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交(經濟學名詞)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金融秩序規劃和規則的制定主導權已成為世界大國關係競爭與合作的焦點。中國要發展成為世界強國，需要一流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謀略，也需要一流的金融外交謀略。金融外交，國之大事，必須高度重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融外交
• 背景：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
• 釋義：專業名詞
• 涉及學科：經濟學

簡介

金融外交是基於國家金融安全而開展的國際金融活動。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主權是中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經濟金融外交的核心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由以前或多或少為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而往往被動滿足外部要求的特徵，轉向了中國一貫的政治外交的核心思想——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惠。

產生這一重大變化的背景，一方面在於中國已經較深地融入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對全球經濟金融的遊戲規則，甚至是潛規則已經不再陌生，某些國家的對己一套、對中國一套的雙重標準已經失效；第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國際經濟和金融出現收縮，中國經濟金融的外部空間被收縮，風險性在加大，由外部匯率和金融動盪對中國造成衝擊的隱患已經被中國高度重視。

主要分類

國家金融安全除了受國內因素影響之外，還受國際因素的影響。金融外交一方面是為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發揮著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增強本國金融實力、提升本國金融的國際地位等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外交也在建立和發展國際金融體系、協調國際金融關係、解決國際金融爭端、開展國際金融合作、化解國際金融危機、完善和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主要形式

金融外交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為實現金融目標而開展外交活動，即以外交手段為國家謀取金融利益；另一種是指國家為實現外交目標(比如，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高本國的國際地位等)而進行的金融活動，即以金融手段為國家謀求對外關係上的利益。金融外交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金融外交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金融外交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不斷加強。冷戰結束後，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各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也是造成某些開發中國家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的直接原因。世紀之交，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通過跨國金融運作促進國家間關係發展，成為許多國家調整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重要選擇。金融力量已成為當代大國外交一種新式的、更加有效的武器，成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美國等西方國家已充分認識到，金融外交比核武器有更大的使用價值，它可以在不破壞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前提下，利用國際金融體系發展和鞏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利用自身強大的金融實力，衝擊其他國家的經濟主權，以在和平時期控制大多數國家的命運，建立穩定的全球霸權。美國二戰後位居西方的霸主地位，與掌控國際金融體系密切相關。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中列舉了西方國家控制世界的戰略要點，其中有3條與金融有關：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第二條“控制全球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顯然，美國在這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當今世界，金融外交成為各大國角逐國際舞台的重要外交手段。

英國和美國如何利用金融外交維護霸權

金融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影響產生於19世紀。從1870年起，英國等工業國家積累了大量資本，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本的效用，英國大力對海外進行資本輸出，給國際關係增添了新的因素。當時，顯示英國強大的地方不僅在於其龐大的殖民地、威名遠揚的不列顛艦隊和生氣勃勃的工業生產，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控制了近百年的國際金融體系。英國通過政府和英格蘭銀行管理世界金融體系，實行英鎊與黃金兌換掛鈎的金本位制，英鎊成為當時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40%以上的國際貿易使用英鎊結算。正如英國學者斯特蘭奇的分析，19世紀不列顛帝國出現長達近百年的高速發展和強盛，與穩定的以英鎊為支撐的金本位制有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的海外投資高達40億英鎊，占西方國家總投資的一半。英國1/4的國民財富投資於外國鐵路、港口、城市基礎設施和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英國的投資者和金融家從海外投資中獲得了高額利潤，英國成了靠投資生活的國家。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英國的經濟體系遭受戰爭的沉重打擊，英國的國庫在兩次大戰中消耗殆盡，英國從世界霸主的地位跌落下來。 1945年，英國海外資產損失40億美元，出口貿易不到戰前的1/3，外債高達120億美元，黃金儲備降至100萬美元。顯然，英國囊中羞澀，無力支撐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必然淡出國際舞台中心，讓出世界霸主的寶座。於是，另一位世界霸主粉墨登場。

二戰後，美國在規劃國際體系時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軍事力量無法成為世界霸主，因為蘇聯擁有與美國不相上下的軍事力量。美國的殺手鐧是運用其正確的戰略和強大的經濟實力，創造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通過實現金融霸權來達到實現政治和軍事霸權的目的。美國從布雷頓森林會議開始，長期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成為國際金融外交戰場的主導者。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即歐洲復興計畫，在1948—1951年之間，總共提供了131.5億美元，對西歐國家給予經濟援助。其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通過融資推動，在政治上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域範圍，實現聯合西歐各國共同抵制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擴張”；在經濟上，輸出戰後美國過剩的生產能力，實現美國國內經濟目標和對外經濟擴張。在“馬歇爾計畫”的推動下，美國穀物在世界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從戰前的10%猛漲到1950年的50%之多。70年代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歐共體崛起，特別是日本經濟騰飛，美國的金融主導權一度有所削弱。然而，痛定思痛後的美國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施展種種嫻熟的操控手段，在金融外交戰場上展開了大“圍剿”。世紀末的幾場金融危機，使墨西哥、東亞、俄羅斯、巴西等介入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金融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些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受到很大傷害。美國積極地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方案，並提供大量資金援助，儼然成為救世主，在危機中得到滋潤、獲取暴利。

世紀之交，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其觸角伸向全球各個角落，在金融領域的滲透尤為突出：在亞洲，證明了自己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巨大能量；在拉美，狙擊了“桑巴旋風”，避免了後院起火的危險；在俄羅斯，大展金融外交之身手，使之不得不放棄“冷戰思維”。美國龐大的虛擬經濟與巨大的能源消耗對世界市場的嚴重依賴，是美國急欲建立全球霸權以控制世界資金、資源和能源流向，確保美國壟斷利益的深刻根源。美國施展金融外交之伎倆及其金融外交之能量，通過制訂“遊戲規則”等各種手段，誘壓他國最大限度地開放金融市場，就是為了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霸權秩序，擴展美國的壟斷利益。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世界格局變化加快，美國感覺到了一些壓力和挑戰。但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將是世界頭號大國，是最具貨幣主權影響力和最具全球消費動力的國家，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會對世界格局發揮重要影響。

我國金融外交為維護國家利益發揮的作用

中國金融外交需要根據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作用和規律，充分調動與金融相關的各種資源，構建符合國家中長期發展需要的信用合作關係，體現互信互利，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毫無疑問，金融外交是中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日趨深入，國家之間的競爭逐漸轉移到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金融在國際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彰顯，客觀上要求金融外交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金融外交與總體外交之間的關係是特殊與一般、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在考慮國際金融時，既要保持與總體外交的一致性，又要突出金融外交的特殊性。中國金融外交在很多方面是與總體外交高度一致的：一是積極倡導尊重國家主權原則、平等互利原則、共同發展等金融外交的普遍原則；二是在國際金融領域爭取建立一個公平、合理、高效的國際金融新秩序；三是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和最近國際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向世人證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金融外交與總體外交相比的獨特性表現在：金融外交主要是圍繞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調整和改革問題展開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包括匯率安排、國際收支調節、國際儲備資產和國際貨幣等金融事務的協調與管理，其中匯率安排最為重要。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與金融外交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改革為世人關注，亦是中國金融外交首先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內政。然而，由於匯率存在外部效應，一國匯率政策的出台又不得不考慮他國的反應。既要堅持獨立自主，同時又要做到對國際社會負責，是我們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

人民幣匯率改革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需要是國家中長期發展的需要；二是當前經濟均衡的；三是遵循金融活動規律的需要。一個強勢的人民幣對中國中長期發展是有利的。人民幣匯率升降必須考慮國內經濟發展的動力和需要，同時，匯率作為交易價格，也需要考慮外部因素。為了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也考慮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財富的增長，人民幣匯率一個時期升值是必要的，儘管對當前經濟的發展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出口受影響等。中國政府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這一點國際社會是承認的。目前，西方國家完全從本國利益出發，不斷希望中國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這就違背了匯率機制的基本原則。對此，我們要站在國家最高利益的角度，審慎決策，堅持正確的金融外交策略。

一是逐步綜合推進匯率制度改革。目前，依照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和經濟、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中國需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於中國貨幣穩定、貿易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國際結算以及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

二是妥善管理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是巨觀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大額順差與大額逆差一樣都存在風險。管理好目前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僅可以使其成為巨大的經濟資源，而且是重要的金融外交工具。我國應該抓住時機，大量購買石油、貴金屬（包括黃金）礦產、森林和商業品牌等資源，分散外匯儲備資產的投資風險，同時適當增加歐元等貨幣資產為儲備資產。

三是把握好金融開放的力度和節奏。金融開放應該首先考慮我國經濟和金融安全，採取整體設計、循序漸進、有序開放，尤其要把握好金融市場（外匯、股票、衍生金融工具）開放的力度和節奏。在金融對外開放中，要重點抵擋國際“熱錢”或投機資金的忽來忽去，確保經濟金融領域的動態均衡。我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還不發達，監管能力落後，無法承受國際熱錢的投機性衝擊。最重要的是：我國完全不需要國際熱錢炒作，需要的是真正興建企業、解決就業、引進先進管理和技術、提升中國技術水平和積累人力資本的實質投資。

四是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發展戰略。第一，完善國家金融監管體系，借鑑世界各國金融風險防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構建國家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第二，建立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應對外部壓力和博弈的能力。第三，進一步改善外匯管理。用一部分美元外匯資產，加快建立健全社會基本保障基金、股市穩定基金和國家創新基金；改現行外匯結算制為報備制，藏匯於民，將企業需用外匯部分直接留存企業。第四，進一步完善金融“走出去”戰略。加快建立穩健匯率機制，擴大“一攬子”貨幣政策範圍，堅持有管制的浮動匯率；鼓勵海外產業投資，借鑑日本經驗，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和跨境支付系統；控制短期資本流動方向，開放經常性賬戶流動；鼓勵人民幣和其他貨幣掉期交易；鼓勵建立更多的海外分支金融機構，擇機收購一些戰略性股權、國際知名品牌和企業。第五，精心設計中國版國際金融治理方案。積極參與修訂全球規則和標準，反映我國利益要求和開發中國家願望；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加強周邊金融合作；倡導建立全球能源開發基金和糧食安全基金。

發揮金融外交對“走出去”戰略的支持作用

“走出去”戰略是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金融支持“走出去”戰略是金融外交的重要內容。加強金融對“走出去”戰略的支持，可以更快地培育跨國公司，提升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拉動我國經濟成長。金融支持“走出去”戰略，是保障國民經濟和外匯儲備安全的需要，也是我國金融業自身發展的需要。

我國金融業在支持“走出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例，國家開發銀行作為政府的開發性金融機構，站在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的全局高度，大力拓展國際合作業務。通過綜合授信、聯合貸款、貨幣互換、支付結算等多樣化的金融手段，積極支持國內有實力、有資質的企業“走出去”，開展基礎設施、能源開發和社會民生等領域的互利合作。開行在支持“走出去”方面，從金融工作規律入手，初步形成了一套戰略思想。一是先義後利，建立長期的信用關係；二是多予少取，不追求短期利益，也不因起步階段費時費力、風險高、回報低就放棄對“走出去”的持續支持；三是資源互換，建立互助的信用關係，既為開發中國家解決資金和技術問題，同時為我國建立海外資源長期穩定的供應；四是綜合支持，建立基礎的信用關係，幫助合作夥伴制訂發展規劃，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和培訓，增進與合作國的相互理解；五是多元服務，根據不同的項目特點和需求，採用比較靈活的形式，構造合理的商業模式和信用結構，提供多樣的金融服務；六是突出重點，特別重視利用傳統的有利因素與亞非拉國家進行開發性金融合作，加強與開發中國家的信用關係。

我國金融支持“走出去”戰略效果初步顯現。主要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投資主體結構、行業分布、地域流向、投資方式等方面形成多元化的格局。2008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突破500億美元，達到521.5億美元，為上世紀90年代末期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逐漸成為全球直接投資領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金融服務體系與功能存在缺陷，支持“走出去”尚不到位。主要表現在：一是對實施“走出去”戰略尚未形成完整的金融支持體系，未能為境外投資企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二是中資海外金融機構發展緩慢，服務效率不高，不能為海外企業提供及時有效服務；三是金融機構往往單兵作戰，在支持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沒有形成合力；四是國內銀行業國際化程度低，金融服務跟不上“走出去”戰略發展步伐；五是與國際擔保組織合作層次低，無法滿足國際投資保險需求。

金融外交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產物，是謀求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很多國家與我國合作的緊迫感空前增強，更加重視借鑑我國發展經驗，更加看重我國地位和作用，更加倚重我國市場、技術、資金的優勢，這為我國進一步拓展國際合作業務提供了發展空間。我國的金融業要把握好時機，加快拓展國際業務，繼續發揮好金融合作的引擎牽動作用，積極配合中資企業有所作為，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制訂並實施整體戰略“路線圖”，打好“組合拳”，通過金融合作推動各領域合作實現新飛躍，為實現我國金融外交戰略目標做出貢獻。

後危機時代的中美金融外交

後危機時代中美金融資本實力的改變，將從三方面影響中美金融外交關係：

首先，提升了中美之間金融外交關係的重要性。美國為實施應對金融危機計畫，必須不斷增發美國國債。在本國金融資本實力衰退的情況下，必須更多地依賴日本、中東海灣國家和中國購買。中國是否應繼續大規模持有美國國債，將對美國經濟和預算的平衡產生一定影響。因此，中國以美國國債為主的單一外匯儲備投資結構，既涉及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問題；也是中美金融外交戰略問題。

其次，為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當有國家出現美元儲備不足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提供借貸，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據美國經濟學家海寧（HENNING）估計，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提供的資金不超過1500億美元，不管是冰島，還是東歐國家，甚至英國，只要有個國家出現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會難以為繼。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配額和簽訂新借款協定，又不能不牽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需要從外交和改變國際金融秩序兩方面作戰略考慮。

第三，為推動全球金融體系多元化多樣化提供了相應的外部環境和方向。美國實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戰略，是20世紀末期全球金融體系發展方向的主流。但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拉美金融危機，從俄羅斯貨幣危機到東亞金融危機，從美國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都說明了全球化下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外匯全球性交易，衍生性高槓桿金融產品跨國銷售的做法，只會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因此，改變把“華盛頓共識”作為全球金融發展普世原則，強調各國金融發展的多樣化，倡導“北京共識”的金融發展道路，就成為重溯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內容。

隨著中美金融資本實力的改變，後危機時代，美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張，有賴於中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開放。在中國對美國、歐盟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戰略對話中，開放金融業，允許跨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是重要的籌碼。同時，中國的資本市場處於上升階段，資產價格上漲是必然趨勢，國際資本想盡千方百計都要進來，壓人民幣自由兌換和升值。完全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的金融戰略，與之相對應，我們應堅持以我為主，互利共贏的原則，系統研究我國金融開放的戰略，以利於穩步拓展中美金融外交關係。

相關書籍

《金融外交：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政治分析》

作/譯者：陸鋼 倪稼民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