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名山(1875—1944)名振鍠,字夢鯨、號謫星,後更號名山,並以號行,晚年又別署藏之、庸人等,世居江蘇常州菱溪,人稱其為江南大儒。錢氏自幼聰穎,十歲即能作詩,十六歲即中秀才,十九歲中舉人,二十九歲成進士。曾授刑部主事,後因服父丁憂,而不求仕進。
錢名山的書法初學
歐陽詢,繼學
顏真卿,並汲取了王右軍、
倪元璐的長處 。錢名山早年書法以帖學為基礎,後融入了碑書。用筆及運筆皆體現了一個痛快的效果,鐵畫銀鉤、斬釘截鐵,即有顏書的寬綽、雄強,又有碑的古拙方正,氣度、氣勢均博大高遠。于右任曾親口謂: “名山老先生書法比我好。 ”而
張大千的字或多或少也受過錢氏的影響,而
朱屺瞻則自述: “畫藝之成,曾受名山先生之啟發。”
錢氏早年學
顏真卿,中年後學漢隸北碑,晚年學寫
懷素,而得《蘭亭序》之力尤深。錢氏作書不主張懸腕,認為字是靠腕力送出的,懸腕影響到力的運行,寫字不能沉著痛快。故而
謝稚柳作書作畫,也受其影響,不作懸腕。而觀兩人字,氣息仿佛,以靜美勝出。民國時,錢名山與
李瑞清為同年舉人,與
曾熙為同年進士,三人交誼殊厚。錢名山有閒章“ 海上羞客”,是因為其寓居上海時,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又有一枚閒章“癸卯進士”,凡不相識人求字,具鈐此印。一九四四年錢名山在上海桃源村因胃潰瘍辭世,享年七十。
個人著作
《陽湖錢氏家集》、《名山集》、《名山問約》、《名山詩集》、《良心書》、《課徒草》、《文省》、《名山叢書》等。
錢名山墓
青龍街道解放村委焦家村53號東 1944年錢名山為江南大儒,興辦教育、熱心常州公益事業等。棺木已深埋,墓碑保存完好。
錢名山與常州
錢名山先生(1874-1944)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多災多難的年代,政治上,保守與新派勢力激烈抗衡,國家前途迷茫,民族危在旦夕;軍事上,頻頻遭受八國聯軍等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內軍閥割據,內憂外患,危機重重;教育上,千年科舉瀕臨終結,新的教育體制尚未建立;文化上,中華千年道統遭到嚴重破壞,舊文化被解構,新文化未建樹......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錢名山內心的憂慮、苦悶、彷徨無法釋然。他清醒地意識到一腔抱負已無用武之地,失望之餘,毅然辭官歸鄉。回到故鄉常州,他隱退而不隱居,以設館授徒的形式,在亂世中傳續中華文脈。大廈將傾,他以瘦弱的雙臂扛起擎天重任;以極大的容忍,極大的定力,與矛盾的力量較量。“絢爛歸平淡,真放本精微”,他似天邊一顆靜穆的星辰,用自己的光和熱,照亮著人們前行的征程。他相信多一顆種子多一份希望,所以他對“寄園”傾注了全部心力。事實證明,他種下的一顆顆種子,長成了一批俊才。任何對文化教育的“投入”,都不會是徒勞。他的努力對城市文化的傳承起了深遠的影響。
名山先生對常州傾注了深切的情感,為保護一方民眾的安危作出了努力,對城市文化形成了深遠的影響。
1、 辭官歸田
錢名山的一生,除了在京為官的三四年和抗戰期間避居上海的八年,其餘近六十年,都與常州相濡以沫,不離不棄。
錢家在常州是一戶書香門第,世代書香盈門。名山的祖父錢鈞(1819-1877),號廉村,自稱“平生無他嗜好,惟愛書成癖”。他的愛書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他總結自己的一生:“百年事業總荒唐,卻有平生如意事,書滿青箱。”他曾取古人“讀書便佳,為善最樂”語意,名其堂曰“佳樂堂”,著有《佳樂堂遺稿》。錢鈞之子錢向杲,即名山先生的父親,光緒元年中舉,購地築“寄園”,隱居其中,平生慷慨尚義,關心國家存亡,歷時十年,著成《夷夏用兵鑑古錄》40卷。他有詩云:“寒窗依舊一燈青,歲歲埋頭史復經。”
在濃厚的家庭文化氛圍薰陶下,錢名山自幼飽讀詩書,16歲成秀才,19歲在南京鄉試中舉,29歲在河南參加會試,中第16名進士。他的文章得到的評語是:"行文奇秀,用筆豪邁,自鑄偉詞,不拾人牙慧。"由於他不喜歡館閣體的書法,沒有入翰林院,以二甲進士授刑部主事。在朝中,他曾屢次上書言事,都被留中不發,切身的經歷,使他對清末內憂外患的局勢、腐敗無能的朝廷感到徹底失望,於1909年毅然棄官回鄉。
名山先生對自己歸鄉的決定很欣慰,似乎早已心嚮往之,身心輕鬆,愉悅之情難以抑制,他渴望著親近故鄉的一草一木。他想像著掙脫宦海以後的鄉居生活,一如陶淵明的情趣:“獨自昂頭人海中,西山晴翠接高穹,何來宦味如秋燕,莫負冰心語夏蟲。誰為江河憂日下,休將身世慟途窮,還鄉須覓中山酒,長醉溪頭荻葦風。”
1914-1932年,他在常州東門外的“寄園”創辦書院,英才輩出,聲譽卓著。
授徒之外,他著書立說,賑災救難。他的著作頗豐,主要有:《名山集》《續集》(三集至九集),《名山文約》,詩有:《謫星詩集》《名山詩集》,詞有:《謫星詞》《名山詞》《海上詞》。
1937年,抗戰爆發,寄園毀於戰火,名山先生被迫攜全家避居上海。1944年,名山先生因胃病突發去世,歸葬常州,聞聽噩耗,避難內地的寄園弟子們自發在重慶舉行追悼會,鄉賢吳稚暉主持追悼儀式。如今,名山先生安眠在故鄉的地下已60多年,他的道德文章,在江南廣為傳揚。今年,常州市政府作出決定,在名山先生寄園原址附近,擇地上百畝,建造菱溪公園,恢復寄園風貌,人們稱讚此舉為民心所歸之德政。
2、親親仁民
名山先生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博愛仁慈馳譽江南。
早年,錢氏的姻親謝氏連遭家毀人亡的大難,辭官回鄉不久的名山先生,把謝家的長子謝玉岑(著名詞人)接到寄園讀書,後來,其弟
謝稚柳也到寄園就讀。當是時,嫁到謝家的姑母錢蕙蓀,為了完成丈夫與兒子的夙願,提出了刻印《謝氏家集》的想法,名山因棄官回鄉,經濟拮据,但他很重情義,靠教書鬻字,終於使《謝氏家集》成書。鄉人皆稱道:“錢名山的道行德性可知矣!”
名山先生對普通民眾的疾苦充滿了同情。他有許多詩篇反映深切的愛民情懷。
“為有未償錢十萬,遂使夫妻不相見,何況田家生計艱,年年水沒銀河岸。”這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真實寫照。
“蓬頭小女茅房住,東方明時挑菜去,春寒少雨土脈堅,星星薺菜小如錢,腹空惟有隔宵粥,日高挑得盈筐綠,市人持稱不容情,兩則有餘斤不足,得錢與母持換米,明日提筐還早起。”這是“挑薺女”的辛勞生活。
“灼灼枝上花,垂垂澗邊柳,女年十八九,嫁作農家婦。嫁作農家婦,力作何時休,不見天上星,織女重遷牛。五月天氣熱,二麥正登場,播揚從天風,面鬢多刺芒,十月天氣寒,柴場置稻床,稻多落手重,指痛腕欲僵,發焦炎夏日,肌粟早天霜,生兒不用臥,上?煮黃梁,自作田家婦,但有日夜忙,不見城中婦,垂老尚有色,惟有鄉村婦,三十如五十,試將城與鄉,兩婦齊肩立,年紀雖復同,貌若姑與媳,同荷生成恩,流光何太急,但訝村婦老,使知農民苦,如何苦農民,願以告聖主。”村婦的生活,在他筆下是那般細膩逼真,可見他與農民的生活貼得很近。
他慨嘆:“嗟哉赤心不變可奈何,人間痛毒何其多!”
他還寫過一首《凍死人》,讀來催人淚下。“老夫夜臥重衾底,絨繩裹衣不去體,默念街頭凍死人,此心耿耿何能已,一更二更凍到骨,不覺生來有膚革,三更四更凍人心,玉壺冰結如堅金,五更以後不復凍,魂魄已落陰山陰,借問死人數多少,月千歲萬堪稽考,男兒或者不自強,婦孺何辜死當道,不須憑弔古戰場,已見民生日凋耗。”
為了一方民眾的安危,名山先生牽腸掛肚,奔走呼號,甚至不惜以老弱的身軀挺身而出。
清光緒三十二年,陽湖東北境芙蓉圩大水,田野、道路一片汪洋,唯墳墓在水中有青意,居民伐薪曝之屋背,而樹林稻根亦盡,其民走外縣乞食於各鄉者不絕。名山先生參與賑務,忙於晝夜奔走,不辭勞瘁,既賑其災,又為之講水利。先是圩心之民,欲戽水出圩外,水經過圩邊之田,田主以水經過其田,於已田不利,不許,常有鬥毆爭訟之事。名山先生即鬻書集貲,購圩田鑿而浚之,永為公產,使圩心之水出圩外。比年雨水少,圩田土熟。從此圩民不但永息爭端,而且農家肥料蒙其利,至今過其地而問之,雖三尺童子,猶盛稱名山先生之德為不可及也。鄉民為酬謝他的辛勞,鑼鼓爆竹喧成一片,隨後抬送著"曲全水利"的一方匾額來到他門前。他沒提防這一著,堅決拒絕,後來敵不過鄉民們的誠意,只好讓他們懸上廳堂,過了幾天,就叫人拆了下來。
離常州城約百里之馬跡山,於1930年遭災欠收,山民不飽,多斫樹根,有餓斃者。名山先生專程到無錫,在公園鬻書,所得潤資,全部用於賑災。賑資不夠,他又約常州文藝之士賣字畫參加賑災,並把馬跡山遭災的訊息傳播到上海,徵集到書畫什二千金。他還告訴無錫人,"馬跡山昔者實隸錫。"於是錫人大施錢穀。名山先生遂挾麵粉數百包,稻穀百餘擔至馬跡,一日散畢。
1934年,江南饑荒,溧陽最嚴重。名山先生趕到無錫,應紅十字會之請,鬻書振宜溧之災,得四百金。返到常州,宜溧難民至白家橋,名山先生趕緊把四百金全部散給災民。其後難民聞風大集,約四五千之多。邑人聞先生之力司其事也,得道者多助,皆踴躍參與賑災,不待募捐而仁粟義漿塞錢氏之門,先生遂於東坡艤舟亭上發給資糧。鄉人傳有觀音大士降。當時,東坡園艤舟亭,以及公益處所,都住滿了鳩形鵠面的難民,還容納不下許多人,幸而有空屋的開明士紳同情他的苦心,共同回響,讓出空屋,並且 踴躍地捐了很多錢財食物。捐助的人越來越多,先生說:"我不準備編印徵信錄,如果不能取信怎么辦?"捐助者都說:"錢先生在這裡辦賑,我們是不需要這些的。"
幾年後,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災,而當政者仍然固守常規,不肯把囤積的糧食散發給飢餓的百姓。名山先生見之,忍無可忍,奮筆疾書一篇《讀孟子齊飢章》,大聲疾呼,怒鳴不平:“嗚呼,積穀防災,積而不散,吾不知其說也!”他憤怒地說:糧食不是官紳種出來的,而是農民種出來的,農民是糧食的主人,而官紳只是代為農民看管糧庫鑰匙的人,現在主人飢餓,而看管糧庫的僕人卻不肯開倉,“此誠倒行逆施之事,我不知其說也!”濟世利人,為民請命,名山先生不遺餘力,傾力而為。
作為正統文人,名山先生擁有深廣的平民情懷,一生中,他為許多具有精神風骨的平民樹碑立傳,目前已發現常州地區有三十多部家譜的譜序出自名山先生之手。名山先生做這些文章,目的並不是為某一人、某一家族“歌功頌德”,而是為了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傳承城市精神,弘揚社會正氣。
對於在侵略者面前剛強不屈,而且能奮勇反擊,以身殉國的普通人民,他予以熱烈讚頌。常州現存一塊《大江東去》碑,銘刻的就是嚴氏一門的剛烈事跡。名山先生在碑文中寫道:“河塘橋畔,有少蘭嚴氏,骨如生鐵,丁丑年間罹大難,父子奮身搏賊。男喚杏根,女名壽菊,痛灑全家血。中原萬里,誰家有此奇烈!忠孝門庭,英雄兒女,皎若中天日。堂前流水,為君晨夜嗚咽。”
3、鐵骨錚錚
名山先生之於常州城,是仁愛的化身,也是正義良知的化身。他不畏強御,時恤鰥寡,遇地方上豪紳猾吏之橫行鄉里,而民間善良蒙受冤抑者,輒作不平鳴,必為之奔走呼籲,伸
張正義,為文以告當世。他曾經說:"我欲為天下除大惡"。
光緒三十二年,鄉人錢舜華為其兄營葬事而受邑紳惲某橫加凌辱,致銜冤以死一案,一時激起很大名憤。名山先生憫舜華死事之烈,而恨惲紳之仗勢欺壓也,為之立傳,聲之京師。這樁冤案,舉國震動,一時之間,聲援名山先生的大有人在,人們紛紛表示:錢某孤掌無援,我助之!”無錫兵部主事、浙江道御史等加入了聲討行列。滿城譁然,斥罵惲為狗頭,邑令為狗尾巴,惲震駭,避匿上海租界,一面向督撫暗通關節,雖得開脫,而惲紳之膽落矣。此事有《烈婦洗冤錄》石印本,乃名山先生親筆書。
名山先生因愛生勇,懷著強烈的正義感,為聲張百姓利益,怒斥不良官吏。有一次,有人把買到的明代一個皇帝的遺像請他題字,他拒絕了,當然潤資也拒收。他認為封建皇帝殘害人民的惡人最多,他對國民黨的禁令嫉首痛恨,寫有一首《金縷曲》:“不道年荒鴻滿野,竟是從旁袖手,遮望眼華堂傑構。寄語鄉人休借問,敝衣冠觸當門狗。牛口內,無還豆!”
1918年發生了一件寄園弟子"毀佛案"。常州城中有二賢祠,在東門艤舟亭旁,紀念兩位鄉賢薛方山和唐荊川先生。東門富商戈蓮生與邑令姚紹之為寄親,稱霸一方,改其祠為觀音堂。名山先生的弟子唐玉虬,為荊川後裔,聞之大憤,約同學數十人游艤舟亭,擁入祠內,將所有佛像搗毀,棄於河塘內,回至水門橋堍,戈蓮生已帶著數十人趕到,聲勢洶洶。名山先生此日入城訪友,不知已,先生歸,聞言大駭拍案曰:"危哉,今日之事,如果遭工人圍毆,可若何?"即在黑板上寫:"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今日之事有登高臨深之危,可不戒乎?"又安慰道:"事已至此,不用怕,且沉機以觀其變。"數日,戈蓮生向縣上控告:寄園弟子倚勢橫行,搗毀公共佛像,破壞地方治安,流氓行徑,出於洙泗,斯文掃地矣。先生笑曰:彼辱我,不校也,然二賢祠必恢復,講理可耳。即日寫《與人論二賢祠書》,刊印數十份,請人散發。沒過多久,此案無形撤銷,觀音堂出讓,二賢祠恢復,戈到寄園向名山先生道歉,先生一笑置之。
名山先生是人民詩人,也是民族詩人,他對欺辱中華的外敵深懷痛惡,對表露民族氣節的勇士敬佩之至,大加讚譽。
名山先生中進士後,按當時規矩,新進士必須入進士館學習三年,否則無出路。名山先生入館見西洋教習登壇宣講,群進士執筆謹記其語,以為無恥,歸而大書其壁:"生若入進士館,死不上先人塋。"
名山先生專門寫了一首詩讚揚台灣抗日英雄簡大獅,詩寫得很沉痛,事情發生在光緒乙未年,我割台灣予日本,台民簡大獅與日軍力戰一年多,在廈門,簡大獅被當政者捕獲,妻女皆死,簡大獅說:“我與日抵抗才落到這個地步,我反倭而非反大清,今天我被中國官吏殺死沒什麼憾恨,如果把我交給日軍,我死不瞑目呵!”可是,當事者竟然綁了簡大獅獻給日軍極刑處死。後來,簡大獅的弟弟簡大度帶兵抵抗日軍不幸也戰敗。名山先生了解了簡大獅的英烈事跡後,有感於簡大獅的忠烈和當政者的昏庸,憤而作詩:“痛絕英雄灑血時,海濤山涌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
1937年,蘆溝橋事變初起,淞滬全面戰爭還未爆發,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在廬山商討和戰大計,時局一片沉鬱,名山先生率先在《大公報》上發表一篇題為《必戰》的文章,主張非戰不足以求存,他對抗戰必勝的信念很強烈。他強調抗戰,強調中國和日本自甲午以來的血海深仇,“此仇不報不用生!”我中國人也,豈願中國亡於異族!八一三初期三個月的淞滬血戰,果然捷報頻傳,更增強了他的主戰信心。他興奮極了,每天買了許多報捷《號外》贈送給過路的行人和鄰居,有時在外面回家時買了沿路散發,讓人們儘快知道勝利的訊息,他熾熱的愛國心感天動地。
4、續火傳薪
上世紀二十年代,錢名山先生在家鄉率先建立了名為“孝仁鄉書會”的讀書會,把自己的藏書作為公產,提供給鄉民閱讀,“有志於學,愛惜書本,不暴殄者,雖吾祖之書,亦可得而假也。”
近代社會隨著新知識的傳播,一些地方開明人士普遍重視民智的開發,積極投身於地方文化事業,人們力圖通過自己的文化優勢為地方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錢名山特別讚賞無錫開明紳士榮德生開辦大公圖書館及編纂《敘文彙編》的舉動,他在為該書所作序言中說:“今榮群聚其書而公之,恐讀者之不至,而印行其序而致之,意者將以挽回今世不悅學之風,而致其書之用於天下乎?”名山先生雖沒有榮氏家族那樣的經濟實來開辦圖書館,但他舉辦鄉書會的目的,與榮氏開辦圖書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名山先生於辛亥革命後,37歲時束髮作道士裝,縱情山水,肆志著作,設館授徒於東門寄園。以園中快雪軒為講授之處,最初弟子五人,後執贄者不遠千里而來,不數年而至三十餘人。
名山先生教書育人,務導之以其所近,不強人所不好,亦就其資質之高下而施教焉。講授之課,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無所不包。要之取精華,去糟粕,皆有益於世道人心之學。講授時,深知弟子之學力,略其易而抉其奧,手批口講,喜笑怒罵,神采飛揚,無不引人入勝。聽講弟子,心領神悟,津津乎味在酸鹹之外矣。旬日作文一次,出有五六題,經義、論文、詩賦皆備,任弟子選擇之。每次作文期兩日,先生嘗謂弟子曰:有的論文題,非涉覽各書不能下筆。兩日為期,是使汝等在作文時多看書,且不易忘也。
先生批卷,一篇之就,可立而待。弟子環侍左右,驚喜交集。蓋一字之貶嚴於斧鋮,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授課時,弟子萃集一堂,課後散歸各居自習,而先生時時親往督教焉。先生對弟子一節之善,一句之奇,如獲異珍,誦之不去口。弟子問學之心日益堅,進取之志日益銳,而得一藝之造就,皆先生獎掖之力也。
名山先生設館十九年,四方之士,仰先生之道德文章,為當代之經師人師,皆欲執經問義,一登龍門為幸,至是而及門與私淑弟子遍各省矣。江南才子、張大千的藝術知音謝玉岑,藝術大師、古書畫鑑定家謝稚柳,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畫家馬萬里、鄧春澍,詩人伍受真、王春渠、錢小山、錢仲易,還有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化碩儒虞逸夫、錢瑟(王字旁)之、羊淇、羊漢、謝伯子、汪仲陽、楊維良、王道平(台)等一批文化俊傑,均為“寄園”弟子。
寄園是書院而非私塾,私塾是蒙童啟蒙之所,而書院是傳經論道之所;私塾的學童往往是本族的孩子,而寄園學子近悅遠來,雖有部分家族內的幼童跟隨學習,但更多的是學有所長的提高者;私塾課本為初級的三字經、弟子規等,而寄園的課目以經、史、子、集等經典文獻為主,常常談古論今,激揚文字,縱論天下時勢,商討強國之策。
名山先生創建的為時近20年的寄園,是常州最後一個古典書院,可能也是中國古典書院的終結。常州自古文風盛行,歷代書院之盛,綿延不絕。常州書院的歷史起始於北宋崇寧年間(1101-1106),第一所書院是“城東書屋”,由理學名儒周恭先主講,不久另建城西書屋,由周恭先及其弟弟周孚先一同主持。周氏兄弟又延聘理學大儒楊龜山先生到常州講學,他在常州居住了18年,其講學之地,後人稱為“龜山書屋”、“道南書院”,著名的無錫東林書院,最初也是龜山先生的講學之所。楊龜山是蘇東坡之後又一個自願客居常州的大學者。明朝,常州人民修建了“二賢祠”紀念東坡、龜山兩位大師。由於楊龜山先生的傑出貢獻,常州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要津。此後,常州書院綿延不絕,文獻中記載的還有:延陵書院、城南書院、青山書院、三近書院、龍城書院等等。龍城書院培養了一大批才俊,如:
洪亮吉、孫星衍、黃仲則等,清代大詩人袁枚有詩讚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亮吉)顧孫(星衍)楊名擅場。中有黃(仲則)滔今李白,看湖七古冠錢塘。”
如果說道南書院、龍城書院為常州地區奠定了“高揚的文化風骨,和堅實的學術底蘊”,那么名山先生的寄園則在民國初年傳統文化嚴重滑坡的時代背景下,為常州文脈的繼承延續作出的貢獻,為常州留下了寶貴的“讀書種子”。有學者評稱:“先生束髮髻,著道士裝,不問政治,與田夫野老相往來,並以講學、授徒為業,著書、鬻書達二十餘年,常州之學風繼惲敬、張惠言、孫星衍、洪亮吉後為之一振。吳江學者金松岑稱錢名山、高吹萬、胡石予為江南三大儒。”
名山先生的教誨給予寄園弟子們終生的深刻影響。
錢小山先生從小在寄園讀書,15歲自編詩集《結網吟》,名山先生高興地題詩:“留得家門風雅在,中原文物未消沉。”解放後,他擔任常州政協、文聯和書協的領導工作,關心常州文物保護和文化建設,,為常州地區名賢先哲的故居建設和紀念活動盡心盡力,先後倡導和支持對唐荊川、惲南田、趙甌北、黃仲則、洪亮吉、段玉裁等人的學術和紀念活動,他以自己的古典詩詞和書法實踐,帶動和影響常州地區文學藝術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繁榮昌盛。
謝稚柳晚年專門寫了一篇情深意摯的《憶寄園》,六年的寄園生活,為謝稚柳的學識及藝術修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們問及他的藝術道路,他總是說:“我是從寄園走出來的。”十六歲那年,謝稚柳住在名山先生的小房間裡,畫了一張梅花,名山先生看了,說畫得太散了,隨即把收藏的古代字畫拿出來給他看,這使他大開眼界,書畫水平大進。最令他難忘的是那張一見鐘情的陳老蓮的《梅花》,決定了他書畫的半世生涯。後來,他的書畫,達到與陳老蓮幾可亂真的地步。
程滄波13歲國小畢業後,即到寄園學習古文,博覽經史。在名山先生的悉心授業下,他的古文基礎大有長進,他很推崇名山師,說:“先生之學,不拘名物訓詁之微,而宗文章義理之大者。故十三經、通鑑、諸子,為寄園之正課,而三通與宋元學案附麗之,寄園之徒,無長幼賢愚,談二十四史如數家珍。”程滄波頗有乃師的遺風,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時,他剛正不阿,辦報頗有主見,嫌惡揚善,對國民黨官場上有些不顧百姓利益的行為嫉惡如仇,為了堅持辦報的獨立性,他多次與國民黨上層發生衝突。他很早就提出:“本報為黨之喉舌,即為人民喉舌”的新聞觀。。
5、文脈所系
名山先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者、集大成者和現代終結者。他的經世精神,他的不立宗派的精神,都是常州人文精神的體現,儘管他表白自己既不是“桐城”,也不是“陽湖”,實際上,其不入時流的精神正是陽湖派精神的體現。
名山先生的治學方針,有自己的抉擇和觀點,不崇尚哪一家。“直須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後行”。他跳出了漢宋學派和古今文派的圈套,反對考據訓詁,認為瑣屑不足道,足以汩沒學者的性靈。他批評鄭康成不近人情,疏證家孔穎達之流更是心勞而功絀。他認為乾嘉時代的考證是受了文字獄的影響,不敢發表自己的正直意見,恐怕闖禍滅族,所以逃避到考據的領域裡去躲風險,弄成和做八股、包小腳一般的學術。當他在北京時期,梁啓超和他談宋學,梁先生那時還沒有搞維新,他對名山先生說:“當今世道陵夷,總須先立乎其大者。”當時,名山先生正值年少氣盛,不以為然,認為梁先生的話有些迂闊。後來梁先生的思想變了,而他卻頗讀程朱之書。他對於宋學的批評,認為過於空虛,他的補充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便是“格物”,學者只求“致知”而不“格物”,則一切學問都無著落。他的文章的形式和內涵,近於韓、蘇。他主張文章要說理,要條達,要言之有物,所以他不贊成鋪張堆砌式的《昭明文選》,更討厭曾子固的灰黯生澀文字,他對於曾國藩所說陰陽剛柔四象,絕對排斥。所以他的文章既不是桐城,又不是陽湖,非但不是,他對於方望溪、姚惜抱、張皋文、惲子居,根本就瞧不起。他常說,世人大抵好言“派”,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文章在天地之間,有什麼“派”呢?所以他文章的特質,自己說得很明白:“鄙人文字既無宗派,又復空疏,不足與百年學者比;竊取之義,惟有不平二字耳。”於此可以約略看到他文章的風格。
名山先生最自許的是詩,認為自己最足傳世的作品是詩。少年時期,他的詩集題名便是“傳我室”。他對詩的內容和主張,是崇尚性靈,“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是嚴滄浪的說法,他相當同意。但他主張多多誦讀古人的作品,取其“辭備”,以為辭不備不足以成文,“性靈”也難得表現。他常說文章要多寫,多寫則熟練;詩要少做,因為詩是天地間的菁華,哪能做得如許好詩,如果一摸一首,此唱彼和,必無好詩。詩王杜少陵他對之也有微詞。可是小名家有一二雋句,他會特別提出來叫人欣賞,以為詩是天籟,詩的遭遇和詩的環境,各有各的觸發,大手筆鯨吞不了小家數,月亮的光芒,並不能掩沒華星的稜角。這是他對詩的論據。陶淵明詩是好的,人品好,所以詩也好。胸襟超脫,所以詩境也升華。初唐是盛世,詩窮而後工,盛世反而無好詩。天寶以後,流離顛沛,詩人輩出,李、杜就生在這一時代,論意義,當然是杜勝於李,論風格,李卻有“並剪哀梨”之快。少陵尚有澀句,“借問何為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所以少陵少見天籟,太白不善人工,長處在此,短處也在此。昌黎句奇語重,七古尤可作為模範。義山要有目光去欣賞,香山諷議稗政,且文從字順,“老嫗都懂”,但香山的詩做得太多,流於平淡,乃其缺點。北宋僅取東坡,南宋極推崇放翁,“翁詩往往說恢復”,因他是民族詩人,有氣節,所以特別崇尚。金、元取元遺山、倪雲林,“遺山筆力雄千古,不及雲林字字珠”。因為雲林有澄澈晶瑩的妙處。清代王漁洋有性靈,晚清以龔定庵為殿軍,定庵詩足當“哀感頑艷”四字。這些論述,表現出名山先生對詩的自負。他的一生,對人對事,一切都很謙抑,惟獨對詩是例外。他有一首《金縷曲》:“平生情性原天賦。最喜是古風近體,引商刻羽。聲味色香皆絕妙,那不流傳千古?莫自痛年華遲暮。死後精靈應不化,繞天涯聽唱新詩句,即是我,心開處。”老人的真實、率性,是那般可愛,一如純真的童心。
名山先生最自豪的是自己的詩,“我以詩事天,不得無詩死。氣急言語盡,尚有心在此。”他一生留下的詩共1100多首。常州早在清代即稱“詩國”,而名山先生被譽為:“常州詩伯”,與黃仲則、趙翼、張惠言、洪亮吉等齊名。
清代初年,常州即有詩國之稱,“毗陵詩國千年事”。當時常州的詩界,先後出現過“毗陵四家”、“毗陵前後七子”等眾多詩人,群星燦爛,各有千秋。“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的是黃仲則。清代常州稱詩國,一因清代在常州形成了詩詞的群體與部落,二因常州詩歌在清代有其鮮明的特色,即求新、求異、求變。代表人物,公認的有:黃仲則、趙翼、張惠言、洪亮吉、錢名山等。論生卒年代論,錢名山是最後一名榜上有名者。他的詩詞創作受到了前輩鄉彥的重要影響,又獨標領異,當之無愧地成為常州詩國部落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精神傳承者,為常州詩國大廈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浩如煙海的常州名人資源,最大的特色是:國學人才多,國學根基深,國學成果豐碩。常州歷代湧現的國學大家有:季札、蕭衍、蕭統、蕭穎士、劉勰、唐順之、莊存與、李兆洛、洪亮吉、趙翼、趙元任、吳稚暉、呂思勉等,深受常州學派影響的國學大家有: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等,常州人的學術著作、學術成就,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彪炳史冊,值得大書特書。
錢名山在政局動盪、文風黯淡,封建帝制地動山搖的時代背景下,捍衛了傳統文化的尊嚴,蘊育了讀書崇文的種子,傳續了中華國學的經脈,使兩千年來一脈相傳的地域文化資源沒有出現斷層。
結語
名山先生是常州的一部傳說,一段榮耀,關於他的許多故事流傳在一代代常州人的口中,口口相傳,成為美談。
他幼時即異常兒,好食橄欖,有人問他:橄欖不甜,你為什麼喜歡吃?他回答:稍遲則甜矣。他早慧過人,六七歲時已能屬對,塾師出上聯"一群雁",他答"數點鴉"。
19歲赴南京鄉試,尚未入場,即在寓所署其門巴曰"癸巳解元錢某寓",同考者都嫉之以為狂。
名山先生性至孝。在京供職,一日,聞布穀環鳴其居,布穀者,相傳為孝子尋親所化也,他心知有異,兼程歸,果然,其父已臥病在床,月余而卒。先生感布穀之催歸侍疾,作《孝鳥吟》,其意欲勸告世上人,毋以名利為重,而失人子孝養之職。
鄉民們對名山先生也深有感情,抗戰初期,常州遭到敵機濫炸,名山先生的弟子陸仲卿,在離城三十多里的禮嘉橋,僱船來接其全家去暫避。他一下船,許多鄉民見了他都拱手行禮,扶老攜幼、爭先恐後而來,他們都捨不得名山先生離開,但為了避難,又催促其快些離去,鄉民們的真情流露,令名山先生淚濕眼眶。
名山先生去世後,鄉人私謚“貞愨先生”,也有人建議作“清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