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關係社會學
- 國籍：比利時
- 作家：杜卜瑞爾
- 時間：1912年
概念,社會關係,關係的定義,關係的分類,中國需要,轉型期的關係,書籍,學術研討會,
概念
關係社會學是種研究人際關係或社會關係的社會學理論。比利時的社會學家杜卜瑞爾在1912年發表《社會關係〉一書，認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社會關係”。他在1948年出版的《普通社會學〉一書把社會關係界定為“存在於兩人之間，其中一個人所形成的某些精神狀態及其所完成的某些動作（包括語言、情感等），須依據另一個人的存在以及與他的關係如何而定。”杜卜瑞爾認定社會實體的存在，相當程度上依靠這類個人間的互動關係。他又將協調合作的社會關係看成為積極的，將敵對和破壞的社會關係看作消極的，這些正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並進而把由這些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社會集體（即群體），也當作他的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對象。與此同時，德國社會學家馮 維塞也創立了“純粹關係學”。他把社會學看作是研究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的種種過程的科學，也是研究人類互動行為的科學，把系統社會學也稱為“社會關係學”。寫了《作為人類關係學和人類關係形象學的普通社會學〉一書。他把社會看作不是有機體主義者所稱的實體或組織，而是一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的轉化。社會學就是研究透過時間和空間的人對人的相互影響，也是研究人的聯合、接近、適應、同化、協調、分離、競爭、對抗或衝突等關係交織而成的人際關係網。他所說的社會關係既包括聯合的關係，也包括分裂的關係；即含有個人之間的關係，也含有團體之間的關係。
在界定中國社會中關係的運作邏輯和文化意蘊的理路方面，中外學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中國人的關係是普遍主義還是特殊主義的抑或介於兩者之間的，以及建立一種新的蘊含所有關係存在形態的概念類型或理論框架。
需要質疑的是， 以往的研究多為理論化的、靜態的分析， 研究者多把“關係”界定在一個固化的概念或理論框架中解釋，忽視了其所呈現出的多樣化的社會實踐，忽視了實踐流動中關係的變通性、策略性、生產性和再生產性；他們探討制度、傳統文化等與關係網路呈何種關係及如何可能成為這種關係，卻忽視了更為重要的方面：關係網路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如何通過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以真正理解日常生活中關係的實踐圖式，閻著似乎給出了一個更明晰的答案。閻著的創新之處在於:不是試圖超越村莊實踐去建構關係的理論模型或建立一個概念框架，而是把關係放在一個村莊日常生活實踐的整體關聯中去考察，從實踐中流動關係的真實形態來建構關係的實踐運作圖式，並指出關係在實踐流動過程中的連續性和再生產特徵，通過以在實踐過程中“發現事實”為主要特徵的經驗研究，呈現多樣化的社會實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關係的實踐圖式和經營過程。
社會關係
在社會學意義上，是中國社會中特有的一種人際互動形式，是費孝通差序格局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按照費的解釋，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
關係的定義
在中文裡，關係用來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聯繫已經有數千年了。然而，關係這個辭彙現在所特有的含義- 即利用個人所擁有的人際資源以謀求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好處，據考證則首次出現於1978年。在西方文獻中，關係通常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但究竟怎樣特殊才算關係，卻往往語焉不詳。此外，有的學者還將關係定義為：特定關係（particularistic ties）;朋友關係 (friendship);交往聯繫 (connection);交易 (exchange);社會資源或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這些定義分別從不同的側面描述了關係的某些特徵，但任何單個定義都無法概括關係的全貌。
這裡給出一個新的定義（Fan, 2002a）:關係是發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一種社會交往的過程。甲有問題需要乙的幫助。如果乙能直接幫助甲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就完成了。如果乙不能直接幫助，乙就去找丙，於是開始一個新的過程。中文裡關係是一個名詞，前面通常要加上這樣的動詞：拉，搞，走，跑，套等等。關係要拉要套，就是這個意思。將關係定義為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狀態，有重要意義。英文中的relationship是靜態，並不一定是關係，而只是關係基礎。關係基礎是指兩個人所共有的某些屬性。有學者認為關係的存在取決於關係基礎的有無，這個觀點是不對的。關係基礎是一種被動的客觀存在，而關係是一種主動，動態的過程。兩個人之間有關係基礎並不一定有關係或者說聯繫。比如說，一對已經離異的夫妻，儘管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著多重關係基礎，如果他們不再往來，關係就不存在了。反之，關係可以發生於兩個原本沒有任何關係基礎的陌生人之間，只不過比起那些有關係基礎的過程，沒有關係基礎的過程建立時間較長，有時還需要藉助中間人的介入。
關係的分類
在關係研究中，有多種不同的分類方法。如有人將關係分為情感關係和利用關係。但在實際情況中，這兩者往往是相互混雜難以分清的。
按照關係基礎不同分類：
血緣關係
社會關係
結拜兄弟
另一種分類：
家庭關係或親情關係
幫忙關係或人情關係
經商關係人際關係與商業管理
遞迴關係型態
如果一個關係是有關兩個實體，則描述這樣關係的型態就稱為二元關係型態。 有些二元關係型態的左右兩邊實體型態是相同，只是扮演不同角色，此時就稱其為遞迴關係型態 。
中國需要
中國的“關係”運作和關係主義，在本質上是特殊主義的工具性關係。這對中國社會實現法制化、理性化和現代化來說是一種制約因素。從中國社會的理論和政策實踐需要而言，中國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直面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社會資本困境，探索如何改造“關係”等傳統性社會資本，挖掘傳統社會資本的積極效用，通過正式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建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
關於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關係導向性質的這一判斷，在華人世界似乎已達成共識，這個判斷也成為確立大陸社會調查理論前提的基本出發點(劉少傑，2000)。在中國社會資本研究中，許多研究者直接將“社會資本”視作非正式的關係，將“社會資本”與“關係”概念相混同，致力於用實證社會學的方法，分析諸如社會網路在找工作中的作用、“宴請”、“拜年網”等主題。作為中國“關係”研究的標誌性事件，是“關係社會學”國際研討會於2009年10月在西安召開。在會上，邊燕傑教授認為，中國社會的關係主義現象，以及對這個現象的系統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也許是探索和推動中國社會學理念、中國社會學學科方向、社會學的中國學術流派的一個可能的突破口。關係社會學是一套關於倫理本位、關係導向、熟親信為特徵的關係主義現象的理論知識，也是一種從關係主義出發、分析中國社會和所有其他社會的一種思維和研究方法論。關係社會學是直接反映中國社會、中國本土文化的社會學知識體系。關係社會學也將是推動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的重要突破口。
問題是，從已有關係社會學的研究來看，大多只是藉助技術化的手段對社會網路和“關係”問題作精確測量和解釋，這種研究偏好，使得研究者忽略了學術應為社會和人類解決問題，缺乏問題意識和對現實的關懷。對中國現實社會生活中人際關係“資本化”和工具化的傾向，學術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作技術性的描述和理論分析上，應該堅持一種反思性研究的立場，保持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意識。
在這一點上，韋伯的研究立場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試圖從歐洲人在宗教態度等文化層面的轉變上，為資本主義最先在西方，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區萌芽和發展這一現象尋找一套合理的解釋。韋伯認為，基督新教的制欲主義倫理及其教徒的“目的理性”行動，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科學、藝術等各個方面的理性化發展，以及公共行政上的科層化合法律制度的理性化，在西方組合成優勢的“現代”文化。至少在西方人看來，這個發展方向是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具有“效準”的含義。為何只在歐洲產生“現代”因子?韋伯的研究使得當時驅動歐洲向前的動力能夠既在“個人”，亦在“組織”的層次顯現出來。韋伯從歷史文獻中去“重建”了基督新教徒團體曾扮演過的角色。[⑧]以“理性化”過程為主軸，韋伯又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了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以及古代猶太教，以充分證明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命題。
韋伯雖然強調要堅持價值中立的研究態度，但實際上他是以“歐洲現代文化之子”的身份，來為西方的合理化做理論辯護，帶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韋伯思想對西方人(以及東方人)的“啟蒙”作用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機制，是不容置疑的。
反思中國“關係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發現，一方面，關於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關係導向的判斷，其誤區在於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穩定不變性。實際上，“文化是一個不斷使人們適應環境的過程，而環境也要求人們用新的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並做出回應”。中國社會正處在快速的社會轉型之中，倫理本位、關係導向不可能穩固不變。
另一方面，轉型期中國社會中“關係”的盛行，除了與中國社會特殊的轉型過程密切相關外，與“關係社會學”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影響也不無關係。關於中國社會的“關係”性質與“關係”運作的研究，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作為思想意識形態，這些研究成果使得人們認為“關係”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如不努力編制關係網路，便難以有在社會中有立足之地或出頭之日。裙帶關係、腐敗關係網也由此被視為中國本土特色而得以合理化地存在。社會現象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機制在其中發揮到極致。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中國對世界影響的擴大，“關係”一詞也進入了國際商界、政界和學界的話語體系，有關華人社會行為的研究也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科學界的注意，“關係”一詞更成為了解中國人社會行為的核心概念。關於中國社會“關係”研究的成果，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社會的途徑之一，對中國社會的“關係”印象，也成為社會交往中“情境定義”的基礎，因此，“洋賄賂”也在中國大行其道，由近年來的一些曝光案件中可見一斑。
反思性研究的立場，無論是對於文化因素的“關係”，還是對於轉型因素的“關係”，都將有助於深入認識其負面影響，乃至有意識地加以克服。反思性研究的立場，也必將引導研究者去關注那些推進制度化和普遍主義原則的因素，包括那些排斥“關係”、堅持理性化和普遍主義的社會群體及其價值觀，從而引領社會風尚。
轉型期的關係
關於中國社會中“關係”的性質及其盛行的原因，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本位、關係導向的社會，即使經歷了近百年的現代化過程，關係仍然對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關係支配性仍然存在，中國社會的性質仍是倫理社會。
梁漱溟認為，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既不是個人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而是一個關係本位的社會。“不把重點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從乎其關係，彼此相交換;其重點實放在關係上了。倫理本位者，關係本位也。”[①]梁漱溟和林語堂等學者的分析都認為，中國社會缺乏團體生活，與中國重視家庭制度安排的社會結構有重要關係。由儒家文化和社會等級觀念支配的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維持著中國的社會秩序。中國社會被切成小的家庭單位，在家庭之間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聯繫。家庭制度也由此造成了中國社會中裙帶關係和社會腐敗的流行，“缺乏社會紀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歸於失敗，比如它通過裙帶關係使國家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而政治上的腐敗，又會“促使著個人為生計不得不拚死爭奪”而不具備社會意識。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差序格局”的社會，社會結構是按親屬關係的遠近擴展的親屬關係網，社會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泛化。在西方團體格局裡人們爭的是權利，在中國的差序格局裡人們卻是攀關係、講交情。金耀基分析認為，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建立在“特殊主義”和“關係”取向上的。中國人富於人情味、欠缺公德心的這種性格，是由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等因素而造成的。中國是家族本位的社會，是以初級群體為主的社會。初級群體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份的，亦即特殊取向的，這種關係與心態可一層一層地向外推，但人際之關係總是特殊的，即使無血緣或親屬關連者，也可以親屬身份類之。凡中國人活動範圍接觸所及，都會不知不覺間以“親人”相待，而顯出殷勤與關懷，乃充滿一片人情味。可是，在一個人親屬或擬親屬關係圈之外的人即屬“外人”，外人則人際關係中斷，而不免顯出無情。
有分析認為，關係、人情和面子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國人社會心理的深層結構，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社會行為，是中華文化社會心理“深層結構”的反映，也是中國人社會行為中萬變不離其宗的“基型”。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中“關係”的流行是社會轉型的產物。社會從“傳統”轉向“現代”的轉型，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從神聖到世俗、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初級群體到次級群體、從特殊主義到普遍主義、從關係到成就、從普化到專門的轉變過程。
對於“關係”在中國社會中的盛行及其原因，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做過分析，他認為這是社會轉型期的主要現象。他認為，即使是英國，在由農村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變之中，獲取職位和牟利也有憑藉關係、走後門的現象，甚至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經營某種事業，以後卻又授權，某某私人可以例外，這樣無異於頒發專利的特權。中國現在關係占重要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社會在經歷全面改造，“立法工作還沒有完全趕上社會的行動”，“或者社會雖已改造，也並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舊習慣的趨向”。就與關係運作相關的腐敗問題而言，中國人之所謂貪污，並不是西方所謂corruption，後者是一個原本健全體制中的違法現象。中國乃是因為“組織不健全，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在社會利益大調整的社會轉型期，努力創建和利用自己的關係網路，成為人們獲取社會資源的捷徑。“關係”化運作的動因是利益驅動和制度的缺失。當社會缺乏制度化的正規路徑，人們難以通過正常的方式參與市場競爭獲取機會和資源時，就只能藉助於“關係”途徑來獲取;或者即使有相關的制度與規則，但並沒有得到嚴格的遵守與執行，而是通過非正式的關係運作或“潛規則”加以變通，使得即使如司法也要藉助於“關係”而執行。
中國的“關係”這種特殊的社會資本，從積極的角度講，它有助於增強團體內部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內降低個人或組織的社會交易成本。但從大量的事例和調查情況來看，“關係”運作對社會良性運行產生的負面和阻礙作用更大。走後門、任人唯親、官商勾結、有法不依、拉幫結派、徇私舞弊等，說到底都與“關係”運作密切相關。可以說，這種工具性的關係資本，實際上是一種消極社會資本。人們對“關係資本”的過分依賴，使得多數社會成員必須承擔高額的交易成本，從而使得整個社會交易成本增加。社會中正式規則的缺乏或對正式規則的不遵守，客觀上也造成這樣一種現象：社會組織或成員把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拉關係”等“非生產性努力”上，從而造成對人力等資源的浪費，降低社會效率。
中國社會當前嚴重的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源於社會規則的不公平或對規則的破壞，由此導致的社會結果上的不公平，也是引發社會不滿和影響社會和諧的主要根源，這又進一步影響著人們的積極性和社會活力，社會整體效率必然降低，這種狀況不利於可持續發展，也不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書籍
國際關係社會學/世界政治與國際關係叢書
作者：(俄)А.П.茨岡科夫//П.А.茨岡科夫|譯者:劉再起
市場價： ￥25 元博庫價：￥21元
折扣：84折
立即節省：￥4 元
ISBN：9787307058293
出版社：武漢大學
2007-09-01 第1版
2007-09-01 第1次印刷
開 本：16開
頁 數：220頁
類 別： 政治法律 -> 政 治 -> 外交、國際關係
學術研討會
2009年10月5日，由西安交大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IESSR）舉辦的“關係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結束。
本次研討會設立3個全體論壇與10個分論壇進行學術討論， 涉及的領域有社會網路與勞動力市場、社會分層、社會信任、社會心理、社會行為及其後果等。其中，西安交大人文學院院長邊燕傑教授主持的“中國西部社會學圓桌會議”，集合了西部地區主要高校的社會學領軍人物，探討了西部社會學發展的歷史、問題與前景。邊燕傑教授提出的“西部社會學聯合發展構想和計畫”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與廣泛贊同。這一構想和計畫的主要研究方向、數據共享理念和暑期青年師生培訓計畫在此次會議上初步確定。
在研討會總結會議上，美國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林南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王衛東教授，上海大學張文宏教授等的主題發言引起了與會師生的強烈反響與熱烈討論。研討會主持人李勝生教授（加拿大政府高級顧問，皇家學院院士）在總結髮言中肯定了大會舉辦的成績和意義，並為將來“關係社會學”以及西部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和良好祝願。
本次研討會目的在於推動和發展理論導向的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探討實證研究聯合資料庫的開發和創建，為國際學術交流提供論壇和平台。它的召開，意味著“關係社會學” 學科領域的建立，對發展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於西部社會學的整體建設是一次巨大的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