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爾昌（1872—1948），初名真，字葆之，號黃山，晚號復翁，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秀才出身。袁府幕僚，文史名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閔爾昌
- 出生地：江蘇揚州
- 出生日期：1872
- 逝世日期：1948
概述,經歷,
概述
閔爾昌（1872—1948），初名真，字葆之，號黃山，晚號復翁，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秀才出身。袁府幕僚，文史名家。
閔爾昌與袁世凱及其子袁克定、袁克文等關係密切。袁世凱在北洋時，經其子袁克定雅薦，曾任袁世凱幕僚多年，一直擔任袁世凱的機要文牘。他為人耿介，從不憑藉身居權要之地而有所招搖和自謀財勢。他沉默寡言，在朋僚宴會上能終席不發一語。他的這些特點，很適宜於做機要工作。閔爾昌曾存有武昌起義時袁世凱與清末民初一些要人的書信往來，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函電共三十五通，自1911年10月10日起至同年12月2日。其中除黃興和黎元洪的信札兩通外，余者三十三通都是清朝大臣如瑞澄、袁世凱、寶棻、馮國璋等人的奏摺和函電。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與閔爾昌為揚州同鄉，有世誼。卞孝萱從閔氏遺物中抄出來，輯為《閔爾昌舊存武昌起義的函電》，曾發表於《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
經歷
1912年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袁世凱對總統府班底加以重新調整。4月21日，他下令撤消臨時籌備處、軍事參議處，改設秘書廳及軍事處為總統府辦事機關。秘書廳以梁士詒為秘書長，阮忠樞為次長，閔爾昌與施愚、吳廷燮、張一麐、余迪侯、沈祖憲、李景鉌、陳毅、余撫辰、曾彝進等為秘書。1914年北京臨時政府初醞釀改制時，梁士治主張“將秘書廳擴大組織”，以“張府制，網羅人才”，而不必另設國務卿。袁世凱很不以為然，遂下決心把他攆出總統府。袁世凱將原秘書處的班底改組，更名為內史監，專門負責辦理其“切身政務機密者”，派原副秘書長阮忠樞為內史長，曾彝進、王式通為副內史長，內史有閔爾昌與夏壽田、張鳳台、劉春霖、董士佐等十餘人。袁世凱以後的北洋政府元首——大總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以及臨時執政段祺瑞，都留他繼續供職；只有1927年張作霖作軍政府大元帥時，他嫌張作霖是“鬍子”出身，才辭職不幹了。
唐魯孫著《酸甜苦辣鹹———唐魯孫系列》中講了洪憲時期一段有關閔爾昌吃元宵的笑談。袁世凱謀士中的閔爾昌，在袁幕府中是以愛吃元宵出名的，時常拿吃元宵的多寡，跟同僚們鬥勝賭酒，有一天閔跟幾位同仁談說前朝吃元宵的故事，正談得眉飛色舞興高采烈，想不到袁世凱一腳踏進籤押房聽到連著幾聲“袁消”聲音，誰知犯了袁皇帝的忌諱，又碰巧日本人處處找他的彆扭，心裡正不愉快，想法整整閔爾昌拿他出氣，幸虧內史楊雲史看出苗頭不對，在他花言巧語三言兩轉，於是下了一道手令，把“元宵”改叫“湯圓”，北平人叫慣了“元宵”，—朝改叫“湯圓”，覺著不習慣也不順口，前門大街正明齋的少東家，元宵節柜上買賣忙，幫著櫃檯照應生意，隨口說了一句元宵，偏偏碰上買元宵的是袁世凱手下大紅人雷震春，換了兩嘴巴不算，另外賠了二百枚元宵，等洪憲駕崩，第二年燈節正明齋門口，一邊掛著一塊斗大紅紙黑字的牌子，寫著“本鋪特製什錦元宵”八個大字，元宵兩字寫的特別加大。聽說就是那位少東的傑作呢。
閔爾昌與袁克文的交誼之深，這可從上海博達藝術品拍賣行拍賣的一張單頁信札中可以看出。此信札現為藏友金曉樂所收藏。這一頁23厘米長的米黃色宣紙信箋，整幅印有“虎立花叢”的暗花紋飾，這一是暗示袁克文生於1890年，庚寅屬虎，二是符合他喜好聲色、放蕩不羈的生活。它所書文字不多，計五十餘字：“不晤兼旬，渴念曷極，近日佳作頗思一讀。弟定三十一日赴焦作預總公司成立會，歸後當在京籌設辦事所。尊薦必為安置，此復。葆哥大鑒，克文頓首。”（見上圖）從信中也可窺見：兩人二十天不晤面，便覺“渴念”，回信即向對方索讀新詩佳作；而對葆之來函舉薦親友在焦作總公司駐京辦事處謀職一事，袁克文專門覆信應允安置，足見待友情義。據《唐魯孫系列·唐魯孫談吃》中的《晶晶琢雪話“雞頭”》說：北平城內泊淀極少，僅賴玉泉，一水回折，城南的金魚池，城北的積水潭，都不種植菱藕雞頭，只有什剎海、筒子河及西郊海淀種植“老雞頭”，芳藻吐秀，紫曼澄鮮。據說下河採收，要在拂曉之前，芡實一隔夜丹荑變色，即有苦澀之味，所以沿街叫賣都稱“‘老雞頭’剛上河喲”。“老雞頭”外殼除了長滿短刺之外，真像母雞的頭，頂端泛綠，紫蕊吐艷。因為全身長滿利刺，小販都帶有一具小釘耙，可以釘住外皮，撕開驗看老嫩。嫩者內皮柔黃，老者內皮泛綠，不老不嫩名為“二蒼”，皮色黃中帶綠，最受大家歡迎。嫩者煮熟後一剝即開，用牛奶加糖煮熟來吃，珠蕊凝結，三漿香泛，尤勝蓮羹。老者外殼堅實，吃時須用錘敲開外殼，剝出來吃，牙口好者說是果肉若金，極富咬勁。至於二蒼子清香馥郁，甘旨柔滑，而且可以入饌。揚鎮有一道小菜叫“炒米果”，把糯米粉搓成細粒滾圓，與薺菜、火腿，成細末同炒，名為“炒米果”，不但宜飯而且宜粥。當年袁寒雲以“皇二子”之尊，每月都在中南海流水音舉行詩鐘雅集一次。袁的夫人劉梅真是安徽貴池人，擅制炒米果，經寒雲指點，把米果易為二蒼子程度的芡實米，果然其味甘純，勝過米果。等到散席，閔爾昌、方地山兩人獨要把這盤殘羹剩馥，打包帶回，做文章時邊看邊吃，以助文思。
1927年閔爾昌辭職後任北京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師，至1936年退休，1948年病故。那時的退休，並無處領退休金，實際是賦閒，過坐食山空的日子。當是由於閔爾昌為人耿介，沒有積下多少錢財，到他過世，已是身後蕭條了。閔氏家屬已在變賣閔氏的書籍和遺稿以添補生活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閔爾昌表現出知識分子偉大的愛國精神，甚至因為一句話使我國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鄭振鐸感動不已。1943年4月27日鄭振鐸的日記是這樣記的：“陰。十日許，訪徐，談北事甚久。閔爾昌語，尤可感動。”這裡的徐，是大學者、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當時他從重慶來到淪陷中的上海，於3月10日又去了趟淪陷中的北平，此時已從北平回到上海。鄭振鐸與他“談北事甚久”，當然是為了了解北平的現狀。閔爾昌講的是什麼呢？鄭振鐸在他的《吳佩孚的生與死》一書中完整地記下了“閔爾昌語”：“有一次，一位老年的友人（按，指徐森玉）到北方去，遇到閔葆之先生。他幾年來足跡不曾出大門一步。他連到中山公園去也認為是‘失節’的事。‘但希望中國、美國的飛機能來才好！’葆之先生幻想道。‘來炸了，不是你也很危險么？’那位朋友問。‘這樣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
閔爾昌工詩、古文辭，著有《雷塘詞》、《雪海樓詩詞存》等。汪國垣撰 程千帆 校《光宣詩壇點將錄》中雲:“維揚多俊人，閔葆之(爾昌)、梁公約、陳移孫及方氏昆仲(地山、澤山)，皆一時鸞鳳也”；還將光宣詩壇一百零八將之一“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一作閔爾昌 。章孤桐《論近代詩絕句》曾選錄閔爾昌的兩首詩。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中記載閔爾昌是袁世凱在隱居時的詩侶。光緒戊申十月，攝政王載灃既監國，袁世凱隱居彰德，並於北門外築別墅，前有洹水繞之，小橋通焉，是名“圭塘別墅”。袁世凱此時空閒時間多了，不免雅興大發，邀集了一幫擅長詩詞歌賦的幕僚親信，詩酒唱和，留連忘返。《今傳是樓詩話》上說“洹上倡和之侶，為廬江吳君遂保初、漢陽田煥廷文烈、會稽沈呂生祖憲、甘泉閔葆之爾昌、吳江費仲深樹蔚，項城張馨庵鎮芳、番禺凌潤台福彭、宜賓董冰谷士佐、汲縣王小汀錫彤、合肥朱石庵家磐，永城丁春農象震、江都女士史子希濟道、靜海女士權效蘇靜泉諸人，以外則筱石制軍、寒雲公子也。當時賓叢唱酬，門庭雍睦，竊謂為項城平生第一適意之時，人或以投閒惜之，則真皮相之論矣。”後來袁克文將洹上唱和的詩詞抄錄下來輯為一冊，題名《圭塘倡和集》，刊行於世。
民國元年，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出任大總統，袁克文進京後對政治漠不關心，整日寄情戲曲、詩詞、翰墨，與北京的一幫文壇名流和遺老遺少廝混，常設豪宴於北海，與閔爾昌、易順鼎、何震彝、步章五(林屋)、梁鴻志、黃溶(秋岳)、羅癭公結成詩社，常聚會於他的居處之中。南海流水音，時人稱為他與易順鼎、何震彝、閔爾昌、步章五、梁鴻志、黃秋岳等為“寒廬七子”，以東漢末年的“建安七子”相比擬，何震彝撰有《寒廬七子歌》。兩湖師範學院國畫教員汪鷗客繪《寒廬茗畫圖》。這幅《寒廬茗畫圖》中，“七子”皆著古代衣冠，俯仰各異，形態各殊，大得名士況味；題詩為梁鴻志所為，亦工麗無倫。此畫一成，真是洛陽紙貴，不僅“七子”皆愛不釋卷，京城人士慕名來看的絡繹不絕。連一代大儒王闓運也為賦詩云：“流水音如天上琴，蘭亭獨有管弦心。祗應內史多塵事，不及五雲深處深。” 袁克文《春明十日記》，記袁克文與閔葆之、邵次公、吳桐淵、尹石公、侯疑始、馮小隱、徐森玉、方重審、陸雕士、吳靜庵、劉竺生游宴，和海王村火神廟觀賞古玩事。
閔爾昌博聞強記，尤喜文史考據之學，曾參與纂修《清儒學案》。《清儒學案》二百八卷，由徐世昌於民國十一年六月總統下野後隱居天津後修纂。根據過溪《清儒學案纂輯記略》：《清儒學案》的具體纂修者，除閔爾昌外，前後還有九人：夏孫桐(閏枝)、金兆蕃(馪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和陶洙(心如)凡九人。後復聘張爾田(孟劬)。《清儒學案》雖仿《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體例，纂輯成書，但又有所變革，例如在處理《附案》方面，《宋元學案》附案有“學侶”、“同調”、“家學”、“門人”、“私淑”、“續傳”六種，其中還有“再傳”、“三傳”，比較瑣細，而《清儒學案》刪繁就簡，《附案》癨有“家學”、“弟子”、“交遊”、“從游”、“私淑”五類，眉目清朗。《清儒學案》照例對所錄各家著作進行梳理。所錄各家有傳記一篇，以居其首。然後選錄其代表著作，以經、史、子、集為序，先專著而後文集。各傳記取材極為廣泛，幾遍清人傳記各書，均註明出處，體例可取。《清儒學案》雖精不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但全書體例嚴整，內容宏富，取材廣泛，少有門戶之見，基本能反映有清一代的學術史，而所收經學家之多更居各學案之冠，至今尚未有能取而代之者。但因成於眾手，卷帙龐大，存在取材不精，源流不明的毛病，長期受到學界的批評。
閔爾昌除參與修纂《清儒學案》外，著述甚豐，對揚州當地著名學者頗有研究，撰有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即《王伯申先生年譜》、《王石曜先生年譜》和《江子屏先生年譜》、《焦里堂先生年譜》、《方地山傳》等。《江子屏先生年譜》雖尚多缺略，但江氏一生之行實亦由是而得其大概，成為後世研究江藩的重要資料。閔爾昌所撰傳中稱近代“聯聖”方地山“閱世既深，不免與俗浮沉，縱意所適，以寓其抑塞不平之氣”，可謂知之甚深。閔爾昌對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汪中也欽佩不已，曾寫過一首關於汪中的詩：“至孝天才此一儒，百年風氣在吾徒。大儀鄉畔溪毛薦，欲補句生種藕圖。”閔爾昌曾為他的親家、揚州文史專家董玉書的《蕪城懷舊錄》題跋，贊《蕪城懷舊錄》“風先達名賢，耆儒碩德，以及過客寓公事跡，記載綦詳；下至鄉人一技一藝之長，苟有可錄，悉采入，洵有功於鄉邦文獻不淺。”“是書一出，俾後之讀者，因地及人，因人及事，想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
閔爾昌最出名的史學著作是他窮十年之力而編成《碑傳集補》和《碑傳征逸》。閔爾昌以編輯《碑傳集補》知名於史學界，是繼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之後，治清史特別是治近代史的人所不能不讀之書。閔爾昌鑒於人物的傳記總在傳主身後的若干時日才會陸續產生，因此繆荃孫所輯的清代晚期人物的傳記，在繆氏編輯時尚未出現，而後才相繼問世，因而有續編的必要和可能，閔氏為此花費十年功夫蒐集資料，以補續編的不足，“將十年泛覽所及道鹹以上之人並錄焉”。體例上與錢儀吉編的《碑傳集》、繆荃孫編的《續碑傳集》相近，稍微有所增損。宗室、功臣、藩臣、客將四類皆取消；增“使臣”、“疇人”、“黨人”、“釋老”四類，立“使臣傳”，是因使臣為晚清始設之官，應予增添，而列“疇人傳”，是學的阮元、羅士琳的作法；將理學、經學分為兩類，是恢複錢氏方法；列女傳中取消繆氏的“辯通”一目，而增“母儀”；又有卷末《集外文》。其作書緣起及體例，具詳其《自序》，茲附錄於後。閔氏保持正編、續編的特點，為所選文章的著者纂寫小傳——《作者紀略》。此書所收傳文的傳主，頗有一些同光以前的人物，如卷四十四文學傳中，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金人瑞（聖嘆）、龔鼎孳等，卷五十六的羅聘、卷九的尹會一母李氏等等。全書擁有815位傳主，所提供的傳文都作了選擇，比較成功。卷八有黃彭年撰《西漚先生墓志銘》，寫進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李惺伯在家庭為孝子，在鄉里助親鄰，不樂榮達，而任教於書院的淡泊一生。卷十三《使臣傳》收有薛福成、何如璋、楊儒、黃遵憲和許珏五人傳文，馬其昶所寫《清故出使義國大臣許公墓志銘》之傳主許珏，在使臣中並不出名，然讀這篇傳文後，對其人的立身行事有深刻的印象。卷末收有楊守敬、詹天佑、劉師培等傳，陳衍作《楊守敬傳》，對以“楊圖”著稱於後世的地理學家楊守敬的歷史交代甚明。該書除補繆書所遺的清季碑版狀紀外，兼及道鹹以前人物。此書分二十六類，總共60卷，卷末附集外文一卷。1923年成書，1932年燕京大學研究所刊行，線裝石印鉛排本。1980年台灣文海出版社、1985年明文書局都曾出版過此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碑傳全集》（除閔氏的《碑傳集補》，還有錢儀吉的《碑傳集》、繆荃孫的《續碑傳集》，以及後來在台灣出版的汪兆鏞的《碑傳集三編》）和上海書店1988年4月影印出版的《清碑傳合集》曾編入此書。閔氏於《碑傳集補》之後繼續從事碑傳文的蒐集工作，輯錄的《碑傳征遺》。現此手稿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柴德賡先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時買下來的。北師大歷史系買下來《碑傳征遺》手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據卞孝萱先生講：那是柴先生對閔氏家屬的照顧。當然也有出於保存學術文獻的考慮，使閔氏多年搜求輯錄的勞動成果不致泯滅。此稿中之人數雖不若四書之多，但補其他四書之闕，故自其史料價值在。現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正以此手稿為教材，訓練研究生整理史料（標點、分段、注釋等）。整理出來之後，當可增補《清代碑傳全集》，使之附於《全集》之後出版傳世。
閔爾昌的書法，特別是行書也挺佳。方繼孝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舊墨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曾收錄《閔爾昌贈宋琳書法》。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2004年拍賣過《閔爾昌書札》。北京藝術學院美術教授賀良朴先生的名作《千岩萬壑圖》，長6.67米，作於1921年。《江山秋霽圖》長9米，作於1923年，分別由樊樊山、陳寶琛題圖，兩圖之左有閔爾昌與周樹模、郭曾炘、冒廣生、左笏卿、郭則酒、路朝鑾、陳士廉、丁傳靖、吳寶彝等當時的眾多社會名流的題跋，貴為畫中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