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宗臨文學作品集》分上、下兩編。上編收錄閻宗臨先生於20世紀20—30年代創作出版的中篇小說《大霧》，散文集《波動》、《夜煙》，文藝批評《文藝雜感》、《論偶然》、《查理·波得萊爾》，譯文《歌德與法國》等，以及50年代後所寫的回憶其與魯迅、羅曼·羅蘭交往的文章；下編收錄了關於閻宗臨及其文學作品的紹介與評論文章，以及出版序言與後記。另有附錄，收作者據《大霧》改寫的《朴圍村》。
基本介紹
- 書名：閻宗臨文學作品集
- 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頁數：376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作者：閻宗臨 郭汾陽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0093411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閻宗臨文學作品集》編輯推薦：閻宗臨，畢生只從事了一個職業——教師。他在國學與西學兩方面造詣深厚，不僅是久為士林推重的史學家，而且於文學上的探索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
作者簡介
閻宗臨（1904—1978），著名歷史學家。1925年赴法留學，1936年獲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抗戰爆發後毅然回國赴難，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廣西大學，1948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解放後，應張友漁、趙宗復之邀，回到故鄉，任山西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他通曉法文、拉丁文、英文等多種語言，研究和教學方向主要為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歐洲史、中西交通史、山西地方史。他在國學西學兩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詣，堪稱中西會通的老一輩史學家。閻宗臨和魯迅、梁漱溟、錢穆、王重民、向達等先生交情深厚，互相切磋。他還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米開朗琪羅傳》，羅曼·羅蘭親自為他撰寫了中文本的序言。惜抗戰爆發後，毀於戰火。
媒體推薦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反觀吾國人之有志於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傳教士與華交往之史事，國人循此途轍者殆如鳳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推重。抗戰軍興，余任教國專，自桂林播遷蒙山，復徙北流，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如先生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
——饒宗頤
——饒宗頤
圖書目錄
序 韓石山
上編
大霧
波動
夜煙
文藝雜感
論偶然
關於《獻給自然的女兒》
讀琴心女士《明知是……》之後
回憶魯迅先生
回憶羅曼·羅蘭談魯迅
查理·波得萊爾
歌德與法國
下編
《大霧》序 向培良
親如兄弟——高長虹與閻宗臨 廖久明
大霧裡的人生——讀閻宗臨先生的《大霧》 韓石山
魯迅與閻宗臨 董大中 郭汾陽 毛俊峰
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記父親1929年到1937年留學伏利堡天主教大學 閻守和
閻宗臨、作家魯迅和羅曼·羅蘭 （瑞士）梅蘭
羅曼·羅蘭——閻宗臨的導師和家長 （瑞士）柯萊特·吉荷爾德
訪問羅曼·羅蘭的故鄉 閻守誠
附錄
朴圍村
青年閻宗臨的文學創作生活及其他（代後記） 散木
編者絮語 宋若雲
上編
大霧
波動
夜煙
文藝雜感
論偶然
關於《獻給自然的女兒》
讀琴心女士《明知是……》之後
回憶魯迅先生
回憶羅曼·羅蘭談魯迅
查理·波得萊爾
歌德與法國
下編
《大霧》序 向培良
親如兄弟——高長虹與閻宗臨 廖久明
大霧裡的人生——讀閻宗臨先生的《大霧》 韓石山
魯迅與閻宗臨 董大中 郭汾陽 毛俊峰
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記父親1929年到1937年留學伏利堡天主教大學 閻守和
閻宗臨、作家魯迅和羅曼·羅蘭 （瑞士）梅蘭
羅曼·羅蘭——閻宗臨的導師和家長 （瑞士）柯萊特·吉荷爾德
訪問羅曼·羅蘭的故鄉 閻守誠
附錄
朴圍村
青年閻宗臨的文學創作生活及其他（代後記） 散木
編者絮語 宋若雲
後記
歷史如巨大河流，順自然流去，它在行程中，有時遇岩礁及其怒濤，有時在峽谷中曲折迂迴，失其固定的方向。時而枯竭，時而泛濫，但是不捨晝夜逝去，幻變中永遠不變的。治史者，有如沿河而行，須明其總動向，然後觀勢察變，始明主力之所在。
如果沒有一定的想像力，很難把這段優雅睿智生動跳脫的文字，與我們頭腦中嚴謹理性甚至有些艱深的學術論文畫上等號。而事實上，這段文字出自家翁閻宗臨20世紀30年代於廣州所寫《歐洲史稿》之用以闡明自己歷史觀的《緒論》。
作為歷史學家的閻宗臨已為學界認可並推崇，認為像他這樣經過舊或私塾訓練又長年浸淫於西方文化，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等多種語言，從文化角度從事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學者，寥若晨星。饒宗頤先生曾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如先生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並稱家翁“兼通東西”，“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推重”。中華書局謝方先生也說，“閻宗臨是我國最早也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用西方古典原著和中國古籍相結合講學與寫作的教授、學者”。宗翁文字也為許多學者所激賞，稱他以文書史，以史為文，“讀歷史著作，猶如看文化隨筆一樣，叫人津津有味”，頗有太史公的遺緒。殊不知其文字的雋永和優美實源自他曾經有過的一段激情燃燒的文學歲月。
我了解家翁與文學的淵源是通過山西大學中文系的姚青苗老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青苗先生住在我們對面的小灰樓，經常來我家聊文學逸事，談狂飆社，談高長虹，談魯迅。記得大約是1990年的夏天，青苗先生舉著一本厚厚的《高長虹傳》，興奮地指給我看書中關於高長虹與閻宗臨在歐洲相見的記述。
轉眼問二十餘年過去了，我們早離開那座房子，青苗先生也已作古，但那個夏天，等不及落座就開始翻書的青苗先生的樣子還歷歷在目，先生那操著濃濃晉南味國語的大嗓門仿佛還迴響在耳邊。
1.狂飆突進的文學歲月
1924年，家翁20歲，求學北京，經同鄉推薦，在景梅九先生的《國風日報》副刊做校對，認識了高長虹兄弟並加入狂飆社。狂飆社的宗旨是“要做向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的強者”，這得到深受新文化影響，因參加反對校長獨斷專橫而被開除，因反對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的青年閻宗臨的完全理解與贊同。
正如廖久明先生所說，“這群狂飆社成員是一群貧窮而不安於現狀的孩子離開家鄉闖蕩社會，為了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生存發展，他們只能抱團取暖，從而結下兄弟般的情誼”。
狂飆社的小弟弟閻宗臨與高長虹感情最深。經長虹引薦，他得以常向魯迅先生討教關於文學與人生的問題並開始與郁達夫等文學界人士交往。
這段充滿激情，如電光火石般的文學歲月雖短暫，但文學的種子，文學的夢卻留在了青年閻宗臨的靈魂深處，伴他一生。正如其在，《大霧》後記中所言：
我永遠懷念著這一段幻夢的生活，他具有一種魔力，
要我不斷地回想與分析，由分析而煩悶，因煩悶而眷戀。
我眷戀他，因為眷戀我自己已逝的生命！
晚年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家翁有一段記述：他曾求教魯迅先生，青年應該讀什麼書，“問後，他抬起頭來，沉默好久，說：‘除線裝書和印度書外，都可讀。不過在平時，我沒有留心過。’”後來，魯迅曾多次公開講：“我讀中國書時，總覺得能沉靜下去，與實際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這次對話後不久，青年閻宗臨遠渡重洋，赴法勤工儉學，“讀外國書”去了。此時仍與魯迅先生保持書信來往，文學界朋友們也在精神上、經濟上持續給予他支持。
2.承澤於兩位文學巨人
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家翁感言：
魯迅偉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風雨吹盪他，雲霧包圍他。但是，人們在那裡呼吸時，比別處更自由、更有力。純潔的大氣，洗刷思想的污穢。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座高山，屹立在錢塘江畔，他的側影，聳入無垠的天空。
……
而且，那隻小小的手提箱也終可完成使命了。
家庭成員中唯我曾以文學為專業，編輯家翁文學遺著本是我義不容辭的應盡之務。因當時我在海外工作，守扶力請兒時的玩伴，對家翁的身世經歷頗有研究的好友郭汾陽君（散木）協助編輯，並對家翁文學作品作了全面、中肯的評述。三哥守誠的學友，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韓石山先生欣然命筆為之作序。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系家翁創作的文學作品、文學評論及文藝雜感，下編收錄家翁友人及當代學者對其作品的評述和相關回憶文字。
回想1997年前後，三哥守誠收集編輯父親的《閻宗臨史學文集》，從編輯到付印歷經四年，其間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幸參與了部分書稿的校對，同時邀兩個同學協助，一個是正在攻讀世界史博士學位的宋曉芹，一個是文獻學出身但攻讀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的李玉蓮。《文集》中用字的典雅和資料的豐富令我們讚嘆不已，對其鮮活靈動的詩性的語言更是印象深刻。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已成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的宋曉芹參加了2007年“閻宗臨學術思想研討會”並陸續發表相關的研究文章；作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資深編輯的李玉蓮博士在看到我們粗粗整理編排的《閻宗臨文學作品集》原稿後，大為感賞，認為文筆與深度毫不遜於作者同時代作家水平，甚至認為針對當今某種“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的文學現象在品味和立意上有鏡鑒和提升作用，慨然允諾願為此書付梓盡責盡力。
家翁曾分別於抗戰和“文化大革命”前後三度出任系主任的山西大學歷史系，現已更名為歷史文化學院，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郝平教授、歷史文化學院趙原生書記和李書吉教授對此事極為關注，積極促成此書的資助出版，山西大學校領導給予了大力支持。
緣分競至如此，豈是一個謝字能了！
是為編後絮語。
如果沒有一定的想像力，很難把這段優雅睿智生動跳脫的文字，與我們頭腦中嚴謹理性甚至有些艱深的學術論文畫上等號。而事實上，這段文字出自家翁閻宗臨20世紀30年代於廣州所寫《歐洲史稿》之用以闡明自己歷史觀的《緒論》。
作為歷史學家的閻宗臨已為學界認可並推崇，認為像他這樣經過舊或私塾訓練又長年浸淫於西方文化，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等多種語言，從文化角度從事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學者，寥若晨星。饒宗頤先生曾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如先生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並稱家翁“兼通東西”，“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推重”。中華書局謝方先生也說，“閻宗臨是我國最早也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用西方古典原著和中國古籍相結合講學與寫作的教授、學者”。宗翁文字也為許多學者所激賞，稱他以文書史，以史為文，“讀歷史著作，猶如看文化隨筆一樣，叫人津津有味”，頗有太史公的遺緒。殊不知其文字的雋永和優美實源自他曾經有過的一段激情燃燒的文學歲月。
我了解家翁與文學的淵源是通過山西大學中文系的姚青苗老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青苗先生住在我們對面的小灰樓，經常來我家聊文學逸事，談狂飆社，談高長虹，談魯迅。記得大約是1990年的夏天，青苗先生舉著一本厚厚的《高長虹傳》，興奮地指給我看書中關於高長虹與閻宗臨在歐洲相見的記述。
轉眼問二十餘年過去了，我們早離開那座房子，青苗先生也已作古，但那個夏天，等不及落座就開始翻書的青苗先生的樣子還歷歷在目，先生那操著濃濃晉南味國語的大嗓門仿佛還迴響在耳邊。
1.狂飆突進的文學歲月
1924年，家翁20歲，求學北京，經同鄉推薦，在景梅九先生的《國風日報》副刊做校對，認識了高長虹兄弟並加入狂飆社。狂飆社的宗旨是“要做向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的強者”，這得到深受新文化影響，因參加反對校長獨斷專橫而被開除，因反對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的青年閻宗臨的完全理解與贊同。
正如廖久明先生所說，“這群狂飆社成員是一群貧窮而不安於現狀的孩子離開家鄉闖蕩社會，為了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生存發展，他們只能抱團取暖，從而結下兄弟般的情誼”。
狂飆社的小弟弟閻宗臨與高長虹感情最深。經長虹引薦，他得以常向魯迅先生討教關於文學與人生的問題並開始與郁達夫等文學界人士交往。
這段充滿激情，如電光火石般的文學歲月雖短暫，但文學的種子，文學的夢卻留在了青年閻宗臨的靈魂深處，伴他一生。正如其在，《大霧》後記中所言：
我永遠懷念著這一段幻夢的生活，他具有一種魔力，
要我不斷地回想與分析，由分析而煩悶，因煩悶而眷戀。
我眷戀他，因為眷戀我自己已逝的生命！
晚年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家翁有一段記述：他曾求教魯迅先生，青年應該讀什麼書，“問後，他抬起頭來，沉默好久，說：‘除線裝書和印度書外，都可讀。不過在平時，我沒有留心過。’”後來，魯迅曾多次公開講：“我讀中國書時，總覺得能沉靜下去，與實際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這次對話後不久，青年閻宗臨遠渡重洋，赴法勤工儉學，“讀外國書”去了。此時仍與魯迅先生保持書信來往，文學界朋友們也在精神上、經濟上持續給予他支持。
2.承澤於兩位文學巨人
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家翁感言：
魯迅偉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風雨吹盪他，雲霧包圍他。但是，人們在那裡呼吸時，比別處更自由、更有力。純潔的大氣，洗刷思想的污穢。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座高山，屹立在錢塘江畔，他的側影，聳入無垠的天空。
……
而且，那隻小小的手提箱也終可完成使命了。
家庭成員中唯我曾以文學為專業，編輯家翁文學遺著本是我義不容辭的應盡之務。因當時我在海外工作，守扶力請兒時的玩伴，對家翁的身世經歷頗有研究的好友郭汾陽君（散木）協助編輯，並對家翁文學作品作了全面、中肯的評述。三哥守誠的學友，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韓石山先生欣然命筆為之作序。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系家翁創作的文學作品、文學評論及文藝雜感，下編收錄家翁友人及當代學者對其作品的評述和相關回憶文字。
回想1997年前後，三哥守誠收集編輯父親的《閻宗臨史學文集》，從編輯到付印歷經四年，其間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幸參與了部分書稿的校對，同時邀兩個同學協助，一個是正在攻讀世界史博士學位的宋曉芹，一個是文獻學出身但攻讀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的李玉蓮。《文集》中用字的典雅和資料的豐富令我們讚嘆不已，對其鮮活靈動的詩性的語言更是印象深刻。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已成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的宋曉芹參加了2007年“閻宗臨學術思想研討會”並陸續發表相關的研究文章；作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資深編輯的李玉蓮博士在看到我們粗粗整理編排的《閻宗臨文學作品集》原稿後，大為感賞，認為文筆與深度毫不遜於作者同時代作家水平，甚至認為針對當今某種“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的文學現象在品味和立意上有鏡鑒和提升作用，慨然允諾願為此書付梓盡責盡力。
家翁曾分別於抗戰和“文化大革命”前後三度出任系主任的山西大學歷史系，現已更名為歷史文化學院，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郝平教授、歷史文化學院趙原生書記和李書吉教授對此事極為關注，積極促成此書的資助出版，山西大學校領導給予了大力支持。
緣分競至如此，豈是一個謝字能了！
是為編後絮語。
序言
寫過些文章，浪得虛名，知道我上過大學，多以為是學中文的，實際我上的是歷史系，學校嘛，山西大學。當年覺得還不錯，以成立之早，可與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鼎足而三，現在嘛，只能說是個普通高校了。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閻宗臨先生就是這所學校的一位教授。
想先生解放之初，從中山大學移師北上，固然有桑梓情深的一面，未必就沒有認為山西大學也不比中山大學差的一面。就當年的山大與中大來說，這是實情，難以違拗的是世事。先生1950年回到山大，到1978年去世，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自然不會有多少科研成果，寫過一些論文，商務印書館出過一本書，有些文章學界評價還是不錯，如斯而已。
進入世紀交替之際，時序變了，世事也變了。在閻先生三公子守誠學長的擘畫下，先是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閻宗臨史學文集》（1998），又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了《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2003），繼而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了一套《閻宗臨作品》（2007），包括《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歐洲文化史論》三種。這些作品，大都是作者於20世紀40年代在抗戰大後方所寫，有的當年曾出過單行本，六七十年後再次結集出版，在常人看來，或許只有紀念的意義。
然而，正是這些近似出土文物一樣的著作，引起了史學界的震驚：我們在世界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競還有這樣的先驅？！
這幾年，傳教士文化的研究，突然一下子熱了起來。有人發覺，原來這也是一個研究的領域，早點進入，說不定還有開創之功。可是，我要告訴你，1936年，閻先生於瑞士伏利堡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杜赫德之研究》，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開端。杜赫德先生雖說沒有來過中國，但他據之寫成他的巨著的，多是來華耶穌會傳教士寄回的書籍和信件。憑了這篇論文，閻先生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還是聽聽行家的話吧。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毅教授，在一篇名為《邂逅閻宗臨》的文章里，開頭部分便說：
我感到了一種震撼：原來中國人也能寫出這樣的世
界史！而且我敢相信，在通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現行中國
學術話語裡泡大的很多同行朋友，在讀這套書的時候也
都能產生這樣的感慨和興奮。
如果我是高先生，對這一點的敘述，就會平和許多。多年前，守誠學長要給父親編一本紀念文集，我就曾獻醜寫過文章。看過閻先生早年寫的中篇小說《大霧》，也寫過評論文章。最為難忘，也最為懷念的，還是在山西大學見到閻先生的那些日子。我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人，有多大的本事，有多高的境界。
在山西大學，在歷史系，我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就是閻宗臨先生，至少從理論上說是這樣的。
新生入學，照例有個隆重的開學典禮，會上照例有教授代表發言。上一屆是誰不知道，我們那一屆是閻先生。開學典禮，多是在一切都步入正軌之後，不會是入學一報到，放下行李就跑去開會。以此之故，說是開學後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只能是理論上的。
作為教授代表發言，閻先生當然是夠格的。以我的猜想，曾與魯迅有過交往，《魯迅日記》里多次提及名諱，怕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原因。畢竟是在新中國，畢竟沒有幾個教授有這樣的文化淵源。有的大學，也有與魯迅相識的教授，多半是叫魯迅罵過或噓過的。閻先生不是這樣，是魯迅曾寄予厚望的年輕作家之一。本書中收有《回憶魯迅先生》、《回憶羅曼·羅蘭談魯迅》，足以證之。
是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卻不敢說，是曾受其親炙的學生。
閻先生教的是世界史，要到三年級才開這門課。我們上到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就以一個神聖的名義，所謂的“半農半讀”，到閻先生老家所在地區的一個縣裡勞動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畢業，再沒有上過一天課，再沒有讀過一本叫做課本的書。
這樣的學生，只能說是列於門牆，而未人其堂奧。
縱然這樣，也不能說就不了解閻先生，就不敬重閻先生。
他的一位公子，守誠學長，就跟我一個系，就住在一個宿舍樓上。沒有什麼交往，對他的家庭還是有所了解的。也不是怎樣的打聽，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們兄弟幾個，是這所大學的一則佳話，幾乎無人不知。不說他的父親了，他的母親，聽說是歐洲什麼大學畢業的，在國內大學做過講師，教家政學。在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心目中，大學會教家政，聽起來跟神話似的。然而，見過他的母親，看那雍容的氣度、高雅的神態，尤其是知道了他弟兄幾個都十分了得，還得承認，教過家政的跟沒有教過家政的，就是不一樣。而其時，他母親並不工作，只是個家庭婦女而已。
讓我對閻先生有進一步了解且越發敬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挨批挨斗，是免不了的。一次批鬥會上，扭傷了胳膊，此後某日傍晚，我路過大操場，只見一對夫婦互相攙扶著，順著跑道遛彎兒。雖說看不清面目，僅從姿態上、步履上，也能想像出那份親切，那份淡定，定然還有一種歷盡滄桑的豁達，睥睨世事的狷介。
那一刻，他那近似麻木的頭腦里，想些什麼？
那一刻，他那孱弱的身軀里，翻騰著什麼？
這都是我不敢想，也想不明白的。
再後來我就畢業了，沒過幾年，就聽說閻先生去世了。 對閻先生文學創作活動與實績有所了解，則是多年後，與守誠學長取得聯繫，看過由他策劃，任茂棠、行龍、李書吉三位師友主編的《閻宗臨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20（）4）之後。
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魯迅周圍聚攏著兩伙文學青年，一夥是安徽籍的，一夥是山西籍的，安徽籍的以韋素園為首，山西籍的以高長虹為首。在結識魯迅以前，高長虹已組織了一個名為“狂飆社”的文學團體。閻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順便說一下，當年聚攏在魯迅周圍的文學青年，多是沒有正規學歷的，這一點向為魯迅研究者所忽略。這么說，一點也不妨礙他們後來的聲名與成就。
結識魯迅時，閻先生只有二十歲，第二年即赴法留學，這期間並沒有什麼成熟的著作。但是，他的心裡，一直嚮往著文學，一直有著創作的衝動，只是學業太重，無暇及此。然而，只要一有時間，便毫不遲疑地拿起筆來。當年歐洲到中土的航程，來去都在一個多月。於是便有了1933年回國途中完成的散文集《波動》，又有了1934年返回瑞士船上所寫的中篇小說《大霧》。後來都出了單行本。
高毅先生的文章里，我最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一句話：“特別是閻宗臨的討論是中國世界史學界多年來罕見的一種真學術……而且，雖然是真學術，閻著的文字卻一點也不枯燥，相反，它十分地靈動優美，耐人尋味，能讓你一拿起來就放不下，能讓你領略到什麼是真正的史學大手筆！”
看了這樣的經歷，也就該知道，閻先生的學術文章，何以“文字卻一點也不枯燥”，何以“十分地靈動優美，耐人尋味”了。不必列舉書中的文字了，且看一下《大霧》的《後記》：
寫完後，道遇洛桑，列芒湖為大霧籠罩，不辨咫尺，我想生活也似大霧，他雖瀰漫了我們，他的本身卻是可愛的，不允許任意玩弄的，正如霧中的列芒湖，陽光一照，仍然會透出他秀麗的姿態。在此，我們所能努力者，只有修養自己的內心，準備與環繞我們的大霧來搏鬥。因此將這部沒有組織的記錄，題為《大霧》。
多么精練，多么蘊藉！
用這樣的文字寫史學著作，該是什麼樣子，也就不難想像了。
有時我想，從那個時代到我們這個時代，不說別的了，僅在文字表述上，我們失去的，僅是一種風格嗎？極有可能，我們失去的是一種功能，一種無法修復的毀棄。
少年外出求學，遠渡重洋，讀到瑞士國家文學博士，抗戰爆發後毅然歸國，在那樣的艱難困苦中，仍留下近百十萬字讓後世驚異的學術著作，還有這樣質樸無華，風格獨具的文學作品。
閻先生此生有憾也無憾。真正該憾的，是像我這樣忝列門牆而老大無成的學生。當年沒學到什麼，現在總該悟到些什麼吧？！
感謝守扶學弟、散木先生和若雲女士他們的辛苦，編就了這本《大霧——歷史學家閻宗臨與文學》，還要感謝守誠學長邀約作序，給了我這么一個為閻先生效力的機會。
2011年9月16日於潺諼室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閻宗臨先生就是這所學校的一位教授。
想先生解放之初，從中山大學移師北上，固然有桑梓情深的一面，未必就沒有認為山西大學也不比中山大學差的一面。就當年的山大與中大來說，這是實情，難以違拗的是世事。先生1950年回到山大，到1978年去世，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自然不會有多少科研成果，寫過一些論文，商務印書館出過一本書，有些文章學界評價還是不錯，如斯而已。
進入世紀交替之際，時序變了，世事也變了。在閻先生三公子守誠學長的擘畫下，先是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閻宗臨史學文集》（1998），又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了《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2003），繼而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了一套《閻宗臨作品》（2007），包括《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歐洲文化史論》三種。這些作品，大都是作者於20世紀40年代在抗戰大後方所寫，有的當年曾出過單行本，六七十年後再次結集出版，在常人看來，或許只有紀念的意義。
然而，正是這些近似出土文物一樣的著作，引起了史學界的震驚：我們在世界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競還有這樣的先驅？！
這幾年，傳教士文化的研究，突然一下子熱了起來。有人發覺，原來這也是一個研究的領域，早點進入，說不定還有開創之功。可是，我要告訴你，1936年，閻先生於瑞士伏利堡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杜赫德之研究》，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開端。杜赫德先生雖說沒有來過中國，但他據之寫成他的巨著的，多是來華耶穌會傳教士寄回的書籍和信件。憑了這篇論文，閻先生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還是聽聽行家的話吧。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毅教授，在一篇名為《邂逅閻宗臨》的文章里，開頭部分便說：
我感到了一種震撼：原來中國人也能寫出這樣的世
界史！而且我敢相信，在通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現行中國
學術話語裡泡大的很多同行朋友，在讀這套書的時候也
都能產生這樣的感慨和興奮。
如果我是高先生，對這一點的敘述，就會平和許多。多年前，守誠學長要給父親編一本紀念文集，我就曾獻醜寫過文章。看過閻先生早年寫的中篇小說《大霧》，也寫過評論文章。最為難忘，也最為懷念的，還是在山西大學見到閻先生的那些日子。我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人，有多大的本事，有多高的境界。
在山西大學，在歷史系，我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就是閻宗臨先生，至少從理論上說是這樣的。
新生入學，照例有個隆重的開學典禮，會上照例有教授代表發言。上一屆是誰不知道，我們那一屆是閻先生。開學典禮，多是在一切都步入正軌之後，不會是入學一報到，放下行李就跑去開會。以此之故，說是開學後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只能是理論上的。
作為教授代表發言，閻先生當然是夠格的。以我的猜想，曾與魯迅有過交往，《魯迅日記》里多次提及名諱，怕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原因。畢竟是在新中國，畢竟沒有幾個教授有這樣的文化淵源。有的大學，也有與魯迅相識的教授，多半是叫魯迅罵過或噓過的。閻先生不是這樣，是魯迅曾寄予厚望的年輕作家之一。本書中收有《回憶魯迅先生》、《回憶羅曼·羅蘭談魯迅》，足以證之。
是認識的第一個教授，卻不敢說，是曾受其親炙的學生。
閻先生教的是世界史，要到三年級才開這門課。我們上到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就以一個神聖的名義，所謂的“半農半讀”，到閻先生老家所在地區的一個縣裡勞動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畢業，再沒有上過一天課，再沒有讀過一本叫做課本的書。
這樣的學生，只能說是列於門牆，而未人其堂奧。
縱然這樣，也不能說就不了解閻先生，就不敬重閻先生。
他的一位公子，守誠學長，就跟我一個系，就住在一個宿舍樓上。沒有什麼交往，對他的家庭還是有所了解的。也不是怎樣的打聽，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們兄弟幾個，是這所大學的一則佳話，幾乎無人不知。不說他的父親了，他的母親，聽說是歐洲什麼大學畢業的，在國內大學做過講師，教家政學。在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心目中，大學會教家政，聽起來跟神話似的。然而，見過他的母親，看那雍容的氣度、高雅的神態，尤其是知道了他弟兄幾個都十分了得，還得承認，教過家政的跟沒有教過家政的，就是不一樣。而其時，他母親並不工作，只是個家庭婦女而已。
讓我對閻先生有進一步了解且越發敬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挨批挨斗，是免不了的。一次批鬥會上，扭傷了胳膊，此後某日傍晚，我路過大操場，只見一對夫婦互相攙扶著，順著跑道遛彎兒。雖說看不清面目，僅從姿態上、步履上，也能想像出那份親切，那份淡定，定然還有一種歷盡滄桑的豁達，睥睨世事的狷介。
那一刻，他那近似麻木的頭腦里，想些什麼？
那一刻，他那孱弱的身軀里，翻騰著什麼？
這都是我不敢想，也想不明白的。
再後來我就畢業了，沒過幾年，就聽說閻先生去世了。 對閻先生文學創作活動與實績有所了解，則是多年後，與守誠學長取得聯繫，看過由他策劃，任茂棠、行龍、李書吉三位師友主編的《閻宗臨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20（）4）之後。
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魯迅周圍聚攏著兩伙文學青年，一夥是安徽籍的，一夥是山西籍的，安徽籍的以韋素園為首，山西籍的以高長虹為首。在結識魯迅以前，高長虹已組織了一個名為“狂飆社”的文學團體。閻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順便說一下，當年聚攏在魯迅周圍的文學青年，多是沒有正規學歷的，這一點向為魯迅研究者所忽略。這么說，一點也不妨礙他們後來的聲名與成就。
結識魯迅時，閻先生只有二十歲，第二年即赴法留學，這期間並沒有什麼成熟的著作。但是，他的心裡，一直嚮往著文學，一直有著創作的衝動，只是學業太重，無暇及此。然而，只要一有時間，便毫不遲疑地拿起筆來。當年歐洲到中土的航程，來去都在一個多月。於是便有了1933年回國途中完成的散文集《波動》，又有了1934年返回瑞士船上所寫的中篇小說《大霧》。後來都出了單行本。
高毅先生的文章里，我最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一句話：“特別是閻宗臨的討論是中國世界史學界多年來罕見的一種真學術……而且，雖然是真學術，閻著的文字卻一點也不枯燥，相反，它十分地靈動優美，耐人尋味，能讓你一拿起來就放不下，能讓你領略到什麼是真正的史學大手筆！”
看了這樣的經歷，也就該知道，閻先生的學術文章，何以“文字卻一點也不枯燥”，何以“十分地靈動優美，耐人尋味”了。不必列舉書中的文字了，且看一下《大霧》的《後記》：
寫完後，道遇洛桑，列芒湖為大霧籠罩，不辨咫尺，我想生活也似大霧，他雖瀰漫了我們，他的本身卻是可愛的，不允許任意玩弄的，正如霧中的列芒湖，陽光一照，仍然會透出他秀麗的姿態。在此，我們所能努力者，只有修養自己的內心，準備與環繞我們的大霧來搏鬥。因此將這部沒有組織的記錄，題為《大霧》。
多么精練，多么蘊藉！
用這樣的文字寫史學著作，該是什麼樣子，也就不難想像了。
有時我想，從那個時代到我們這個時代，不說別的了，僅在文字表述上，我們失去的，僅是一種風格嗎？極有可能，我們失去的是一種功能，一種無法修復的毀棄。
少年外出求學，遠渡重洋，讀到瑞士國家文學博士，抗戰爆發後毅然歸國，在那樣的艱難困苦中，仍留下近百十萬字讓後世驚異的學術著作，還有這樣質樸無華，風格獨具的文學作品。
閻先生此生有憾也無憾。真正該憾的，是像我這樣忝列門牆而老大無成的學生。當年沒學到什麼，現在總該悟到些什麼吧？！
感謝守扶學弟、散木先生和若雲女士他們的辛苦，編就了這本《大霧——歷史學家閻宗臨與文學》，還要感謝守誠學長邀約作序，給了我這么一個為閻先生效力的機會。
2011年9月16日於潺諼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