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屆會議
第一屆
時間:2009年6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
主要成果:這次會晤正式啟動了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會晤中,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領導人就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以及“金磚四國”未來對話與合作前景等重大問題交換了看法,並在會後發表了《“金磚四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堡會晤聯合聲明》。在聯合聲明中,四國呼籲建立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提高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並承諾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使其體現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
第二屆
時間:2010年4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
主要成果:四國領導人重點就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氣候變化、“金磚四國”對話與合作等問題交換看法,並發表《聯合聲明》。在聯合聲明中,四國商定推動“金磚四國”合作與協調的具體措施,“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初步形成。在第一屆與第二屆金磚峰會上,金磚國家的數量為四個。為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 中國(China)。“金磚”(BRIC)一詞就是來源於這些國家的首字母的組合。
2010年12月,中國作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輪值主席國,與俄羅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四國”即將變成“金磚五國”,並更名為“金磚國家”(BRICS)。
第三屆
時間:2011年4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此次會議的亮點是新成員南非首次參加會晤,金磚四國開始變為金磚五國。會議通過《
三亞宣言》,對金磚國家的未來合作進行了詳細的規劃,決定深化在金融、智庫、工商界、科技、能源等領域的交流合作,重申國際經濟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應該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增加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
第四屆
時間:2012年3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會議發表了《新德里宣言》。會議探討了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可能性,希望該銀行能與世界銀行並駕齊驅。金磚國家明確提出全球治理改革的訴求,呼籲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提高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提出在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前如期落實2010年治理和份額改革方案的要求。會議簽署了兩項旨在擴大金磚國家本幣結算和貸款業務規模的協定,使得金磚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第五屆
時間:2013年3月
地點:南非德班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會後發表了《德班宣言》和行動計畫。這次會晤加強了金磚國家的合作夥伴關係,傳遞了金磚國家團結、合作、共贏的積極信息。會議決定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外匯儲備庫,宣布成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和智庫理事會,在財金、經貿、科技、衛生、農業、人文等近20個領域形成新的合作行動計畫。會議推動構建金磚國家與非洲國家的夥伴關係。會晤以金磚國家同非洲的夥伴關係為主題,首次舉行了金磚國家與非洲領導人對話會,傳遞了金磚國家願與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加強合作、促進非洲互聯互通、釋放非洲發展潛力的積極信號。
在峰會開幕當天舉行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中國
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分別與巴西財政部和
巴西中央銀行簽署了財經合作
諒解備忘錄和雙邊本幣互換協定。在當天舉行的
金磚國家第三次經貿部長會議上,金磚國家的經貿部長共同發表了聯合公報和《金磚國家貿易投資合作框架》檔案。
第六屆
時間:2014年7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期間,五國領導人決定,成立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中國上海。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五國領導人還共同見證了多項合作協定的簽署。會議發表《福塔萊薩宣言》。
第七屆
時間:2015年7月
地點:俄羅斯烏法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會晤期間,五位領導人舉行了小範圍會議、大範圍會議,出席金磚國家同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觀察員國和受邀國領導人對話會,共同會見了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成員。五位領導人圍繞“金磚國傢伙伴關係—全球發展的強有力因素”主題,就全球政治經濟領域重大問題以及金磚國家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會晤發表了《烏法宣言》及其行動計畫,通過了《金磚國家經濟夥伴戰略》。
第八屆
時間:2016年10月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主要成果:五國領導人圍繞“打造有效、包容、共同的解決方案”主題,就金磚國家合作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看法,達成廣泛共識。會議通過了《果阿宣言》,金磚五國還簽署了農業研究、海關合作等方面的諒解備忘錄和檔案。在果阿會晤上,金磚五國決定加強務實合作。五國同意進一步推動保險和再保險市場合作、稅收體系改革、海關部門互動等,並探討設立一個金磚國家評級機構的可能性。此外,五國就在農業、信息技術、災害管理、環境保護、婦女兒童權利保護、旅遊、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加強合作也進行了溝通協調。金磚五國一致認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深刻變革,並向著以聯合國發揮中心作用、尊重國際法為基礎,更加公平、民主、多極化的國際秩序轉變。金磚國家有必要秉持團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精神,加強全球事務的協調和務實合作。五國強調共同應對國際問題,以及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並重申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承諾。
第九屆
時間:2017年9月3-5日
參與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2016年10月16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印度果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八次會晤時表示,福建廈門將於2017年9月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
第十屆
時間:2018年7月25日至27日
地點:南非約翰內斯堡
參與國家:中國、俄羅斯、南非、巴西、印度
2018年7月12日,應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哈利法、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薩勒、盧安達共和國總統卡加梅、南非共和國總統拉馬福薩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7月19日至24日對上述四國進行國事訪問。
召開意義
金磚國家會議的召開,使“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逐漸形成,作為全球
新興經濟體代表的“金磚四國”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根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10月發布的《國際經濟展望》,按照市場匯率估算,“金磚四國”的GDP總量將從2008年占世界份額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2%,屆時四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同時四國的GDP增量也將占世界增量的三分之一。
伴隨著南非的加入,“金磚四國”即將成為歷史,一個更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金磚五國”將登上國際舞台。隨著“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日趨成熟,今後或許會有更多的新興經濟體加入進來,“分量”大增的“金磚國家”將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金磚國家不僅因為經濟規模和經濟活力為全球矚目,更是作為上一輪全球化的得益者和後發國家中的優等生在全球治理議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金磚國家回報全球化是題中應有之義,也符合希望繼續推動全球化進程的人們對它們的角色期許。
首先應對全球化進程目前所遭遇的問題,需要經濟集團間更多的合作而非爭吵,而各方圍繞全球化規則和全球治理議程的博弈,也是為了更好地形成合力,以一種更加公平多贏的方式推進全球化進程。其次,金磚國家彼此間也還有各種問題需要協調和解決,認為大家走到一起是為了“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絕對是一種誤讀。從某種意義上講,夯實金磚國家間的合作基礎,協調彼此間的利益衝突,在現階段可能要比改寫全球化規則和議程占據金磚國家集團更多的關注和精力。
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模式需要與時俱進和升級。此前金磚國家間合作模式帶有上一輪全球化的強烈印記,合作鏈條的展開具有相當程度的單線色彩,主要體現為以中國作為能源和原材料主要進口國然後將製成品銷往發達經濟體的方式。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種單向循環模式不再行之有效。歐美發達經濟體市場需求下降,令中國的產能過剩矛盾更突出,而以中國市場為代表的對能源資源產品需求的下降,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這種情形下,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都迎來了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期,而如何更好地取長補短,著眼於彼此之間價值鏈的最佳化,真正實現抱團取暖,也成為擺在金磚國家面前的現實挑戰。
近年來的實踐表明,這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全球價值鏈一經形成便很難重組,牽一髮就會攪動整個利益格局,除了和傳統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博弈外,金磚國家彼此間也出現了新的競爭甚至衝突。除了一些傳統的地緣戰略利益衝突外,金磚國家間在經濟層面上的競爭也帶來了新的張力,比如大家都想往價值鏈的上端走,都想在全球需求相對低迷的情形下開拓非傳統市場等等。
在這樣的情勢下,一些金磚國家內部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其領導人也不時公然提出“我們自己生產我們所需”、“我們要捍衛我們自己的工作”等口號,而關於國際產能和基礎設施合作的倡議則有時被解讀為輸出過剩產能和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藉口。
因此,金磚國家之間想取得共贏,真正發揮合力改寫全球化進程中不合理不公正的議程和規則,首先必須協調好彼此間的利益衝突。從這個層面上講,金磚國家間的合作便具有雙重意義:既要避免陷入崛起中的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新興國家自身之間的衝突,而只有完成這個雙重任務,全球化的勢頭才能避免走衰,更為公正合理可持續的全球化範式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才有可能達成。
此外,金磚國家在應對共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挑戰上有很多合作空間。金磚國家各自內部面臨的由現代化進程引發的問題有很多帶有共性色彩,比如如何更好地分配經濟發展的紅利,如何在保持城市化的節奏和可持續性與保障社會的流動性之間維繫平衡,如何在兼顧普遍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探求更適合本國人民的文化心理傳統和社會發展現狀的權力、利益分享機制和矛盾解決平台等等。
如果金磚國家能夠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集思廣益共同探索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能夠惠及更多人的現代化路徑,對沖發達經濟體內部因發展紅利分享不均衡引發的民粹主義浪潮,則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