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翅

全名為：《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作者莊孔韶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是中國解放後培養的第一位民族學（人類學）博士。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和人類學系博士後。

基本介紹

• 書名：銀翅
• 作者：莊孔韶
• ISBN：9787807680871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全名：銀翅——中國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
• 作者職業：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 作者作品1：《父系家族公社形態研究》
• 作者作品2：《教育人類學

出版信息

作者: 莊孔韶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副標題: 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
出版年: 2016-6-1
頁數: 471
定價: CNY 48.00
裝幀: 平裝
叢書:社會學經典文庫
ISBN: 9787807680871

內容介紹

著名學者林耀華教授以中國福建省閩江邊鄉村的兩個農人家族為線索，描寫和分析了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30年代地方農業、商業、船運、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宗教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會文化生活，寫成了一本書——《金翼》。莊孔韶教授通過《金翼》這本書首次認識了福建鄉鎮社會的過去，然後5次訪問《金翼》一書描寫的同一縣鎮，追蹤金翼之家的後裔和書中的尚存者，訪談400餘人。最後寫了《銀翅中國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現在，這部《銀翅》對《金翼》而言，已非一般故事性續本的設計，也沒有採納英語學術圈通行的“標準”論文的單一寫法，而是使它成為一部由淺入深的隨筆、民族志、分析與論證等方法合一的學術作品。

書中匯聚了中國福建某地方社會數十年的滄桑變化，人事更替和文化傳承，並由作者釀出新意。

全書融人類學隨筆、民族志、訪談、史料與田野分析、實證與直覺觀察於一爐，所提供的寫作系統與方法論，旨在闡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與差異。

《銀翅》採納了多種寫法，雜然前陳的構架，有的章節使用中國文人隨筆和民族志形式，有的章節以敘述為主，穿插即時的人物對話，當然也採納人類學界流行的“標準的”論文格式，有時在一章之內不同小節容納了完全不同的手法。在隨筆民族志穿插學術分析時，可以感受到現代人類學的意義和影響，與隱語的貫通。

目錄

林耀華序

作者導言

簡體字版序

第一章 重訪金翼黃村

第二章 農人與田制

第三章“漢堡包”結構：新紳與軍人集團

第四章 谷地之火

第五章 後——張魯杜會大實驗

第六章 革命的思維與行動

第七章 銀翅舒展

第八章 鬆軟的田埂

第九章 在流通的鏈環上

第十章 宗族與房的理念與行為

第十一章 家族主題變奏（一）

第十二章 家族主題變奏（二）

第十三章女神陳靖姑信仰第

十四章 並存的詮釋與選擇（一）：道教與佛教

第十五章 並存的詮釋與選擇（二）：儒家思想及其制度

第十六章 並存的詮釋與選擇（三）：基督教

第十七章 文化與人事的過程

第十八章 反觀法和文化的直覺主義：一個擴展的討論 。

作者簡介

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問研究員（1997－1998）。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民族學會理事，中國人類學會理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遺傳學會國際倫理道德委員會委員，美國攝影師學會終身會員。著有《父系家族公社形態研究》（1983）、《教育人類學》（1989），影視人類學片《端午節》（編導和製片人，英文版錄像帶，美國1992年瑪格瑞特米德電影節入圍片）、《水漫三峽》（1997）、《懷想——北京“新疆街”的時空變遷》（1999）。另有現代詩集《情人節》（1995）、《北美花間》（1994）和個人攝影展《美國與中國》（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金翼》的接續研究成果——《銀翅》。現在出版了《獨行者——人類學隨想叢書》五本。

1988年成為中國解放後培養的第一位民族學（人類學）博士。

創作經歷

從“金翼”到“銀翅”（莊孔韶）

1984年林耀華教授把他的英文著作（金翼）借給我閱讀，他細膩的人類學、社會學觀察深深打動了我。《金翼》在1944和1948年首先用英文在美國和英國出版，現在已有了兩個中文譯本（宋和譯本，桂冠圖書公司，台灣，1977；莊孔韶、林宗成譯本，三聯書店，北京，1989；香港，1991）。該書為學術著作，卻使用了小說的形式，林師以中國福建省閩江邊鄉村的兩個農人家族興衰為線索，描寫和分析了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30年代地方農業、商業、船運、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宗族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會文化生活。該書被當時著名人類學家費斯（Rampd Firth）讚譽為：“如竹葉一般，它簡樸的形式下卻隱藏著高度的藝術。”《金翼》與一般小說不同之處在於全書最後一章為學術總結，告訴讀者人類學、社會學是如何發現農民生活變遷的原因。然而自1936、1937年林先生寫作《金翼》前的最後兩次田野調查，距今已逾半個世紀，其間社會滄桑與人事遷移，黃村及其所在縣鎮發生了哪些變化呢？人類學如何提供新的鄉土民族志並發現進一步的解釋性理論和方法論呢？這是筆者後來重訪“金翼”黃村時經常思考的問題。

1986年至1989年我5次訪問了《金翼》一書描寫的同一縣鎮，追蹤金翼之家的後裔和書中尚存者，訪談400餘人。在累積一年兩個月的實地調查後，開始我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1920～1990）之撰寫。筆者發現，本世紀中葉以後，金翼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失去了廣泛的社會聯繫。如果本書僅循著東林家後代人物關係，展開續本的構架將會受到相當的局限，於是改為以金翼之家後輩生活經歷與地方縣鎮眾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的社區過程研究，尤其強調田野工作與中國哲學、歷史文獻、人物思想、政治過程與文化行為的關聯分析。現在，這部《銀翅》對《金翼》而言，已非一般性故事續本的設計，也沒有採納英語學術圖通行的“標準”論文的單一寫法，而是使它成為一部由淺人深的隨筆、民族志、分析與論證等方法合一的學術作品。

重訪金翼黃村的隨筆首先給關心東林後人的讀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文人喜歡的引子。為了做些歷史的補充，我追述了金翼之家的族源、玉田縣的土地制和租佃制，對田賦過程做人類學觀察。當我觸及人類學關於基層社會結構的題目時，不僅可以看到清代末期和民國初期，福建鄉鎮社會實際延續下來的舊紳階層與新紳之分化；而且發現了在人類學中一直被忽略的軍人角色，這使我得到一個“漢堡包”——有軍人卷人的中國鄉鎮縣社會的層位結構之論述。

黃村土地改革紀實，包含了民眾大會、劃分階級和志司之死的過程，闡明了1949年革命前後的縣鄉社會結構之區別。人類學考察注意到在激烈的階級原則下，舊的文化協調方式仍微弱地存在著，文化關聯並非全然消失。互助組時期農人的熱情沒有在合作化時期繼續保持下去，在本質上並不是過高估計農民合作的積極性，而是集體化的構想及其實施未能與農人的思維。鄉村制度與文化相協調，人類自願原則未能得到尊重，個人利益未能在一種經濟聯合體中得到照顧，然而一種表面的合作積極性卻掩蓋了政治的迫力。我把人民公社運動稱之為後一張魯社會大實驗，涉及到毛澤東人民公社思想淵源及其脈絡的擴大分析，包括人民公社進程和它的嚴重後果，並與中央政策過程相結合加以說明。那時社會組織的特徵和上下層溝通的蚌狀結構是烏托邦社會改造思想推行與盲從的基礎。筆者有興趣繼續討論中國鄉村社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位置，對思想和政策文獻之梳理表明，文化革命的政治與權力之爭主要是在城市，鄉村不過是一個附屬地帶。農村基層的“路線鬥爭與奪權”僅僅是上層角力的一個下層延續。應該重視的學術問題是：毛澤東及其擁護者如何在文化革命中，重新貫徹在本世紀初未曾實施的嶽麓山新村計畫，以及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失敗了的鄉村社會改造理論。

在未曾間斷的政治運動中，農人生存方式的調節是巧妙進行的。筆者提供了金翼之家、黃村乃至玉田縣新生計、銀耳等食用菌在民間培植與推廣的社會過程，民族志反映了福建地方文化兩大特徵之相互諧調，以及地方農人繞過“極左”政策壓抑而發展新生計的才智。隨後，人民公社體制向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責任制之適應性轉換，可視為政治對文化的妥協，即承認文化的連續性和否定文化中斷的可能性。鄧小平的生產責任制的確使農人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生計的機會。筆者以與各類人士的訪談記錄分析和夾敘夾議的形式，反映出生產責任制在黃村的實施過程、農產品價格“雙軌制”轉型時期的鄉村社會過程、新稻種推廣的上下級事務過程，也反映出在細碎土地上實行農業現代化的艱難以及鄉鎮發展的利益之爭。然而，福建地方農人的確在一個政策寬鬆的時期出色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態農業，同時也在盼望鄉鎮市場經濟和社會結構之新改觀。

曾參與過明河船運和省城、縣鎮商業活動的金翼之家，他們在50年代的公私合營與後來漫長的集體化時期也有頗多變故。這使我有興趣繼續了解明河碼頭社會群體的生活方式及他們在流通領域中的作用，並嘗試對縣以下之財政稅收諸流通環節的運轉做人類學分析。可以看到舊流通體制危機之癥結出於其組織形式幹部隊伍、流通程式和法制。筆者希望透過糧食和土產的稅收過程提供社會團體與農人利益關係的分析。

本書以三個較長的章節討論宗族、房和家族問題。以古今史料與田野觀察闡明中國人祭祖的根本原理是理念而非功利，與財產繼承無關。設祭產、寫族譜、宗族形式與組織，乃至倫理教化都是強化宗族血緣團體的措施。當代中國宗族族群認同及其先在的理念仍超乎功利的目的，鄉村循禮亦總是表現出鮮明的宗族與房的族群關係原則。筆者還樂於討論房與宗族的結構關係、宗族精神與自我實現的相互依賴性。應該說人口再生產和宗桃理念是中國親屬團體過程中永動的源泉。世代父子宗祧繼承的這一中國人宗族家族文化價值觀為哲學家所發明、政治家所強化、教育家和鄉土文人所傳播及最終由基層人民所實踐，從而成為中國人族群的重要精神支柱與行為準則。宗族、房和家族做為親屬團體的不同形態，均是親屬關係生物性與人倫哲學及社會秩序整合的結果，這促使筆者不僅注意到中國宗族和房的變化特徵，還注意到一些流行的家族形態變體。在隨後的家族問題分析中，筆者認定，在中國準一組合家族分布地區，使用目前諸人文社會學科通行的家族術語如核心（nuclear）、主幹（stem）、擴大和組合（extend and joint）家族，雖說可以提供若干時間斷面各類家族構成及其變遷趨勢，但在家族成員關係上以及動態的、具有很大變通性的家族聯結結構則需要做文化上的進一步解說。

20世紀的人類學逐漸發展了一系列理論，從早期的功能論到今日的族群理論，例如說文化是為滿足社會生存或個體之需，說文化是某族群的特殊行為趨向，說文化是人類適應環境的手段，說族群是社會文化建構的一種事實，這裡文化成了族群認同的感受、族群象徵和族群之間關係等觀念的複合體，等等。然而，上述幾乎每一個理論產生過程都是在嘗試醞釀出一個個關於文化的新的概念，大多也代表了一個個不同的認識視角，並且常常是互不可比的。這裡，數輩學人田野耕耘與智慧之積累是理論不斷進步的基礎，至今，人們還在試圖發展新的更完善的理論，以求達到儘可能圓滿的（也許永遠也達不到）人類自身認識之綜觀。過去的、今日的和未來的理論的積澱、修正與創新就是構成這一偉大綜觀的組成部分。

從福建地方文化的調研談到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其本質究竟如何表述呢？當我們設定一個古今關聯的知識視角之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崇化導民、以國統族的持續性過程，因此，今日人類學推崇以反觀的與關聯的方法做研究。如果說文化變遷過程的一端是停滯，而另一端是面目全非的話，那么，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分享的意義”（shared meaning）與“文化實踐”（emphasis on cultural practices）（Hall，1997，Introduction，p2，p3）的過程不可能是上述兩端，而是展示了一個文化的歷史旅程，儘管它始終帶著變化的某種尺度、角度與速率。本書涉及的福建地方文化研究便是這類例證。

對從中心到地方的文化儒化與涵化過程觀察，以往的人類學偏重文化的同質性，現在看起來，1，即使對同質性的內涵，也缺少對深層“文化的邏輯”的體認，其難處還在於文字表現的缺陷，即困於對不可言說之事理的書寫與詮釋。2，缺少對文化變異細部的田野關注。反之，若從邊緣看所謂文化中心，顯然是族群理論的長處。的確，該理論提供了反省文化中心主義的機會。然而動態的邊緣族群的集體記憶、地方觀念及其“歷史建構”，雖然可以成為族群認同的依據，但也可能僅僅是中心與邊緣文化互動的一種反映而已。

一個邊緣與地方社會的田野調研有益於顯示各類族群關係及其認同的某些個性（如福建人重禮俗亦重商），但不構成解構中國文化的根據。需要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多重關聯細部，特別那些被包裹在“現代時裝外衣”下的意義、目標與事件等的關聯性。這是因為“過去的社會關係及其殘餘，不管是物質的、意識形態的或其他形式的，都會對先前的社會關係產生約束，而先前社會關係的殘餘也一樣會影響到下一個時期。”（Tilly，1990，P16）同樣需要明了的是：“人類不可能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和地點，人類只能在既存的脈絡中，直接面對社會與空間的結構。”（同上）這就是在中國古典文本和田野工作中實踐文化關聯性的人類學價值。

於是，我們在大文化與地方文化的研討中，還是可以看到中國古今文化關聯的旅程圖景：1，一個崇化導民、以國統族的歷史一地理的時空範疇（關聯的、印象派畫似的）；2，精英哲學與大眾思維的貫通性，以及行為方式的傳承（如直覺思維、風水實踐等）；3，統一文字的文化認同意義（方言和漢字的文化意義不在一個水平上，前者被後者所涵攝）；4，家族主義與人倫關係的持續性；儒學要義與道佛、民間信仰的必然互補性。5，地方性與小傳統的民俗認同、個性及自主性之相對存在。顯然，眼下這幅文化圖景仍處在一個不能脫離過去的、正在描繪（impining）和把握的文化旅程（the circuit of culture）（Hall，1997，Introduction,Pl）之中。

筆者分三個歷史年份（1953、1975和1986）討論金翼之家及其所在大黃村的家族形態變遷。前革命時期高出生、離死亡、低增長的人口狀況在50年代初開始改觀，傳統生育文化觀念與土地改革後農家生計改善以及推廣新法接生相結合，促進了人口增長。然而，1953年的戶籍分析，使筆者驚奇地發現單身家族（single family）一直占相當比率存在著。這一社會現象其實是社區環境與文化規矩互動的不幸結果，同時，其他類家族也表現為形態上的發育不全和殘破。隨著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逐漸使發育不全和殘破的各類家族成長起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政策為中國人多子理念和諸類型家族人口膨脹提供了再實現的條件，呈現了一個由平均主義的社區體制、人口增長難於制止和農業經濟低度發展的循環圈。於是我們看到了大黃村各類家族發育之明顯改觀。生產責任制與家族生計單位吻合的新政策促進了個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同時也促進了農人成就大家族的願望。黃村家族結構的40年變遷反映了這一趨向，由於計畫生育政策與農人生育願望相背離，於是超生、瞞報。漏報人口成了農人生活的應對方式，隨之出現的結果還有男女比例失調，以及諸家族形制之膨脹比一般公布的統計數字更為顯著。筆者還看到，地方農人在可選擇多種組合形式的一些生計活動中，他們總是樂於將其納人家族主義的安排。

當我們把史料紀錄和現今存在的家族形態相關聯，會發現一些曾被注意和未被注意的大家族存在與維持的若干原因仍值得做新的討論和檢視，便如性愛限制便是其一。同時，筆者也嘗試提供福建農人家族分化的兩類常見過程及其地方性差異。至於人們對家族形態的選擇，既是各地中國人理解保持家族主義。父子聯繫原則的反映，又是地方家族結構變通與家族關係協調的產物。筆者建議把大陸和台灣存在或分別存在的輪值mealrotation、反哺（back-feed）和聯邦（federal）三類家族合稱為中國式準—組合家族（chinese quasi-joint family），一方面說明目前準一組合家族形態成為研究中國家族結合方式古今關聯與變遷的重點，一方面也是試圖與學術界常用家族術語：核心、主幹。擴大和組合家族系列相協調，而後面這幾類家族術語均不能套用於若干中國家族的變通形態之中。顯然，占用了相當篇幅討論關於中國式準一組合家族形態成因、結構特徵及其演化（已出現對少數民族族群的影響）是有價值的。此外，涉及到傳統中國宗家主義原則和法律進程的關係，無疑是中國社會轉型研究的一個興趣所在，筆者對金翼之家後輩房產糾紛的歷史原委、珍貴法律文獻的對照以及實地事件與人物的深度採訪，意在給讀者一個中國人家族糾紛過程的活生生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