閘官

閘官，讀音zhá guān，漢字詞語，是指管理閘門的官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閘官
• 拼音：zhá guān
• 注音： ㄓㄚˊ ㄍㄨㄢ
• 出處：《香飲樓賓談·黿移家》

解釋

管理閘門的官吏。

出處

清 陸長春 《香飲樓賓談·黿移家》：“有老翁持紅柬謂閘官曰：‘明日賤眷移居，漕船乞暫緩放行。’”

官職發展

明清時期的閘官是專責閘務的官吏，掌各閘儲泄、啟閉之事。閘官一職由來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閘官”才正式出現。閘官作為運河基層管理組織中的一類，要與林林總總的過閘人員打交道。閘官的職責與運河的暢通息息相關，是運河上的一個重要官職。

運河暢通中的作用

一、明清時期閘官的設定與歷史沿革

明清時期，運河連線南北，朝廷通過漕運將經濟重心江南的漕糧源源不斷地輸往政治中心京師。運河的暢通，依賴於各種河工組織的參與與維護，閘官便是其中之一，其具體職責是掌管閘的儲泄、啟閉、統領夫役等。

1、明清時期京杭運河上的閘

明代京杭運河分為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及江南運河六段。其中，會通河段因閘壩之多而稱作閘漕，因為該段運河地勢南高北低，而且水源不足，需要節制和調節水量。《明會典》記載，京杭運河上共有閘80餘座。運河上的閘有兩種，一種是供過船兼放水的“船閘”，建在正河上，即攔河閘，也叫斗門；另一種是供排泄運河洪水或供運河引水的閘，建在運河兩邊大堤上，又有減水閘和積水閘之分。明代王瓊的《漕河圖志》對閘的記載如下表所示：

數量 類型; 名稱	減水閘	積水閘	攔河閘
里漕（通惠河）	--	--	9
白漕（北運河）	--	--	0
衛漕（南運河）	--	--	4
閘漕（會通河）	11	7	43
河漕	--	6	4
湖漕	18	--	21
江南運河	2	--	8
總計	31	13	89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河段，閘的分布有所不同。清代京杭運河上的閘座有興有廢，但從數量上看，與明代基本相同。設閘的目的在於控制和調節運河水量，保證通航，而閘座功能的發揮，則需要人的參與，即“司啟閉者亦必有官，備蓄泄者亦必有人。”

2、閘官的設定與沿革

“閘官”之職由來已久，只是名稱有所不同。“兩漢之河堤員吏，唐之渠長斗門長，即後世之閘官也”。兩漢時期即出現了閘官的雛形，當時管閘的官吏稱為“河堤員吏”。據《後漢書》記載：“（汴）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到了唐代演變為渠長、斗門長，其職能對灌溉農田和水路運輸的用水量進行合理分配。

宋代始建立起獨立完備的運河管理機構，各地方政府也在運河上設定專門官員。從北宋初年起，朝廷便規定各地方官多兼各地水官，掌管水政；在各主要運河段和各處閘堰處，則設諸專門官。諸處堰、渡、閘，也常設監官專理。如徐州境百步、呂梁堰閘，由徐州知州、通判“兼提舉堤閘”，彭城令、佐“兼同管勾堤閘”。南宋乾道六年三月，“楊家港東開河置閘通行鹽船，仍差閘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啟閉挑撩”。

直到元代，“閘官”才作為官名正式出現。“金時髙良河、白蓮潭、漳河置閘，皆見於河渠志。但其設官與否不可考。至元開會通河置閘節宣，而監閘官金溝閘提領之名見於此。此會通河置閘官之始。”元代中期，通惠河有閘官28人，會通河有閘官33人，管理有關的閘55座。

明代河道管理系統是一種雙重體制：一是由朝廷派出總河—都水司—分司機構系統，二是地方官府派出的監司—丞倅機構系統。閘官是地方官府的丞倅一級官員，最高不過從九品，大多未入流。但在一些重要河段，也有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員管理的情況。據《明會典》記載，永樂十九年，遣侯伯各二員，分理濟寧等閘、徐州呂梁二洪、通州等處河道。臨清閘由提督衛河提舉司主事兼理，三年更代。永樂之後，朝廷“或以通政少卿，及監察御史巡視運河閘泉”。嘉靖十三年，復設沽頭閘主事，並新興黃家湖陵等七閘官吏人夫。二十年，置境山鎮閘及官吏人夫。隆慶六年，又題復夏津、魚台二縣各主簿一員，專管新河石堤閘壩。明代時尚有管閘主事，《明會典》記載有濟寧管閘主事、沽頭管閘主事、南旺管閘主事，至清代廢除。

清初沿襲明制，雍正朝南北河務分治，將運河分為南河、東河和北河三段，共設閘官四十三人，掌司閘之啟閉，以時蓄泄。江南十四閘，閘官十一人（其中一人管四閘），山東四十八閘，閘官三十一人（內一官管二閘者九，一官管三閘者四），直隸一人。

二、閘官的職能

“閘官”，顧名思義，就是管理閘座的官吏，“閘官掌瀦泄啟閉事”，除此還要負責閘座的整修以及統領閘夫等。

（一）掌閘啟閉

運河上的閘座，直接關係船隻通航，有嚴格的啟閉管理制度。閘官啟閘閉閘要依運河水量而定。除“進貢鮮貨”船到閘即開放外，“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船隻過閘要求該閘上下相鄰閘門關閉，通過會牌傳遞啟閉指令“會牌未到，催漕各官不得逼令啟板；會牌已到，司閘官亦不得故意遲延，如有違誤，該督題參治罪”。

運河各閘收束水勢，全在啟閉得宜，尤其會通河一段。由於該段運河非自然河流，而是藉助於汶、泗等河之水濟運，與運河其他河段相比，該段運河水源最為緊張。而且會通河河道高度相差懸殊，“南旺南距台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水位主要靠閘來調節，兩閘間的距離，近者數里，遠者十餘里，地勢落差越大，閘座越密。如“阻舟安山閘”一詩所寫“北河水澀河流灣，百步一曲如迴環。南河水流閘滿地，十里一閘閘晝閉”。相鄰上下閘聯合運用，啟閉原則為上啟下閉，下啟上閉，“北上，板宜輕啟南下，板宜勤啟，不宜久閉”。為防止水源流失，船隻要達到一定的數量才可開閘。會通河南旺段柳林閘就規定：“須積船二百餘只方可啟板，啟完即速過船，船過完即速閉板”。楊廷秀的《過犇牛閘》一詩，就生動形象地描寫了眾船過閘的情形：“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様。聚船久住下河灣，等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眾船過水水不見，船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三十四樓船，相隨過閘如魚貫”。

（二）統領閘夫

運河上每閘皆設有閘夫，每閘30人左右，“挑河浚泉不致乏人”。閘官負責帶領閘夫挑浚淤淺、導引泉源、修築堤岸，使河道疏通，糧運無阻。沿河兩岸栽柳護堤，每人植20株。

閘官雖然職微位卑，但其職責卻與運河通航息息相關，甚至連皇帝都親自下旨規定其職責。如明清兩代有關河政的聖旨中經常出現“務俟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不許違例開閘”等類似的規定。這一方面說明了統治者對閘座管理的要求十分嚴格，也從側面反映出閘座管理的難度。因為閘官的品級很低，所以對於那些“倚恃豪勢逼凌閘官，及廝爭廝鬥搶先”過閘的人，他們往往無計可施，而統治者卻賦予閘官一定的權力，允許閘官“將犯人拿赴巡河官處，及所在官司或巡按監察御史處問實，輕則如律處治，重則奏聞區處”。當然，擁有權力就可能出現權力的濫用，所以統治者在給予閘官權力的同時，也對其提出了要求。如果有閘官“不用心依法照管，仍聽豪權勢要逼脅，啟閉不時，致水走泄阻滯舟船，都拿來重罪”。雖然閘官只是一個小官，但是明清兩代的統治者卻並沒有因此而忽略其存在，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運河是一條漕運通道，統治者深知閘在這條通道上的特殊地位；二是閘官是“小而切實”的官吏，閘官雖卑，職掌卻非常重要。乾隆元年，皇帝南巡後返回京師，經過山東運河仲家淺時，前江西巡撫常安試圖令閘官“非時啟閘越渡”，高宗得知後震怒，將其“奪官，下刑部論罪，當枷號鞭責”。連皇帝過閘都不能例外，統治者對閘座管理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三、閘官與過閘人員

京杭運河是明清時期連線南北方的紐帶，是南來北往的官、商、民船的必經之路。閘官必然要同林林總總的過閘人員打交道。就朝廷而言，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定了種種閘規，並希望以此來維持漕運商運秩序；就閘官本身而言，他們要遵守這些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上，閘官的行為與國家的主觀願望卻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京杭運河本來是為輸送漕糧而開，所以過閘時糧艘先過，次及官商等船。然而有些官差船隻“每到閘口，輒聽船役喝令啟板，么䯢官夫，稍有違抝，則捶楚繼之”，閘官作為低級小吏軟弱，為權勢所迫，多屈於權貴，被迫啟閘。但也有閘官試圖借一己之力，故意不開閘，以此謀取私利的情況。《大清律例》中針對這種情況制定了 “閘官人等用草卷閣閘板，盜泄水利，串同取財”的條規，這也說明這種情況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雍正時，高郵一帶遇到饑荒，揚州知府子師載要賑濟災民，途經芒稻閘。芒稻閘是淮、黃、高、寶諸河的入江要津，時值夏季，河水盛漲，按規可以過閘，然而“閘官利商人餌，謂非運使令不得啟”，知府親往督促，才得以過閘。與此類似的事例比比皆是，恕不枚舉。

閘官開閘是否按規，因有運河廳官員不時督查，對於非時啟閉尚有所畏懼，但閘夫卻肆無忌憚，“且有閘夫啟板而閘官不知者”。比如在淮安府境內的天妃閘，位於黃淮交會的衝要之處，每當水發之時，閘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怒濤驚魂，過閘難若登天。其所設閘夫都是“積年地棍，熟知水性，放閘打閘俱能巧弄機關，操人禍福，勒取錢財”，不但對過閘的商船和民船勒索銀兩，而且連漕糧船隻也不放過，“每石索銀八厘一分不等”。由於閘官在對閘夫的管理上存在漏洞，在實際操作中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致使民船、商船在過閘時遭受盤剝，這一行為對過往船隻造成了傷害。明代李東陽的《夜過仲家淺閘》一詩，描寫了民船過閘的場景：“…閘官醉睡夫走藏，倉卒招呼百無計。民船棄死爭赴閘，楫倒檣摧動交碎。舟人號啕乞性命，十里呼聲震天地。…”。可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來說，過閘是一件相當艱苦的事情。

總之，明清時期，京杭運河是國家的生命線。運河的暢通離不開“人”的管理和維護，要保證運河能夠有效的發揮其運輸功能，閘座管理就理所當然的成為至關重要的一環。閘官雖然是運河上的一個小官，但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官職。閘官對運河的暢通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