛；（北逐強胡，西通西域，西南拓地亦復廣遠。）推跡政治，則地方制度之良、吏治之美，饒有民治精神；器不楛惡、工藝足稱；商旅遠涉異域，不避險難，可謂盛矣。獨以大一統之故，天下習於一道同風，朝廷又開祿利之塗以獎經術，於是思想界始凝滯而少活動，則衰象已伏於此時矣。又自光武宏獎名教，士大夫皆思以氣節自見，始於激揚，終於忿矜，氣宇日以狹小。晚周先民各用其思而莫不淵廣，各行其是而莫不充實，不尚眾寵，不集一途，浩蕩活潑，雄於創造之風，於斯盡矣。夫標名教而使人矯拂天性以奔赴之。歷久，則非人之所能堪也。故曹氏父子興，始倡文學，恣情慾，尚功利，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為漢氏之反動思想也甚明。文學者，本以搖盪情感。倡之者既主於邪僻，絕無深根寧極之道，則率一世以為猖狂混濁，逞獸慾而失人性者，勢所必然，而莫之能御也。故五胡乘中夏無生人之氣，得入而據之，以恣其殺戮，所以招致者漸也。故夫中國文化自兩漢盛時已伏衰象，迄於曹魏而破壞遂不堪矣。是時中國民性固已稍頹，然奮厲之氣猶有存者。則魏晉間文學披靡之餘，乃復有上探晚周思想，玄言宏廓深遠。名、數、禮典、音律、醫術，精擅者亦眾。工藝復極其巧。魏馬鈞為木人，能令跳丸、擲劍、緣倒立、出入自在。嘗試作指南車，又為發石車，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又作翻車灌水，更入更出。鈞巧若神變，惜未盡試所作。傳玄序而嘆之。（見魏志社夔傳。）又魏世為陵雲台，先平眾木輕重，無錙銖相負。揭台高峻，常隨風動搖，終無傾倒。（見《世說巧藝篇》。）略征一二事，足見當時製造已極精矣。至其社會政治思想，則盛倡自由。鮑生之論，則為無政府主義者導先路。郭象莊注亦曰，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見《讓王篇》。）向秀明治道之極，在於物暢其性，而惡夫為治者之自任而宰物。其言閎深，異乎嵇康輩只為憤辭者矣。（郭象莊注，原出向秀。）漢世，帝制之勢已高嚴。自漢已降，而奸雄草竊，迭起不窮。生靈塗炭，慘酷已極。此自由之聲，所為疾呼。然內亂未弭，五胡又乘之，真人道之大厄也。要之，六代衰亂，實漢氏之結果，而曹魏亦助長焉。中國文化在漢世頓呈凝滯不進之狀，思想界已僵固而無活氣，空以名教寵章，牢籠天下，其積弊之深，必將發泄於後，固事理所必至者。曹操雖反名教，然彼實生於思想涸竭之世，而純為名教陶鑄之人物。值漢德衰，不能明白以自樹立，乃偽托文王之跡。故雖富於機智，而識見不能超特，局量不能寬宏，氣魄不能偉大。畢生精力，盡耗於猜忌與掩飾之途。其卑小如是，比於新室，已不足當仆圉。及司馬氏效之，其細益甚。故石勒小胡猶得竊笑於其後。識者觀魏晉開基，已卜世運升降之機矣。（魏晉已下，大領袖人物遂不多見，故民質日以脆弱。）是時所幸者，則思想界承兩漢積衰之後，而忽呈奇偉之觀。自玄家逮於眾藝，紛紛崛起，辨物理，達神旨，浸淫返於九流，是易所謂窮則變之兆。蓋中夏民族，本偉大之民族也。所資者深，所蘊者厚，宜其剝極而必復也。此轉變之機勢，雖經胡塵蹂躪，不少衰息。延及隋氏，遂一南北而紓禍亂。迄乎初唐，威武廣被於四夷，文教普及夫群蠻，固泱泱大風也。此豈一二君相之力驟致於一旦者。蓋六代以來，哲人藝士之努力，所蘊蓄於社會者，深且大故也。夫自漢魏之際，肇始變化，爰及隋唐，國力既盛，宜其文化日益發展，不至夭殤。然而初唐之盛未幾，社會復歸混濁，政治亂於武夫。六代以來之學藝，造端雖宏，至此而一切斬焉絕跡，此何以故。則印度佛教思想，正於初唐之世而告統一中國之成功。是以舉中國之所固有者而盡絕之也。此治中國文化史者所萬不可忽視之一大變也。佛法東來，本在季漢之世，僧徒多來自西域，初亦不能盛行。唐窺基法師《唯識述記序》：在昔周星色，至道郁而未揚。漢日通暉，像教宣而遐被。多睹蔥右之英，罕聞天竺之秀。音韻壤隔，混宮羽於華戎。文字天懸，昧形聲於胡晉。據此，可想見推行之困難矣。及羅什來華，以其精通三藏，又門下多材，盛事翻譯，玄風始暢。然猶乘三玄余焰，附之以彰，未能獨旺也。蓋佛法東來，得饜乎國人之心者，雖原因不一，而主要之因則以玄家喜談形而上，（三玄於形而上之理只是引而不發。魏晉玄家才偏重及此耳。）極與佛家接近，故迎合甚速也。如遠公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便暗與理合，豈不妙哉。遠公故玄家，而特歆淨土，以逃於佛，其理解固未嘗得力於佛也。羅什之言可證。又僧肇著《般若無知論》，羅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肇公此論，亦不出玄家見地。當時玄家既接近乎佛，而佛者亦樂援玄以自進，故佛法未遽獨盛也。時國內釋子，頗多堅苦卓絕，隻身渡窮塞、犯瘴癘、履萬險，求法天竺者甚眾。然發生重大影響於祖國者，蓋亦罕見。及唐玄奘西渡，研精群學，在印土已有大乘天之稱。回國以後，而太宗以英偉之帝，竭力贊護，於是聚集英俊，大開譯場。高文典冊，名理燦然，沃人神智。況復死生問題，足重情懷。則自漢魏以來、緩兵進攻於中國思想界之佛法，至此得玄奘與太宗之雄略，大張六師，一鼓作氣，遂舉中國而統一於印度佛化之下。自此儒道諸家，寂然絕響。此蓋中國文化中斷之會也。佛法既盛，不獨士大夫翻然景從，而其勢力直普遍齊民、愚夫愚婦莫不響風而化、禱祀殷勤。蓋社會觀感所系，不在學校而在寺宇，不在師儒而在僧徒矣。漢魏之際，方變而上復晚周，萌芽驟茁，遽折於外來之佛教。此固當時華梵間不可思議之遇合，不可阻遏之潮流。（佛法急圖東展，而中國之玄學與其環境又恰與之應合。）然佛教徒亦未免過於傾向外化，而將固有學術思想摧抑太甚。如佛道論衡，詆毀老莊，其詞多頑鄙不足一笑。僧徒既不習國學，又妄以褊心嫉異己。此所以造成佛教大一統之局。由今觀之，不得不謂為吾國文化史上之大不幸也。夫佛家雖善言玄理，然其立教本旨，則一死生問題耳。因怖死生，發心趣道。故極其流弊，未來之望強，現在之趣弱；治心之功密，辨物之用疏。果以殉法，忍以遺世，（六代僧徒多有焚身殉法者，然莫肯出而救世。）淪於枯靜，倦於活動。渴望寄乎空華，（求生西天。）盲修絕夫通感。近死之夫，不可復陽。此猶有志苦修者也。若夫托偽之流，競權死利，患得患失，神魂散越，猶冀福田，拜像供僧，誦佛修懺，其形雖存，其人已鬼。復有小慧，稍治文學，規取浮名，自矜文采。猥以微明，涉獵禪語，資其空脫，掩其鄙陋。不但盜譽一時，抑乃有聲後世。蘇軾、錢謙益、龔自珍皆是此流。今其衣缽，授受未已也。至於不肖僧徒，游手坐食，抑或粗解文辭，內教世語，胡亂雜陳，攀緣勢要，無復廉恥，等諸自檜，亦無譏焉。是故自唐以來，佛教流弊普遍深中於社會，至今方蔓衍未已。民質偷惰，亦有由來。凡在有知，宜相鑑戒。然則佛法可絕乎?曰：惡，是何言。昔者佛法獨盛，故其末流之弊愈滋。今則勢異古昔，扶衰不暇，而可令其絕乎。佛家卓爾冥證，萬事一如。（事事皆如，故曰一如。所謂一葉一如來也。）蕩然無相而非空，寂然存照而非有。智周萬物，故自在無掛礙。悲孕群生，惟大雄無恐怖。（雖悲而無怖於險難。）仰之莫測其高，俯之莫極其深。至哉佛之道也。是故會通其哲學思想，而滌除其宗教觀念，則所以使人解其縛而興其性者，豈其遠人以為道也哉。
中國文化既被佛家傾覆了，直到兩宋時代，大儒輩出，才作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他們都推本於晚周底儒家，定孔子為一尊，卻無形地踵了董仲舒、漢武帝底故步。魏晉人上追晚周，派別卻多。（後人提及六朝，便以清談家了之，而不肯細察當時學術流別。）宋人比之，似覺規模狹隘。然而他們所以宗主儒家，也有道理。儒家有兩個優點：一是大中至正，上之極廣大高明，而不溺於空無，下之極切實有用，而不流於功利。二是富於容納性，他底眼光透得遠大，思想放得開闊，立極以不易為則，套用主順變精義。（儒家根本思想在《易》。）規模極宏，方面盡多，善於採納異派底長處而不專固、不傾軋。他對於道家法家等等，都有相當的攝受，這也是不可及處。（《大學》格物的主張與名家不相忤。荀子言禮治，亦有法家影響。《周禮》言政治經濟，也有法家精神。《易·系傳》談治理，大致在輔萬物之自然，絕不自任以宰物。儒家各派都守這個原理，是與道家相通的。）我和宰平在北海快雪堂曾談到儒家這兩個優點，他也和我同意。所以宋儒特別提出儒家來，做建設中國文化底基礎。他們在破壞之餘，要作建設事業，自然須有箇中心勢力，不容如魏晉思想那樣紛歧。因此，宗主儒家尚不算他們規模狹隘之徵。
自佛教入中國以來，輪迴之說普遍於社會，鬼神和命運的迷信日益強盛。（佛教分明是多神教，不過他底說法很巧妙。他把旁底神教如大自在天等極力撥倒，所以人說他是無神論。殊不知，人家底神打倒了，他底神又出來。試問十方三世諸佛，非多神而何。又如人人有個不死的神識，非多神而何。所以，信佛教者必信鬼神。其教義固如是。若乃三世因果之談，則為世俗命運觀念所依據，這個影響極壞。）人生屈伏於神權，沉淪於鬼趣，僥倖於宿定。（貪求世間利樂者，則妄計命運或可坐致，人情僥倖大抵如此。）這不能不說是佛教之賜。（是中國先民底思想的表現，都是人生的、現世的、無有迷於神道者。如二南於男女之際，及凡日常作業、習勞之間，寫出和樂不淫與仁厚清肅勤厲之意，表現人生豐富的意義、無上的價值。曰，人而不為、，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其得力於是者深矣。故迷信鬼神之風，非吾先民所固有也。古時雖重祭祀，特由慎終追遠與崇德報功，以致其仁孝不容已之心耳。戰國迄漢世方士，始假神怪以騙人主，然民間不必被其風，自佛教東來，而後迷信普遍於社會。）幸有宋諸先生崛起，倡明儒家之學，以至誠立人極。（闡發此旨。）形色不得呵為幻妄，日用壹皆本於真實。（念慮之微，事為之著，無往非至誠所發見。）原吾生之始，則此生非用其故，（若有神識，則是故物傳來。）是生本創新，而新乃無妄而皆誠。故君子至誠無息，以其日新而日生。迄夫形盡於百年，則雖生隨形盡，而曾有之生，曾有之誠，其價值則亘古常新，而不以百年盡也。又何待有個別的實物，遺於當來，而後為快乎。（神識即個別的實物。）若果有之，則生生者將皆用其故，而莫或創新，造化亦當機爾。豈其然哉。是故杜絕神怪，以至誠建人極，道盡於有生，（未知生焉知死。）知止於不知，（生何自來，此不可說，所謂不知也。然已曰不知，豈真不知哉。故冥會於斯，而存誠以踐形，則生之所自，即生是已。知至此而止矣。何必以私意推求，妄執有個別的實物若神識者，以為吾生之所自哉。）物我同乎一體，而莫不各足，（物各足於其性。）顯微徹夫一實，而無有作偽。（仰不愧，俯不怍，至誠塞乎天地。）飲食男女，凡生人之大欲，皆天則之實然。循其則而不過不流，故人俗即天性，而不可醜惡。尼父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至哉斯言乎。自周張二程諸儒崛興，紹宣聖之緒，而後知人生之尊嚴而不可褻侮也，人生之真實而不為幻化也，人生之至善而不為穢濁也，人生之富有而無所虧欠也。（本性具足，故發為萬善，而通感不窮。）故鬼神既遠，人性獲伸。這是諸儒莫大的功勞。然而他們卻有短處，現在不妨略為說及。他們涵養本原的工夫，雖說紹述孔氏，卻受佛家禪宗影響太深，不免帶著幾分絕欲的意思。實則欲亦依性故有，不一定是壞的東西，只要導之於正便得。如孟子教齊宣王好色好貨，都可推己及人，使天下無曠夫、無怨女，及使百姓同利。這欲何嘗不可推擴去做好的。如果要做絕欲工夫，必弄得人生無活氣，卻是根本錯誤。或謂今人縱慾已極，正要提倡絕欲以矯之。不知講學唯求其理之真而已，如何存得一個矯弊的意思。（矯又成弊。）俟鳥獸之風息，人道反諸正，將皆投諸真理之懷抱，而何至縱慾無已乎。我輩服膺先儒，不要漫無揀擇。他們因為主張絕欲，故用功亦偏於主靜。如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靜坐本是他們共同的主張。後來李延平更看得重要。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慾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在他們底理論，動靜是一致的。所謂即動即靜，即靜即動的。他們根本不承認是廢然之靜。這個理論，我也未嘗否認。不過道理是很古怪的，往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個差謬，大須注意。靜中固然不是沒有動，但吾人才多著意在靜，便已把日常接觸事物底活動力減卻許多。（此處吃緊。）所以他們雖復高唱格物致知，而其弟子已沉禪悅，而憚於求知。他們雖復不忘經世致用，而卒以養成固陋偷敝的士習。因為他們把主靜造成普遍的學風，其流弊必至萎靡不振，這個是不期然而然的。後來陳同甫、葉水心一輩人，才起來反抗他們底學說。同甫思想雖粗，卻甚可愛。那時候確少不得同甫一派底功利思想。（同甫雲，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同甫和朱晦翁辯論底幾篇書，極有價值。要最緊的是兩個意思，一是反對他們尊古卑今而否認進化的思想，二是反對他們自信未免於狹，而又把道理說得太高，所以誤視三代已下底人都是盲眼。同甫是個文學家，只惜氣力太虛浮，畢竟振作不起來。水心思想較同甫稍細，而不及同甫開張。他是一個批評家，頗似漢王仲任之流。然本領不大，雖博辯而無宏規足以自樹。故雖有一時摧陷之功，終亦不能別闢生路。總之，周程諸儒雖復樹立儒家赤幟，而實受禪宗影響太深，未能完全承續儒家精神。雖則學術不能不受時代化，亦不能不容納異派底思想，而他們卻於儒家有未認清處，所以骨子裡還是禪的氣味多。他們主靜和絕欲底主張，都從禪家出來的。這兩個主張殊未能挽救典午以來積衰的社會。因為民眾是要靠士大夫領導的。而當時士大夫都去做絕欲和主靜底工夫，玩心無形之表，用超世的眼光看他，誠然超越人天，大可敬服，用世間的眼光看他，不能不說是近於枯槁了。問：宋明儒絕欲工夫，卻能保持非功利的生活，於此見得人生無上價值，似未可反對也。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意思。我不是主張縱慾的。但用功去絕欲，我認為方法錯誤。只要操存工夫不懈，使昭昭明明的本心常時提得起，則欲皆當理，自不待絕了。如果做絕欲工夫，勢必專向內心去搜尋敵人來殺伐他。功力深，必走入寂滅，將有反人生的傾向。否則亦好執意見以為天理，因為他一向孤制其心，少作格物的工夫，結果自非拿他底意見來做天理不可。宋明末葉底理學家，都是好鬧意見，至國亡而猶不悟。舉一個例子，如吾家襄愍公。清常思之曰，明朝不殺，我家不得入關。可見襄愍在當時是關係中國存亡底一個人。而上良知大家等，就是甘心亡國以殺害我襄愍公底主要犯。元標頑猘不足責，宗羲以遺老自命，於此事亦為元標文其奸。可見宗羲把意見做天理了。（宗羲最不光明，篇系竊人之說以為己說。）孔孟都沒有教人絕欲。舉克己復禮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是教顏子在視聽言動間操存此心，不流入非禮處去便是了。這工夫何等切近，何等活潑。至於孟子教人集義以養浩然之氣，（集義便是致知，便於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分明不是離事物而孤求之心。只集義養氣，則欲不待絕，而自無違理之欲。所以，我覺得宋明儒底方法不對，還是上求之孔孟為好。（以上評宋明儒絕欲，實太過。理學諸儒尚未至絕欲。但節慾工夫不可無耳。欲不可絕，而不可不節也。今仍存舊說者，志吾過故。十力記。）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人，早年投身於辛亥革命，中年慨然脫離政界，潛心研究哲學，曾從歐陽竟無研習法相唯識之學，繼被蔡元培禮聘為北京大學講席，後不滿於佛法，自創《新唯識論》，重建儒學，成為“後五四時期”我國哲學界奇特的、頗具獨創精神的哲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一生著述宏富、神解卓特，發皇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價值，融會中、印、西思想，建樹了以“仁心”為本體，以“體用不二”為宗綱的博大哲學體系。編者簡介郭齊勇，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暨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1993年始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專長為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曾到哈佛大學做高訪學者，在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慕尼黑大學、俄羅斯科學院、首爾大學、台灣大學等名校與名機構演講。著作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論》、《郭齊勇自選集》、《文化學概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