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家治，通信技術專家，中國公用通信“網路技術”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主持了多種國產新技術通信系統的研究並獲得成功；組織中國第一套大容量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及600路微波載波終端會戰並實現產業化；主持了中國技術政策（通信）的研究制訂，為中國通信網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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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1938-1942年8月
在重慶大學電機系學習，獲工學學士學位。
1945年10月-1947年12月
在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學習，獲電信碩士學位。
1948年8月-1956年
任上海市電信局技術員、長話處副處長。
1956-1957年
任郵電部長途電信總局電話處副處長。
1957-1966年
任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正處級）。
1973-1978年
任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多項重大工程技術負責人。
1978-1988年
任郵電部科技局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1989-1995年
任郵電部科技司負責通信網路技術有關工作。
1996年6月
退休。
人物軼事
上海解放後，錢家治即投身於新上海和新中國的通信事業。1948年8月至1956年8月在上海電信局工作時，解決了上海大區在電信網路建設和運行中存在的多項技術難題。
上海電信局
上海電信局1953年，上海電信局被郵電部指定為長途業務領導局，負責長途人工網的運行管理和通信質量的改進提高。其範圍：南向上海至長沙沿線各局（站），北向上海至天津沿線各局（站），西向上海至武漢沿線各局（站）。他每月分別召開各方向電話會議，布置和總結電路群質量工作，要求沿線各局（站）大力協同，改善嚴重的串雜音問題，取得一定的成效。
身為長話處副處長的錢家治，首先，他將一個舊社會留下的舊機房進行改造，使之逐步走向現代化。將機房中原有破爛不堪的牛皮地面全部拆掉更新，將舊機房全麵粉刷一新並增強亮度，機房四壁全部掛上各型機載波機電路圖以便查閱。由於工作環境變了，值機人員的精神狀態大為振奮。然後，拆除了20世紀30 年代日本的舊設備，將從美、英、匈牙利等國引進的各型三路載波機進行科學排列。
為了進一步改進串雜音問題，他指導技術人員研製電路“調路台”，將分散調度改為集中調度，大大提高了通信質量和工作效率。一群長途線路自總配線架經各型載波機、調路台到人工長途台話務員坐席，要經過一系列各型配線架，涉及近千個接線頭，稍有不慎接錯一個，該電路就要中斷，且白天要開放業務，線路割接只能在午夜進行。回憶當年的情景，在明亮的燈光照耀下，雖然工作十分緊張，但是技術人員情緒高漲，接線謹慎，勝利地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
鑒於當時上海至杭州的長途線路遭到解放戰爭炮火的破壞，導致串雜音嚴重，上海局多次向郵電部報告要求用正在建設的“88式”交叉來解滬杭幹線之急，但均未得到回音。於是只有靠自力更生來解決。1953年初，錢家治研究並設計了“架空明線四線擔（44式）交叉設計方法”，使滬杭幹線得以順利開通。南向電路群自上海，經杭州、南昌到長沙，要跨越兩座特長大橋——杭州錢塘江大橋和南昌八一大橋。尤其是後者，江面寬、跨度大，架設長途幹線因垂度太大無法進行，且一旦中斷後無法修復，而在橋上也無法立桿架線。他經過調查研究，決定採用四心橡皮電纜，先測電容再配以適當電感，形成一條頻寬為三路載波的低通濾波器。利用這條電纜沿橋邊而過，使南向電路群得以順利開通。他還多次組織和指導對上海至天津、上海至長沙、上海至武漢三大長途幹線進行電路群組巡，解決了網上及沿途各局（站）內部存在的大量串音質量問題。
科學研究
錢家治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工作。為了提高載波機帶通濾波器的性能，他積極組織開展帶通濾波器的研究。他仔細測試後發現，美國載波機的帶通濾波器性能非常優越，反映在通帶段衰減甚小，而在阻帶段衰減猛增且陡峭，與通帶段幾乎成垂直之勢。於是他與上海交通大學許得紀教授合作展開研究。許教授曾留學德國，對此頗有研究。他就請許來講解，有時講不下去了就回校再準備，準備好了再講，有時又前後發生矛盾，就再回校準備，如此反反覆覆，前後將近半年，總算講通了，提出了具有預畸功能的綜合法帶通濾波器設計方法。為了驗證，他派出3位工程師按該方法同時進行計算。許教授考慮到需要進行上千次的多種運算，為了防止其中某一環節發生錯誤，要求運算到10位，最後取4位。當時只有人工手搖計算機，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據此方法做出的帶通濾波器，其通帶段和阻帶段的衰減特性，幾乎與美國的完全一致。就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隻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帶通濾波器，在上海長話局科技小組誕生了。
匈牙利的3路載波機，當初只能開通兩路，另一路因衰減甚大而無法套用。他經過仔細研究後發現，原來在該機出廠時，其方向濾波器內有隻電容器，電容量比設計值大了兩倍，更換後3路就全通了。
載波機上裝有寬頻帶深負反饋線路放大器。有的載波機，其線路放大器經常發生“振盪”，一旦出現“振盪”，全線中斷，後果嚴重。他派工程師經過歷時3年的研究，才查出“振盪”是因線路放大器內有隻電容器接觸不良所致，焊好後，“振盪”就不再發生。
研製載波機
1960年，作為主要研製者，錢家治組織指導了多項技術攻關，並與通信設備製造部門結合，成功地研製出中國第一套312-4型12路載波機，推廣到全網使用，為此獲郵電部特等獎。1964年，郵電部組織“6401”會戰，其中中國第一套大容量600 路微波載波終端設備，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抓的“兩波一線”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錢家治作為總技術負責人，組織了卓有成效的技術攻關，狠抓科研與生產結合。為保證質量、加快速度，他提出創新舉措，跳越傳統的科研、樣機、產品階段，將科研開發與產品生產緊密結合，使科研成果很快轉化為產品。該設備投產後優先提供國防使用，為國防通信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受到了郵電部的表彰。當時，因正處於“文化大革命”前夕，加之其他因素的影響，沒有評獎。但這項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的經驗至今仍有參考意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錢家治受到衝擊，從1969 年起先後到湖北、河南“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回到北京。
載波通信試驗工程
1973年，郵電部京津段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通信試驗工程（簡稱2109工程），因遇到多項技術難題，久攻不克，建成兩三年了還不能開通。錢家治任技術負責人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直堅持在工程第一線。由於夜以繼日地工作，勞累過度，體力不支，幾乎暈倒在工地上，回北京稍作休息後又去天津，組織相關單位研究解決技術難題。在他的組織和指導下，成功地完成了工程試驗並通過了國家鑑定。他因成績突出受到郵電部表彰。1974年，他參與滬杭4×4對稱電纜60路載波系統試驗工程，該工程是在以往幾次試驗後均未得出結論的情況下進行的。他作為技術負責人，成功地完成了試驗工作。這項成果為國防通信的全面套用提供了科學依據，受到了郵電部的表彰。
通信線路出問題
1976年至1978年，中國第一條新技術長距離大容量通信線路——京滬杭中同軸1800路幹線建成後，出現嚴重質量問題，大部分電路不能開通使用。當時，郵電部集中了有關科研、企業、設計、建設、維護等單位約300人的技術骨幹，進行全線整治但未有效果。以建設、維護單位為一方，提出應將這套系統退回製造廠重做；以科研、製造廠為另一方，提出建設單位施工不當，應將地下電纜挖出重新鋪設。雙方各執一詞，難以協調。在關係大通路命運的緊急關頭，郵電部組織了“二四工程”會戰，錢家
治作為總技術負責人，力排眾議，與分布在1500km沿線的技術人員一起，理論聯繫實際，在工作、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日夜拼搏，大搞科學實驗。他親自帶領幾位同志自南京乘車60多千米，再步行四五千米，到山腳下的通信機房研究情況、收集數據，由於白天不能影響正常通信，工作只能在午夜進行，有的時候因遠離駐地而趕不回來，晚上只能住在早已廢棄的小店裡，天氣寒冷使人無法入睡。這樣，經過近3年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科學數據，繪製出上千條特性曲線。經過分析研究，找出了問題所在，並提出了解決措施。針對通信幹線不同段落，對天津至濟南、濟南至南京、南京至上海杭州三大段，採取有效措施，創造性地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難題。將全程指標200毫奈，按最惡劣的情況，採用線性疊加規律，分別提出60毫奈、90毫奈、50毫奈分指標，並在全程不同頻段內配製特定的小均衡器，迫使其達到全程200毫奈的規定，而且又能適應每年春、夏、秋、冬的氣候變化，確保了這條通信大動脈的順利開通和正常運行。他因作出重大貢獻而獲郵電部一等獎，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被任命為郵電部科技局總工程師。
重慶大學
重慶大學主持中國技術政策
1983年，在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的組織領導下，錢家治參加了有近百個單位，上千名科技、經濟和管理專家參與的12項中國技術政策制訂工作。他主持了中國技術政策（通信）的研究制訂。這項工作涉及郵電、鐵道、水電、電子等7個部門，工作量大，情況複雜，技術性強。經過調查研究、統計計算和科學論證，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中國技術政策（通信）以國務院檔案正式發布。他因此獲得三委授予的“突出貢獻獎”（排名第一）。同時，他還代表通信行業，因作出重大貢獻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殊榮。
80年代，錢家治曾擔任國務院電子振興領導小組通信顧問組副組長。在此期間，他對中國通信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各公用網與專用網建設、光通信基地的選點與發展、中國第一條光纜——寧漢光纜重點工程的審查、數字程控交換機的招標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議。
1979年至1995年（1989年以後退居二線），他主要從事電信網路技術的研究和指導，長達16年之久，並作出了相應的貢獻。多年來，他審查、修改的各類學術論文、研究報告、技術報告、試驗報告等達數十種。
貢獻
長期以來，錢家治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勇於實踐，善於總結，在電信網路技術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通信事業開始加速發展，對網路技術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而當時中國在這方面還相當落後，同時還面臨著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面對種種困難，他積極摸索電信網路技術發展規律，緊密結合工作實際，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為形成中國自己的網路技術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為打破當時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他根據國家和郵電部發展電信業的有關精神，開始研究有關電信網路技術問題。他在對某單位上報的23份有關網路方面的檔案審閱後，根據多年從事通信實踐與科研的經驗，經過認真思考，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與有關單位的技術人員一起，對檔案進行了修改、補充和完善。這項工作前後長達4年之久，工作量之大不難想像，最後形成一份精練適用的《電話自動交換網》檔案。在工作實踐的基礎上，他提出和開創了中國公用通信“網路技術”這一新的軟科學領域。公用通信“網路技術”的內涵包括從國情出發，運用網路原理和科學方法，按照通常規律，有效地制定相關政策和原則、網路總體與分類、通信裝備的進網成網以及裝備網與各類業務網的關係等部分。
各部分按規律性並綜合最佳化互相連線構成的網路技術，具有質量效益和可操作性。這一網路技術涵蓋了全國公用通信網路系統建設理論及其實現方法。他運用這種方法，同時借鑑國外經驗，對多種通信網路系統的建設進行技術指導和質量把關，有效地加快了建設進程。由於是他首先研究提出網路技術並加以實踐，因而是這一新領域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在近16年的工作中，他主持並參與了相關單位有關網路系統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檔案的制定，其中包括電話自動交換網、移動通信網、電話網上開放數據業務、衛星通信網、七號信令網等技術體制、標準，以及全程全網傳輸標準、網路接口標準、長途傳輸網規劃和可靠性要求等通信發展急需而又關鍵的各類網路檔案。這些技術檔案經郵電部批准發布實施後，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有效地促進和保證了通信網的建設、運營和安全暢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