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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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畢業於南開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公共管理學碩士、理論經濟學博士。先後赴台灣師範大學、韓國漢陽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訪問學習，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進修學習。先後任職於中共南通市委黨校、南開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研究方向
人口經濟學（人口紅利、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養老服務、醫養結合等議題）；
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本、高等教育國際化、教育服務貿易、教育財政等議題）；
主要成就
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人口紅利的理論建構、動態轉變與作用機制研究——數量、質量和配置的視角》（導師：原新），教育部平台盲審成績“5A”。
期刊論文：在《人口研究》《中國人口科學》《教育與經濟》等期刊發表文章30餘篇，被二次文獻轉載10餘次，包括《新華文摘》全文轉載2次、《新華文摘》（數字版）全文轉載2次、《新華文摘》論點摘編1次、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人口學》全文轉載3次。
出版書籍：參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主持編寫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十三五”回顧與“十四五”展望》的人口學專題，多篇文章收錄於《“一帶一路”人口與發展》《北京人口藍皮書》等系列報告以及《新時代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高端研討會論文集》《新時代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研究文集》等文集。
課題項目：主持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委託課題5項，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項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等國家級課題5項，參與省部委（部門）委託、國際合作、地方委託等橫向課題50餘項。課題主要涉及應對人口老齡化形勢、養老服務和醫養結合、生育政策評估、人口發展戰略和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人口安全、“一帶一路”人口與發展等內容，每年投入2-3個月進行田野調查和課題調研。
獲獎記錄
學術獲獎：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國人口學會，第八屆中國人口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2022、省部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老齡辦，京津冀老齡事業協同發展主題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2021）；國家衛生健康委老齡健康司，醫養結合主題徵文一等獎（2020）；盤古智庫，首屆中國老齡社會峰會青年學者學術論文徵文一等獎（2020）；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學術大會優秀論文獎（2020）。
學業獲獎：中國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2020）、碩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2016）；南開大學，一等公能獎學金（2020、2019）、“百瑞信託”企業獎學金（2020）、“特殊貢獻”專項獎學金（2019）；日本文部科學省，博士生獎學金資格（2017）；韓國漢陽大學，國際生獎學金（2016）。
社會任職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人口與區域發展專業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
中國老齡協會-南開大學老齡科研基地兼職研究員、主任助理；
天津市老齡委-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主任助理；
盤古智庫特約研究員；
《山東工會論壇》青年編委；
《現代經濟探討》等期刊匿名審稿人。
主要觀點
“現代化語境下的長壽紅利不僅僅是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壽命延長帶來的效益，不僅僅是狹義上的老年人口紅利，而是具有綜合性和廣義性的全齡人口發展變化帶來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效應，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則以乘數效應放大該機制過程。”（《中國人口報》2022年11月9日）
“在少子化、長壽化和人口慣性變動作用疊加下，我國人口負增長早期階段和人口老齡化深度發展階段將在十四五時期交匯重疊。”（《中國財經報》2022月8月23日）
“有些人一談到老齡社會，就把目光聚焦於贍養老年人問題。實際上，老年人問題不等於老齡社會問題，老年人問題的本質在於民生髮展，老齡社會問題的本質則關乎經濟發展。”（《環球時報》2022年9月22日）
“當前，中國具有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的人口條件。第一，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大幅延長。第二，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相對年輕。第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3月1日 ）
“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支撐要素。遵循人口轉變理論和後人口轉變理論，人口將隨著時間推移在數量規模、年齡結構、健康質量、教育質量和分布流遷等多維度動態變遷，產生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條件，在政策環境激活下，分別通過供給側的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以及需求側的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產生經濟成長效應。尤其是聚焦供給側的作用機制，人口紅利可以具體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數量型人口紅利。基於人口轉變理論，隨著人口數量規模和年齡結構變化，人口發展會進入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較大且比重較高的時期，其間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撫養負擔較輕，不斷升高的儲蓄率通過投資轉化帶動物質資本積累，以人口數量規模和年齡結構變化為體現的人口機會在相應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激活下，主要通過勞動力和物質資本釋放經濟成長效應。該機制過程即為西方語境下的初始人口紅利，可以稱為數量型人口紅利。第二，質量型人口紅利。基於人力資本理論，隨著健康投資和教育投資增加，人口健康和教育質量發生變化，人口發展會進入健康狀況較佳和教育水平較高的時期，其間良好的健康狀況和教育水平有利於促進勞動參與率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從而拉動經濟成長和推動社會發展，產生經濟成長效應。該機制過程可以稱為質量型人口紅利。第三，配置型人口紅利。基於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發展需要認清勞動力和資本等構成的要素稟賦結構，根據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動態地實現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只要有持續的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人口便會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流動，引發人口地區和產業分布差異，持續地產生經濟成長效應。該機制下的人口紅利以人口在地區間和產業間的流動配置為人口機會，可以稱為配置型人口紅利。三類人口紅利及其人口機會並非相互替代的關係，而是經濟成長效應主要發力點動態變遷的互動關係，三者均統一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框架體系。”（《中國人口報》2021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