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蛋一代

二元結構經濟體的“劉易斯拐點”一說經常被經濟學家引用，拐點到來之時，用工緊缺，勞動工資上漲，身處拐點之中的年輕人，找工作並不難，並能拿到一份比前輩們當年更高的工資，這樣的情況，在日本、韓國及中國台灣地區曾經上演過，那時的日本年輕人甚至被稱為“金蛋一代”。

背景

在當下的中國，雖然到處在鬧民工荒，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漲工資，但如果以民工單位工時的收入而言(他們慣常加班加點)，再考慮到物價不斷上漲的因素，全國近2億民工的實際工資增長其實少得可憐。

七八月正是大學畢業生為工作發愁的季節，“大學生不如農民工”的哀嘆卻在流行，那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自嘲是“蟻族”在爬行。

而被稱為“中產階層儲備軍”的都市白領，面對大城市裡高處不勝寒的房價，以及不斷高企的物價，除了那些能從父母手裡繼承大量財富的人之外，大部分也只有低頭怨憤的份。

那批80年代生人，不管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蟻族、白領，已逐步進入而立之年，成家、生養下一代、贍養父母的重責開始變得迫切，在公共福利水平至今低下的今天，在可預見的將來，教育、醫療、住房已成為，並將繼續成為許許多多年輕人的重擔，很多人將可能面臨“未富先衰”的窘境。

原因

基於種種原因，在經濟拐點來臨之時，中國的年輕一代並沒有成為“金蛋一代”。

2.1產業結構升級不力

所有這些人，在中國的當下現實里，面臨著各有差別但似乎共通的命運。正如社科院教授于建嶸所言，他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廠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將來會在什麼地方”、“將來乾什麼”等問題的回答非常悲觀，“他們每天都工作，卻感到對未來沒有希望，沒前途。”這種問題也是廣大蟻族，甚至白領所經常面臨的問題。

目前的狀況，是民工不愁找不到工作，高達2億的民工到處有活乾；大學生普遍愁找工作，每年五六百萬的大學畢業生無法被市場有效接納，大部分大學生開始工作以後一般將有1到5年的時間要過著蟻族生活，此後有人上升，有人可能逐漸淪落。

由此可知，中國依然還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大國，依然在依靠廉價的人口紅利上享受好處，在國際經濟協作鏈條中還很大程度上扮演低端角色，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升級水平依然不給力，同時服務業、商業、中小企業、文化產業等等能夠吸納大量高等教育人才的領域還有待開發(高校培養機制與市場需求一直嚴重脫軌等也是動因)。

浙江省嘉興市某螺絲廠的羅老闆做螺絲代工和出口已有10幾年。曾經輝煌的出口讓他掙了盆滿缽滿。但他對記者抱怨，最近兩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原材料漲價以及工人工資上漲(兩年前在嘉興，一個普通工人的起薪大概在1300~1500元/月，如今已經漲到1700~1800元/月)，而對外出口的價格卻基本沒變，因此金融危機時全國數以萬計的工廠紛紛倒閉，正出於此。如今國外經濟開始復甦，對外出口的生意又逐漸回暖，但利潤已大不如前。羅老闆的廠有500多名工人，一年停產三四個月，其他時間則為了微薄的利潤而開工，甚至有時候基本不掙錢，只是為維持客戶合作、留住工人而保持運轉。

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在今年5月的上海論壇上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中國的產業升級，他認為產業升級從長遠看固然重要，但中國的低端勞動力優勢依然明顯，應著重繼續利用這種優勢，由於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其內部存在巨大的地域差異和行業差距，從而出現一種“結構紅利”現象，即資本和勞動力可以從高生產率的部門，和高生產率的地區，向低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不斷轉移，從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能保持快速增長。中國低端製造業從沿海向內地的遷移，正體現了這種思路，也就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只要成本具有競爭力，仍可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看來，依靠製造業的快速升級來解放那些活在社會重壓下的蟻族和農民工，顯然並不是眼下主要的著力點，更多的應當是通過服務業的發展、財富分配結構的最佳化、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等。

2.2需要思維的拐點

人力資源上的自然投射。解決問題的方向也許是，既要適時適當地推動產業升級，也要考慮到產業升級是一個較為長期漸進的過程，而更多地考慮在教育規劃上能更好地適應當前以及可預見的將來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台灣地區的例子或可為參照。在上個世紀60~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期，根據各個階段的發展側重，循著從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軌道，台灣制定出與之相配套的教育規劃。

考慮到在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階段不需要那么多高端勞動人才，而需要大量技工藍領，從70年代以來，台灣不斷調整高中和高等職業學校的招生比例，從最早的高中錄取率遠高於高職錄取率，發展到1970年，高中對比高職招生比例為4∶6，到1981年為3∶7，到1986年則下降到2.7∶7.3，也就是台灣的教育一度達到70%屬於職業教育，從而為台灣培養了大量經濟發展和升級急需的技工人才。

當然，這些技工也有機會去讀技術大學和研究生，從而不斷提高台灣的技術教育和實踐水準。此外，台灣政府和企業還特彆強調員工的乾中學、崗中培訓等，從而保證台灣有足夠多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台灣的電子信息產品一直保持亞洲乃至全球較高水平，與它一直提倡職業教育有關。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台灣才較大程度地提升大學教育。

台灣經濟起飛的大功臣，有“台灣經濟的建築師”之稱的李國鼎曾說，“如果我們不能使教育和經濟計畫獲得適當配合，勢必會發生某些技術人才嚴重缺乏或過剩的現象，類似人才的缺乏必然阻礙成長，而受過教育的人如果大量失業，則不僅是資源的浪費，也會導致社會不安和秩序的破壞。”他還說，“在新近工業化國家，較少需要研究人員及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而需要較多曾經廣泛訓練的人才。”

反觀大陸，職業技術教育一直沒有被視作教育的重中之重，特別是1999年大學擴招以後，中等、高等職業教育更越來越被視為末流，職業教育水準低下，而市場又存在大量技工短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很多也不具備技術操作的能力，其他領域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又有限，從而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而中國的製造業已具備從低端發展到中端的能力，在此過程中，將需要大規模的有一定專業技能的產業隊伍。

在這個“劉易斯拐點”的當口上，也許我們更需要一種思維的拐點：我們走到哪裡了？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才？如何讓教育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儘量避免資源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