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祥方言記

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數很少，使用的漢語也比較單純。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或者跟異族人發生接觸，漢語就逐漸地發生分化，產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漢語方言分布區域遼闊，使用人口在9億以上。《鐘祥方言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祥方言記
• 分布：區域遼闊
• 使用人口：9億以上
• 朝代：夏朝

內容介紹

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數很少，使用的漢語也比較單純。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或者跟異分布區域族人發生接觸，漢語就逐漸地發生分化，產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漢語方言遼闊，使用人口在9億以上

形成發展

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息息相關，只有密切聯繫漢族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漢語方言形成和發展的具體過程。

相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朝為三千，西周初期還分封八百諸侯,那時候漢語及其方言的情況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難以具體論述。但中國社會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漢語的方言差別已可以從先秦古籍的記載中得到證實。《左傳·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余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這段記載說明當時黃河東西的漢語方言已有差異。《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謂戴不勝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這裡說到齊語、楚語，表明在公元前3、4世紀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北方的漢語方言跟南方的漢語方言已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秦始皇消滅了各諸侯國,建立起統一的封建帝國,實行“書同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種規定標準字型、使

表 1把漢語七大方言在語音上的特點勾劃出了一個粗略的輪廓。方言的特點往往交叉出現，有的特點覆蓋面很大，有的特點覆蓋面小一些。不同特點在區分方言中所起的作用不一。例如古塞音b、d、g的演變,官話方言和粵方言就完全相同，而古塞音韻尾-p、-t、-k的保存,南方粵、客、閩諸方言又或多或少有近似之處。在這種情況下，單憑一兩條特徵就難以把漢語方言劃分清楚。這時不妨再找一些普遍性不那么大，但對於鑑別某一方言卻能起作用的特徵來補充，使各方言的面目更為清晰。例如古知徹澄母今讀t-、t嶉-這一聲母上的特徵對於確認閩方言就有作用，古入聲調演變成為3個或4個入聲調的特徵，在辨認粵方言時也有作用。有的覆蓋面很小的語言特徵，卻往往能在釐清方言區界時發揮它的作用。例如古匣母字有少數白讀為舌根塞音k,如“糊、猴、寒、含、行、厚、汗、滑”等,從福建到廣東到台灣,凡是通行閩方言的地方，都具有這個特點。又如古微母字與明母字合為m-,古溪母合口韻的字一部分念f-,這樣的語音特徵雖然覆蓋面很小，也可用來作為辨認粵方言的參考。典型的語音特徵對於劃分任何一個層次的方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官話方言區中幾個方言片的劃分，古入聲字的今調類如何就是很重要的語言條件。向來語言學界把官話方言中“古入聲字一律念陽平”作為西南官話的一個突出標誌。近來有的語言學家認為山西部分地區、陝北部分地區和河南黃河以北部分地區的方言可以考慮另立晉語方言區，其主要根據也是著眼於這些地區古入聲字仍保留入聲一類，有別於鄰近沒有入聲的官話。又如在考慮廣東省內閩方言應該劃分幾個支系時，首先應該注意“有沒有把送氣塞擦音讀為擦音”和“有沒有出現鼻化韻母”這樣的語音特徵，因為這正是海南島閩語和粵東潮汕閩語分立兩支的重要依據。海南閩語送氣塞擦音念為擦音,沒有鼻化韻母,而潮汕閩語則恰恰相反，送氣塞擦音不念為擦音，有一系列鼻化韻母。以這類突出的語音特徵來衡量雷州半島的閩語，發現那裡的語音特色恰恰介乎海南閩語和潮汕閩語之間,因此,根據語言實際情況，可以把雷州半島閩語另立一支，作為廣東省內閩語方言的三大支系之一。

在選取語音特徵來區分方言時，除了聲、韻、調三方面的特徵外，還要注意某些整體性的特徵。整體性的語音特徵往往能在區分方言時產生顯著的效果。例如音節結構上的特徵，什麼樣的聲母能和什麼樣的韻母拼合，各地方言很不一樣。又如口語音和讀書音在某些方言中異讀現象很豐富，文讀和白讀幾乎形成雙軌的局面，這一語言特徵無疑可以作為辨認閩南方言的重要依據。再如連讀時聲母、韻母必然產生變化，這是閩東方言獨有的特色，可以作為辨認閩東方言的一個依據。語言特徵表現在語音、辭彙、語法等各個方面，劃分方言時，除了考慮語音方面的依據外，也要同時考慮辭彙、語法方面的因素。例如閩方言常用詞中的“厝”(房子)、“鼎”（鐵鍋）、“刣”（宰殺）、“冥”（夜晚）等，在別的方言中沒有，而在閩、粵、台、浙各省的閩方言中卻都普遍存在,可以用來配合語音方面的典型特徵,作為確認閩方言的重要依據。又如人稱代詞複數加"哋"（我哋、你哋、佢哋）這一點,可以作為確認粵方言的語言條件之一, 因為迄今為止, 還沒有發現別的方言也用“哋”來表示人稱代詞複數的。量詞和名詞、動詞的配搭，各地方言也頗為不同。稱人用“只”（一隻人、兩隻人）是客家方言區獨有的習慣，這也許可以作為確認客家方言的語言依據之一。總之，語言特徵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只要具有典型性,能夠對方言的劃分產生積極效果的,都可加以利用。

現代漢語七大方言區近50年來，語言學家們陸續運用語言材料對現代漢語方言進行分區，有的分為九區，有的分為八區，有的分為五區。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國內最流行的是漢語八大方言的分區，即把漢語方言分為：北方方言區、吳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客家方言區、粵方言區、閩南方言區和閩北方言區。70年代以前出版的漢語教材及有關論著，大都採用上述“八大方言”說。後來方言工作者根據日益增多的漢語方言調查成果，感到七大方言中的閩南、閩北兩區宜於合併為一個方言區，再在第 2層次中區分若干不同的閩方言片，其餘六區仍然照舊，於是就形成了現代漢語七大方言的分區法。這七大方言區是：官話方言（又稱北方方言）區，吳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客家方言區，粵方言區，閩方言區。

方言的分區隨著方言調查工作的不斷深入，方言資料的不斷增加,今後會有新的調整。近年來有的語言學者認為客家方言和贛方言可以合為一個大方言區：客贛方言區,這樣就有了六區之說;還有的方言工作者認為皖南一帶徽州方言應該獨立一區，則又有了新的八區說；最近有的語言學者提出晉語應從官話方言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方言區，如果原有的七區不動，加上晉語和徽州方言，則可構成新的“九區”說。目前我們暫時採用國內比較通行的“七大方言”說，以便和大多數現代漢語教材及有關漢語方言的論著取得一致。

特點

漢語方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各方言之間相似的程度和互異的程度不盡相同。大致說來，漢語方言中差異較大，情況較複雜的地區多集中在長江以南各省，特別是江蘇、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皖南地區）、福建、廣東、廣西等地；長江以北廣大地區，尤其是華北、東北地區，漢語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要大得多。總的格局是：北方各方言一致性大、差異性小；南方各方言差異性大，一致性小。就七大方言比較來說，閩、粵兩大方言和民族共同語國語的差別最大，吳方言次之，客家、贛、湘等方言和國語的差別要小一些，官話方言作為民族共同語的基礎，各地官話和國語之間的差別自然要小得多。方言差異表現在語音、辭彙、語法各個方面。下面扼要介紹漢語方言在語音、辭彙、語法等方面的主要特點。

語音特點漢語七大方言的語音系統各具特色。聯繫歷史發展來看，官話方言的音系比較簡單，反映了漢語語音從繁向簡的發展趨勢；南方各大方言音系比較複雜，更多地保存了古代語音的因素。就聲、韻、調三部分來說，官話方言的韻母和聲調要比閩、粵、吳、客家諸方言簡單得多，唯有聲母方面，南、北方言各有繁簡，官話方言並不從簡。某些整體性的語音現象，例如音變現象、異讀現象等，南方各方言大都比北方方言複雜一些。

聲母方面北方方言聲母分類較細，南方方言聲母分類較粗。官話方言中的北京、西安、濟南等地聲母都在20個以上，而南方六大方言中，除了吳方言以外，閩、粵、客家、湘、贛等方言，聲母一般都不到20個，只有湘方言中的老湘語才有20個以上的聲母。閩方言素以語音複雜難懂著稱，而聲母系統卻大都是所謂十五音，即15個聲母，如廈門、福州都是十五音。現從幾個方面聯繫古聲母來看各大方言聲母的特點。

①古全濁聲母的保留與演變。古並、定、從、澄、崇、船、群、匣、邪、禪等聲母都是聲帶顫動的濁聲母，有別於聲帶不顫動的清聲母。這一清、濁聲母對立的現象在現代漢語七大方言中，除吳方言和湘方言中的老湘語外，其餘大都已經消失，官話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等古濁聲母字都合併到清聲母字中去了。合併的情況不盡相同，大致有 3種類型：一是古全濁聲母平聲字合到送氣清聲母中,古全濁聲母仄聲(上、去、入)字合到不送氣清聲母中，官話方言屬此類,粵方言也基本上屬此類；二是古全濁聲母字不論什麼聲調大都合到送氣清聲母中，客家方言、贛方言屬此類；三是古全濁聲母字不論什麼聲調全部或大部合到不送氣清聲母中，湘方言中的長沙話（新湘語）屬此類，閩方言大部分古濁聲母字也念為不送氣清聲母，但仍有部分古濁聲母字念為送氣清聲母。閩方言中有帶鼻音性質的濁聲母b、g，這在來源上與古全濁聲母並、群無關，是從古明、微母和疑母來的(表2)。

②塞擦音和擦音的分合。古精組聲母和知、照組聲母發展到現代官話方言的代表點北京話中仍然分為兩類，形成堭、堭‘、s和堮、堮‘、惼這兩套發音部位不同的塞擦音和擦音，加上精組聲母在細音（i-、y-）前舌面化，又和見組（舌根音）聲母在細音（i-、y-）前舌面化合流而為另一套舌面的塞擦音和擦音慯 、慯‘、嶃,這就使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有了堭、堭‘、 s,堮、堭‘、惼,慯 、慯‘、嶃共3套塞擦音和擦音。這3套並存是北方官話聲母數目較多的重要因素。南方贛、客家、閩、粵諸方言則 3套塞擦音和擦音大都只有一套，或為舌尖的堭、堭‘、s，或為舌葉的掵、掵‘、∫,至於堮、堮 、惼,不但只有一套的方言很少見到，擁有兩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如吳方言、湘方言（新湘語）以及官話方言中的西南官話等，一般也只有堭、堭‘、s和慯 、慯‘、嶃而缺少堮、堮 、惼。與此相關,閩方言和客家方言(部分字)由於保存了“舌上歸舌頭”的上古語音特點，古知、徹、澄的字與端、透、定的字有合流念為t、t嶉的現象;而慯 、慯‘、嶃在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中，一部分精組字仍念堭、堭‘ 、s,一部分見組字仍念k、k‘ 、x（或h）,粵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都如此(表3)。

韻母方面比較漢語各方言的韻母，可以看出官話方言的韻母比南方各方言的韻母簡單得多。官話方言區各地一般都只有30多個韻母 ,如北京、濟南、西安都是38個韻母，瀋陽、成都都是36個韻母，只有江淮官話韻母超過40個（揚州46個，合肥43個）。官話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中，吳方言、湘方言的韻母數目比較少：長沙38個，上海43個，蘇州49個，其餘客家、贛、粵、閩等方言區各地方言韻母都在50個以上；韻母特別多的，如閩方言潮汕話有76個，泉州話有72個，比官話方言韻母數多一倍左右。各方言韻母繁簡如此懸殊，主要體現在韻母中韻尾的保留和消失上。和古音相比，南方各方言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韻尾，特別是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而官話方言則保留韻尾比較少。此外，在韻腹方面，各方言擁有的主要元音雖然差別不很大，但當兩個以上的元音組成複合韻母時，各方言各具特色。有的方言有比較特殊的組合方式，有的方言還有複韻母和單韻母相互轉換的現象。韻頭方面也存在一些差異，古代漢語語音中所謂兩呼（開、合）四等（一、二、三、四）發展到現

代漢民族共同語，成了開、合、齊、撮四呼。以四呼來衡量各地方言，也可看出方言韻母的不同特色。下面從四呼的分合變化、元音韻母的組合、輔音韻尾的保留和分合等方面來看漢語方言韻母的一些表現。

①四呼的分合。四呼的分合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四呼不齊的現象，這在閩方言、客家方言都有所表現,官話方言中的西南官話部分地區,如雲南昆明也存在四呼不齊的現象。不齊主要是缺少撮口呼y、y-韻母,有的與齊齒呼i、i-合流,如廣東梅州、雲南昆明，有的與合口呼 u、u-合流，如廈門(表4)。二是四呼轉換的現象。表4中無撮口呼的方言點已顯示出有轉呼的情況。轉呼的突出表現為有些古音屬合口呼的字在北京音仍是合口呼，而在某些方言中卻轉念為非合口韻。常見的如北京念uo韻的字,在南北各地方言中，包括湘、贛、客家、粵、閩等方言和西南官話、江淮官話以及西北官話的部分地區，都有念為開口呼的現象，以古果攝合口一等的字為例(表5)。

卻只由單元音獨自組成單韻母，顯示出複合韻母簡化的趨勢。例如古蟹、效、流三攝的字，官話方言大都念為ai、ei、au、ou等韻，但有的方言卻念為單元音韻母，吳方言表現最為突出，湘方言中的老湘語、閩方言、客家方言和官話方言區的部分方言點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6)。與此同時,另一種相反的現象也顯示出方言韻母的特色。某些單元音韻母在個別方言中轉化為由元音和元音組合而成的複韻母。例如“斃”字粵方言廣州話念為p奃i戼,閩方言福州話念為pei戼。又如“具”字北京話念為慯y嶈, 廣州話念為k┐y戼,福州話念為k═y戼,也是由單元音韻母轉化為複韻母。

③輔音韻尾的保留和分合。古音中的輔音韻尾有鼻音韻尾-m、-n、-嬜和塞音韻尾-p、-t、-k。這 6個韻尾在現代漢語各方言中保留和分合的情況很不一致，總的來說，南方方言保留較多，北方方言保留較少，官話方言大多取合併和脫落的方式：鼻音韻尾合併為-n、-嬜兩個（有的地方合併為一個），塞音韻尾基本上脫落，只有個別地方把-p、-t、-k合併為-妱；長江南岸的吳方言一般是鼻音韻尾只保留一個-n或-嬜，塞音韻尾只保留一個-妱；湘方言鼻音韻尾保留-n、-嬜兩個，塞音韻尾已脫落；客家方言代表點以廣東梅州市區（含梅江區、梅縣區）梅城口音的梅州話完整地保留了-m、-n、-嬜和-p、-t、-k6個輔音韻尾;贛方言南昌話則少了-m、-p韻尾，留下-n、-嬜和-t、-k；粵方言是-m、-n、-嬜和-p、-t、-k齊全；閩方言各支系情況不一，閩東福州話鼻音韻尾合併為一個-嬜，塞音韻尾合併為一個-妱，而閩南廈門話除保留-m、-n、-嬜和-p、-t、-k外，還多一個-妱，成了 7個輔音韻尾。在漢語方言的輔音韻尾中，鼻音韻尾-n、-嬜的覆蓋面最廣,從南到北各地方言幾乎都有,或至少有其中的一個。與鼻音韻尾有關的還有鼻化韻。鼻化韻由鼻音韻尾弱化而來，湘、吳、閩諸方言以及官話方言中的華北、西北一部分地區都有鼻化韻;有的地方鼻音弱化以至於從鼻化韻進一步轉為開口韻，這在吳方言中表現最為突出(表7)。

聲調方面現代漢語方言的聲調，總的說南方方言調類多，北方方言調類少。官話方言一般以 4個聲調為多，少數5個聲調，西北有的地方少至3個。長江以南只有屬於官話系統的西南官話仍保持 4個聲調，其餘各方言的聲調都在5個以上：湘方言5～6個，吳方言一般7～8 個（只有上海是 5個），客家方言、贛方言都是 6個，閩方言7～8個，粵方言8～10 個（個別地方少於 8個）。聲調數目的多少是反映方言語音複雜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聲調中有沒有保留古音中的入聲調類，又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話方言的重大差別。粵方言的調類是漢語方言中最多的，它的入聲有3～4個調類(圖8)。

音變和異讀方面漢語方言的語音特點除了分別從聲、韻、調三方面加以分析以外，還可以從音節結構的特點，聲、韻、調配合的規律,語音在語流中的變化,字音在實際運用中的異讀現象等方面作進一步考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方言中連讀音變和文白異讀的現象。總的說,連讀音變和文白異讀在南方各方言中普遍存在,官話方言區的方言，音變和異讀現象沒有南方方言那樣複雜。以連讀音變中的變調一項來看，南方各地幾乎每個方言都有獨自的一套，規律性都很強。例如變調內容非常豐富的吳方言和閩方言，就各有自己的規律：閩方言兩字組連讀時主要由後一音節決定前一音節的變調，吳方言兩字組連讀時主要由前一音節決定後一音節的變調。閩方言的連讀變調使得每一個字（音節）都有單字調和連讀調兩種不同的調值，閩東方言（以福州話為代表）連讀以後不但聲調有變化,連聲母韻母也要發生變化,形成聲母、韻母在運用中的一系列變體，這些變體正是最能體現閩東方言個性的語音特徵。文白異讀即通常所謂讀書音和口語音的不同。南北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現，其中閩方言的閩南一片表現特別突出，以廈門話為例，讀書音和口語音各司其職，幾乎各自形成一個語音系統，成為體現閩南方言特色的重要內容之一。

辭彙特點漢語方言之間存在著辭彙上的差別，具體表現為各地方言都擁有相當數量的方言詞，這些方言詞有的只通行於某個方言區或某幾個方言區，有的只通行於某一個方言片，甚至只通行於某個方言小片，某個方言點。方言辭彙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源流差異有的方言較多地繼承了古代漢語的辭彙，這些辭彙在別的方言已不用或少用，自然就形成了某一方言的辭彙特色，南方閩、粵、吳等方言都有不少這類詞語。例如粵方言常用的“睇”（看）、“企”（站）、“行”（走）、“著”（穿）、“鑊”（鐵鍋）、“飲茶”（喝茶）、“佢”（他）……,閩方言常用的“鼎”（鐵鍋）、“目”（眼睛）、“驚”（怕）、“厝”(房子)、“箸”（筷子）、“索”（繩子）、“頭毛”(頭髮)……，這些都是“自古有之”的古語詞,應該說是同源異流。此外,異源的差異也顯示出方言辭彙的特色,粵方言中較多借入

以上所舉漢語方言辭彙的差異大都體現在日常生活用詞中。總的說來，南方閩、粵兩大方言在辭彙方面跟官話方言系統各方言之間的差別最大，有人作過粗略的統計,常用語詞中,閩、粵方言和共同語不同的，總數大約在30%以上(表9)。

語法特點語法結構是語言體系中最穩固的。相對來說，漢語方言在語法上的差異性要小一些，但綜觀各地方言，仍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語法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 4個方面。

實詞的形態變化實詞中表示語法意義的形態變化，即語法學上所謂構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獨特的表現，拿重疊來說，閩方言莆田話單音名詞有的可以重疊，重疊後作謂語用，例如“目珠柴柴”（眼神呆滯）；陝西話單音名詞重疊後又可用作定語,如"盒盒粉”（用盒子裝的粉）；單音動詞重疊表示動作概遍性的意義是閩南方言的特色，如廈門話“ 出出去” （全部出去）、“收收起來”（全部收起來）。形容詞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疊，但形式各異,吳方言就有前加成分重疊（AAB）、後加成分重疊（ABB）、雙音形容詞重疊（ABAB、AABB）、嵌詞重疊（A頭AB、A里AB、A透A透）等多種不同的重疊方式。國語和多數方言裡的單音形容詞只重疊一次,如“紅紅”、“白白”，而閩方言的單音形容詞卻可以重疊多次，並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紅－紅紅－紅紅紅”，必要時甚至可以重疊至 5次之多。再從附加前綴和後綴來看,各地方言也有不同表現,例如"阿"是南方方言常用的前綴，“子”雖是南北各地方言普遍存在的後綴，但使用的範圍卻很不一致，四川話有“樹子”、"羊子"的說法，吳方言用得更廣，"車子"、“鑊子”、“學生子”，甚至表示時間的詞也可以加“子”，如“昨日子”、“明朝子”等。利用語詞內部語音變化來表示語法意義,這種內部屈折在方言中也不乏例子。如粵方言用聲調的變化來表示動作行為的完成:嬜婖∫Ιkla"我食啦”和嬜婖∫ΙΚ卙1a“我食(過)啦”，後句意思是“吃”的行為已完成，用變調（∫ΙK的調值由22變35）來表示。閩方言許多地方都利用音素的變化表示人稱代詞的複數,如廈門話:gua“我”、1i“你”、i“伊，他”,變成複數時是:gu(a)n"我們"、lin"你們"、in“伊們，他們”。

虛詞的不同用法虛詞的運用是漢語語法的特色。漢語方言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特點。拿助詞來看，各地方言的助詞跟國語差別很大。表領屬關係的結構助詞“的” 在官話方言中大體上都以舌尖音 t 開頭，如t媅、ti之類，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體上都以k、g等舌根音開頭,如上海話g媅妱、南昌話ko嶈、 梅州話ke嶈、廣州話kε嶈、福州話扄ki。儼然分成南、北兩派。又如表示時態的助詞，各地方言也很不一樣，動作的完成蘇州話用“仔”，如“去仔一趟”，廣州話用“咗”，如“去咗廣州”，四川話用“倒”，如“ 吃倒飯”,湖南雙峰話（老湘語）用“解”，如“他上解課就回去”等等，各有特色。再拿語氣詞的運用來看，各地方言有很多獨具一格的語氣詞,如吳方言蘇州的“哉”、“哉啘”、“哚”、“”、“ 阿”,粵方言的“ 咩”、“”、“噃”、“啩”、“啫”、“亄啩”、“囉噃”、“之嘛” 等等,其中有的語氣詞所表達的語氣很複雜 ， 不容易用共同語對譯，如粵方言的“啫”，有時有提醒對方的口氣，有時有輕蔑的意味，有時又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口頭禪。形形色色的語氣詞表達了豐富多采的感情，對增添方言的特色很有作用。例如介詞、連詞等虛詞，在方言中也都或多或少有獨特的表現。

語序的特點語序在漢語語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各地方言的語序跟國語差別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結構，如主語－述語－賓語、定語和狀語在前、中心語在後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語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異，例如狀語的位置，粵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詞作狀語時經常後置，例如：“你去先” （你先去）,“食多啲”（多吃一點兒），“買兩斤香蕉添”（再買兩斤香蕉），“呢條褲長得滯”（這條褲子太長）等；補語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別的現象，例如“我打不過他”在粵方言中既可說成“我打唔過佢” ,也可說成“我打佢唔過”吳方言的紹興話有“打伊敗”（打敗他）的說法。雙賓語中兩個賓語的次序在國語中一般是指人的賓語在前，指物的賓語在後，但南方粵、閩、客家、吳、贛等方言中都存在著另外的格式：指物的賓語在前，指人的賓語在後。例如“給他一本書”這句話，廣州話說成“畀”（給）一本書佢（他）”，上述其他方言也都類此。

幾種句式的不同結構有幾種漢語中常用的句子，方言中存在著特殊的結構方式。比較句中的不等式：客家方言用“甲－比－乙－過－性狀詞”，如“佢比過大”（他比我大），粵方言用“甲－形容詞－過－乙”，如“今日凍過琴日”(今天比昨天冷）,閩方言用“甲－較－形容詞－乙”的格式，如台北話“台南較細台北”（台南比台北小）。被動句：不少方言中的被動句跟國語不同,由於沒有專用介詞“被”,大多採用表示“給予”意義的動詞來兼表被動，如廣州話的“畀”，廈門話的“互”，梅州話的“分”，上海話的“撥”等，如廣州話“佢畀狗咬親”（他被狗咬了），廈門話“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動句的結構有些方言也與眾不同，如青海話用“給”表示被動，但卻置於動詞之後， 如“他的書看給了” （他的書被人看了）。國語被動句中的“被”字後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動者來，而在南方一些方言裡， 卻非把主動者引出不可， 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話說“茶杯撥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處置句：就是把字句，漢語各方言結構大致一樣，但在介詞的選用上各有特色，有用“將”（閩、粵、客家），有用“撥”（吳）等等，有的地方處置句跟被動句完全一樣，同一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如鄂東楚語“我把他氣死了”這句話，既可以是我“把”他氣死,“我”是主動者,也可以是我“被”他氣死，“我”是被動者。疑問句：國語的疑問句可以單純用語調錶示，可以在句末加疑問語氣詞，也可以在謂語部分肯定與否定相疊；南方各方言在運用肯定與否定相疊時，結構上有獨特之處，粵方言常把賓語提到肯定與否定之間, 如“你去學校唔去”(你去不去學校)；閩方言和吳方言則採取在句末加否定副詞的辦法表示疑問,如海南閩語“你去看電影無？”（你去看電影嗎?）除了上述幾種常用的句子在漢語方言中存在著不同的特點以外，有的方言還存在一些獨有的特殊句型，也很引人注目。閩方言中有一些用“ 有”、“ 無”帶上動詞（或動詞結構）、形容詞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見。例如廈門話“者久伊有來我無去”（這一向他來過我沒去過），台北話“去新竹有遠無？”（到新竹去遠不遠？）潮州話“伊有睇戲，我無睇戲”（他看了戲，我沒看戲）等。

研究

漢語方言的研究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大體說來，從揚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古代漢語方言學經歷了1900年左右；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現代漢語方言學又經歷了近70年的發展過程。

古代漢語方言學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錄。相傳古代帝王為了體察民情風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後的農暇季節，派遣使臣乘坐輕便的車子到各地去蒐集方言異語。這大概就是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上所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的情形。但這些都還不能說是方言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言文字從先秦發展至漢代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人們閱讀古籍已有許多困難。為了適應閱讀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漢代便興起了以詮釋詞語為主要內容的訓詁學。揚雄《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漢代訓詁學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也是中國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辭彙集。它的問世表明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已經由先前的萌芽狀態而漸漸地發展起來。《方言》被譽為中國方言學史上第一部“懸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從漢末創製反切以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發展訓詁學的同時，又漸漸地興起了音韻學。漢語方言研究跟訓詁學和音韻學都有密切的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許多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李槩的《音譜》等，它們大都是“各有土風”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時代，中國社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實行，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對共同語規範的要求十分迫切，著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語的風氣相當突出。因此隋代陸法言編撰之後，方言韻書不僅很少有新著出現，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視而先後亡佚。從隋唐到宋元之際，漢語語音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正音為目的的《切韻》、《唐韻》、、《集韻》一系韻書，由於跟口語相距日遠，漸漸失去了語音規範的作用，只是作為詩韻而被文人沿用。這多少為音韻的研究轉向從實際語音出發的道路創造了客觀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紀初期反映北方口語語音的北曲為依據而編成的《中原音韻》，而且以它為先導，以後產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統的韻書。這在漢語音韻學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革新，也給漢語方言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變化。比如明朝晚於《中原音韻》 100多年蘭茂編的《韻略易通》，晚於《中原音韻》 300多年畢拱宸編的《韻略匯通》等韻書，反映了北方話即官話方言中某些地點方言的語音系統。這一類北音韻書不僅對研究某些方音的歷史演變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當地方音跟其他官話方言音系的關係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韻書以外，某些字書和筆記雜談性質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錄。如唐代顏師古的、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張位的《問奇集》等書中都談到各地的一些方音。從魏晉迄於元明時期，方言辭彙的研究專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見於筆記、雜談之類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揚慎的《丹鉛總錄》、胡應麟的《莊岳委談》、郎瑛的《七修類稿》等書中都有方言俗語的記載，但其規模和成就遠不及揚雄的《方言》。東晉的郭璞繼承了揚雄重視活的方言辭彙的傳統，為揚雄《方言》作了第一個注本，他以晉代方言來跟揚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指明某些漢代方言詞語保存在某地，轉移到何處，或已發展為通語，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漢晉時期語言流變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國維所說：“讀子云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言。”（《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後一》）。

清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鼎盛時期。漢語方言的研究這時也得到了比較全面的開展，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 ①撰寫了許多調查、 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輯錄和考證對象，如錢大昕的《恆言錄》、陳鱣的《恆言廣證》、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錢坫的《異語》、翟灝的《通俗編》、梁同書的《直語補證》、張慎儀的《方言別錄》、錢大昭的《邇言》、平步青的《釋彥》、胡式鈺的《語竇》、鄭志鴻的《常語尋源》、易本烺的《常語》、顧張思的《土風錄》、梁章矩的《稱謂錄》、羅振玉的《俗說》等；有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考證對象的，如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李實的、張慎儀的《蜀方言》、胡韞玉的《涇縣方言》、胡文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