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權(民國文史學者)

清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一日子時，鐘祥郢中文昌門內沿城街一個書香門第又喜添新丁，這就是民國文史學者李權，其父李世焴，字耀卿，時年24歲，其母何氏27歲。李權取派名李德桂，字直生，應試名李培元，凡拔縣案、列府庠、食廩餼皆用此名。嗣後取《易大傳》“巽以行權”之義，更名李權，字巽孚，晚號博父，郢客則為其別號。他是一個文史前輩，也是一個創造世界影響的階梯。李權家族在鐘祥是個大家族，先祖李應科是清初從江西遷移到湖北鐘祥清平里的移民客戶，因為樂善好施，鄉里稱為長者。應科四子李巒、李仙、李密、李嵩中尤以李巒詩畫名揚海內，世稱秋池老人。浙江巡撫朱軾曾將李巒所繪《溪山高逸圖》貢奉內廷，嘉慶皇帝御覽後極為賞識。子孫好學上進，有清一代補學官弟子員者就有50多人，成為鐘祥有名的豪門望族。李權為李仙之後，到高祖李如珂時棄儒就商，財雄一鄉。曾祖李崇盛生四子，次子李澐，字雲村，是為李權祖父，曾在江西為官。李權父親李世焴在李澐三子中居中。李權兩歲時，父親李世焴到江西探望祖父李澐，途中因暑熱發疾，歸家後又遇長子李德增夭亡，在悲病交加中撒手西去，留下次子李權和三兒子李德滋與寡母相依為命，那種艱難困苦是可想而知的。成名後的李權之子李濟（又名李順井）曾如此介紹父親：“我的父親原是一個苦讀成名的孤兒。祖父逝世時，他年方一歲半，另有一位半歲的叔父伴著他。祖母靠著家中的幾畝薄田，把他們兄弟兩位撫育成人。父親小時候讀書的成績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親的幫助，上進得很快。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就開始教家館，藉以貼補家用。等到入學後，又很快地，他就成為本縣教“大館”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濟文集》卷5）。清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6歲的李權與從兄李德鋆受學於伯舅何順卿，何見其少孤多疾不忍重督，但李權學習很自覺。當年底其祖父李澐由江西回到鐘祥，祖孫見面的情景令人感動，“撫視孤孫、回顧孀媳，哽咽久之”（《郢客年譜》）。次年又改受學於其祖父，在祖父的精心教導下，李權學習進步很快，一年就念完了四子書、誦詩歌百餘首，外加學到了作對聯的方法。塗、李兩家屢世聯姻，李權5歲時，外舅塗士良就議過這樁婚姻，這年7歲的李權完成與塗氏的正式訂婚。清光緒二年（1876）五月，李澐在雙眼井購得新宅，李權就在新家裡享受著祖父的繼續教育。可是好景不長，這年十月祖父李澐不幸病逝。一年後李權又重遊伯舅何順卿之門，隨後幾年李權家中雖然連遭變故，並因此“輟業日多”，但在伯舅的循循善誘下還是獲得了豐富的知識。清光緒六年（1880）十一月，12歲的李權應府縣書院課試嶄露頭角，獲得蘭台書院膏火（獎學金）300文，此後連續幾年獲得書院課試膏火數百文至3串不等。清光緒十年（1884）十月初八日，16歲的李權靠應課試積累膏火之資達11串多，因為母親何氏生病咳嗽日見加重，在需人持家的情況下，遂與塗氏完娶成禮。成家後的李權既要讀書求其功名，又要擔當養家餬口的重任。好在他的學習不斷取得進步，應縣科試已經列入百人以內，每年得膏獎都在10串以上。光緒十三年（1887），19歲的李權開始在家裡設館課徒，受學者達14人，年得學俸二十餘串，書院膏獎也有10多串到50串不等。不久受唐大章私熟之聘繼續從教。光緒十六年（1890）四月，李權參加郡試得第二，六月學使按臨又以第一的成績撥入安陸府學。後赴谷城課卷、赴荊門設館等，終因思母而辭館歸。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第三子李濟出生，此時28歲的李權已經是兒女雙全了。長女生七日而殤，次女取名“毓華”，長子也是生後旋殤，次子生後因伯父六旬命名“六壽”，三子初取名“李順井”，抑或與家門前的那口雙眼井有某種聯繫。母親去世後，李權繼續在家裡設館課徒，諸生多系成童，因此所授課程乃定一六日講四書左傳、二七日講史鑑、三八日課詩文、四九日改課、五十日講詩賦及雜體文字。小日子還算過得去，只是次子“六壽”的命名不知竟成讖語，其生命真的終結在六歲之時。這事給了李權以很大的打擊，曾有詩哭之：“口中喃喃但言解，解恩解怨兩不知。畢竟病源尋何處，定論總難得醫師”。李權一邊招徒授學，一邊進取科考。光緒二十五年（1899）五月，學使按臨，李權改庠名李培元為李權，經古考試後發榜李權冠首，正場考試仍然穩居首位，一時闔郡求學者接踵而至。因來求學的人太多，家中已經無法容納，改借玄妙觀設館，學生滿60人後，繼來者以室溢卻之，其學生游庠者達16人之多，身殘志堅的程洛在壬寅歲試中榮獲案首。當時把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清代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所謂優貢就是由地方教官保舉品學兼優生員，呈送學政會同巡撫考試。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日，李權以優貢的資格參加了全省會考，連試三場，取得正取四名列第二的好成績，受到湖北巡撫端方的接見。清廷廢除科舉制，但為了選拔人才，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北京舉行了一次舉貢會考。參考人員由督撫按“舉四貢一”例甄別選送，湖北額定60人，計貢班選取12人。鐘祥有兩人獲選，其中李權列貢班第一，韓國斌列貢班第九。李權拖著辮子到北京參加會考，寓居在北京的郢中會館，國子監應試揭曉，李權以朝考一等為鄂籍首冠，被分配在學部供職，成為一個七品小京官。從此李權有了一身官服，頭戴素金頂，身穿補服--在前胸和後背正中綴飾一塊繡有鳥的絲篩，那是一種類似鴛鴦的水鳥。年屆不惑的李權利用春節的機會，請假回鄉把夫人塗氏、兒子李順井、小女李葆華及堂侄李湘從湖北接到北京。李權的這次升遷，改變了全家的命運。關於離開故鄉後的情況，李權孫子李光謨回憶說：“奶奶生了十二個孩子，養大成人就只有父親兄妹三人。父親上面有一個姐姐，比父親大九歲；下面有個妹妹，比父親小九歲。離開鐘祥時，父親十一歲，小姑兩歲。大姑是箇舊式婦女，很年輕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帶，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媽那一代的婚姻多是親友介紹的，出嫁後與家裡就幾乎沒有什麼往來了”。李權初任京職先是庶務科又改總務司，屬於行走人員，因而在北京的任職比較靈活，主要是兩個部分：一是午前在外兼職，一是午後在部辦事。在外兼職主要曾先後擔任八旗第八高等國小堂堂長、第四高等國小堂堂長、高等甲乙班國文教員等，按勞取酬，月薪白銀四十兩以上。在部辦事主要是負責核辦學獎案。部章規定五年為異常，三年為尋常。有一個省的學務處官未達五年，要求獎異常，李權核其年月改為尋常。嚴侍郎以辦學伊始重在鼓勵為由幫忙說情，李權以部章不可違婉拒。此項月薪初只白銀二十兩，期滿奏升額外主事加薪十兩。不久改朝換代進入民國，學部改教育部，前部員留者24人，“小京官”李權舍舊謀新改在內務部警政司第二科專辦水警事宜，月薪140銀元。當然他還兼職北京學務局創辦的女子第一中學校長，教授修身、國文等課程，又兼國立法校、中央政法學校倫理課程，與以前一樣各用半天。水警與前清水師相表里，李權主要掌握著海軍的組織發展情況，對於警學警法諸案時時起稿，頗覺得意。後又改文書科科長、民治司第三科科長、國會籌備事務局主任等。他對傳統道德很能堅守，民國九年（1920）二月，李權選為福建察勘煙苗特派員，這被人們視為優差，但他不私取一錢，被同僚戲稱“迂生”，他也毫不介意。李權對新生事物還是有些接受的，覺得應該吹進一點清新空氣，兒子到清華讀書改名李濟，他也沒表示反對，但他與現在的開明是有些不一樣的。一場革命破壞了傳統的東西，思想習慣難免有點清朝遺老的味道，因此他反對孫中山，覺得孫中山不該搞辛亥革命，認為他是在犯上作亂。後來兒子獲得了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喜出望外的李權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兒子“博士”頭銜的價值，但他不久就給自己起了一個“博父”的號名，並在詩詞和書信中公開使用。李濟後來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趙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稱他“李博父老先生”。趙元任搞漢語方言調查，民國二十年（1936）編寫《鐘祥方言記》一書時，請李權提供了方言材料，還在序中一本正經地表示對“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謝之情。李權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大學者，他一生以書為伴，當年攜夫人到北京時，僅書籍就裝滿了30大箱，其他家用物品僅及6箱。他所教授的倫理、國文等課程都是自己編的講義，後又取往日蘭台講義重新編輯，得到當時學者們的普遍採用，他因此結交了許多文朋詩友。民國十二年（1923）臘月，他請知名學者應山左笏卿為其母墓表作刊，後搨600份贈送海內知交徵求詩文，收集400餘篇（首）。他還特別關注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民國十五年（1926）春，他編寫的《鐘祥藝文考》3卷鉛印500部出版。民國十七年（1928）二月，李權夫人塗氏病逝，不久張作霖遭皇姑屯之變，北京各機關解散，京曹舊侶聯袂南下，60歲的李權結束了在北京的政治生涯，於是就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對鄉邦文獻的研究上。民國二十二年（1933），因兒子李濟所在的中央研究院遷往上海，加上湖北創修省志，李權應聘後離開北京到武昌停留數月，修編清順、康以來的鄂人文稿120餘卷，並在此完成《鐘祥金石考》8卷的付印，隨後赴上海就養。民國二十三年（1934）夏，家鄉鐘祥派人到上海請他回籍修志，因為需要大量參考文獻，縣中不易搜求，李權答應在外擔任修輯，不久遷居南京。民國二十六年（1937）由李權擔任總編纂的《鐘祥縣誌》在南京印刷，這是一部高質量的地方志書，其中收集、整理、考證、校對無不飽含著李權的心血。萬幸的是《鐘祥縣誌》印刷完成後，李權及時托人幫忙轉運到家鄉鐘祥，否則年底日寇陷南京，此書必將毀於戰火。由於抗戰全面爆發，李權的晚年生活是在流離播遷中度過的。南京淪陷後，李權隨兒子赴湖南、轉廣西、移雲南、遷四川，可謂受盡了人間艱辛。“戰雲密布度稀年，亂世偏將殘喘延。荊襄歲時翻舊記，桂林山水入新編。群峰排笏環城郭，萬戶連甍繞市塵。莫道鄉氓忘國事，聲聲爆竹正喧天”。我們可以從民國二十七年（1938）春節，李權所賦的七律詩中看出他當時的心境。尤其是他兩個心愛的孫女鶴征、鳳征命喪流亡途中，給李權無限傷感，並因此讓他一度患上眼疾。抗戰勝利後的民國三十六年（1947）五月十二日，李權帶著還沒有康復的病痛由重慶乘船赴南京，準備參加兒孫們為他準備的80歲壽慶。六月三十日，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還沒來得及享受兒孫們的祝福，就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李權的人生經歷，展現了一位封建學人對學問的堅持、對生命的頑強和對社會的奉獻精神。李權最大的成功是把他的獨子李濟培養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重量級”學者。李濟，字濟之，中國第一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29歲時受聘清華，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第一個獨立主持現代考古的中國人，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他領導河南安陽的歷次殷墟發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遷、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傳說中的商代成為信史，引出一場史學界的大變革。他擔任了17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兩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主持中央博物院（現在的南京博物院前身）的籌建與管理等。郭沫若稱李濟是“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李濟的學生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雙院士張光直稱李濟：“體現了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所能達到的最高學術典範，樹立了一個令他的後繼者渴望達到而又難以企及的榜樣”。台灣文人李敖說李濟是台島“最後一個迷人的重量級學閥”，“31歲起就做學閥，84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這是李濟的幾個閃光點，這也是李權對世界作出的最大的貢獻。（侯書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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