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援引前人陳說，詳述金屬貨幣的作用，指出 “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 但他又把貨幣本身的作用與金屬幣材的優越性混同，認為“惟鑄銅以為物，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 (同前書)。他堅決反對以谷帛為貨幣，認為用絹帛作貨幣 “不免於寸裂”，用米谷作貨幣 “不免於粒棄”，基本上是一個貨幣金屬論者。丘浚很注重貨幣的注通與貯藏的關係，反對以法律方式禁止蓄錢，贊同馬端臨 “蓄錢志在流通” 的觀點。他認為“錢常不多餘，谷常不至於不給”就可使“其價常平”，意識到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須能適應商品的流通量，才能維持價格的穩定。他要求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均等，指出： “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丘浚主張由封建國家控制貨幣鑄造權，反對 “弛錢禁”，國家可以利用對錢之輕重散斂以影響其他商品的價格。在銅錢鑄造上，他推崇南宋孔覬 “不惜銅，不愛工” 的原則，認為這是 “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他從貨幣材料角度考慮，認為發行不兌換紙幣是 “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 而作千錢使用是不應該的。但他並不絕對地反對紙幣流通，認為紙幣發行只要 “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 ( 《銅楮之幣》下)。此外，他還從當時已是白銀、銅錢和寶鈔三者並行流通的客觀事實出發，建議實行以銀為主、錢鈔並行的貨幣制度： 銀是基本貨幣，銅錢與寶鈔都是 “權之以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