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爾伯格陷阱

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是美國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霸權穩定理論奠基者之一。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於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強權，但又未能像英國一樣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美國儘管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結果導致了全球經濟體系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對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

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歐洲新聞網發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引起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該陷阱論逆向思考，告誡美國人：中國崛起以後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願承擔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德爾伯格陷阱
• 外文名：Kindleberger Trap
• 提出人：約瑟夫·奈
• 提出時間：2017年1月
• 性質：理論
• 核心：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受到重創的大英帝國在政治、經濟、軍事、金融和貿易等諸多方面表露出衰落的跡象，再也無力維持大英帝國霸權治下的世界秩序。與此同時，強勢崛起的美國並未做好接替英國成為新霸權國的準備。1919年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代表美國重回孤立主義。十年之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各主要大國既束手無策，又無一倖免。此起彼伏的“貿易戰”和“匯率戰”最終摧毀了國際經濟體系，使整個世界陷入“大蕭條”，並進一步摧毀了國際政治體系，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通過對這段歷史的深入研究，在其著名的《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或者說不能指望各國自覺、自願地提供確保經濟體系穩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須有一個國家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提供維持體系穩定所必需的成本。那些關心“公共利益”並願意承擔“公共成本”的國家，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領導者，同時也是世界政治體系中的領導者。所以，約瑟夫·奈就用“金德爾伯格陷阱”來指，沒有國家有能力、或者雖然有能力卻沒有意願和手段來領導世界，承擔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一種狀態。

《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

核心問題

“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核心是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早在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等人提出相對於國內公共產品的國際公共產品的概念。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是成本和獲益超越單一國家邊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享產品。典型的國際公共產品包括穩定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開放的國際自由貿易、國際巨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國際安全保障體系與公海航行自由等。

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

此後，金德爾伯格、吉爾平（Robert Gilpin）、考爾（Inge Kaul）、桑德勒（Todd Sandler）等學者把國際公共產品概念用以分析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並結合國際現實完善概念內涵，把國際公共產品按部門領域劃分為環境性、經濟性、社會性以及制度或基礎設施等類型。今天，世界和平、區域合作、自由貿易、經濟成長、金融穩定、環境保護、傳染病防治、智慧財產權保護、度量衡與標準的統一等大量容易產生外部效應的國際公共產品已經成為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的重要議題，對世界各國的發展、穩定與安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際公共產品是好東西，但國際公共產品的穩定供給需要巨大的成本。一個國家能否以及願否承擔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需要結合歷史和現實、世界局勢以及這個國家的能力進行系統分析。

中國的應對

習近平同志在2015年訪美期間指出：“中國一直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因而，中國履行大國責任、提供公共產品、提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案，都是在現行的國際框架中進行，這是一個大前提。

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事業本身就是不斷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國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同時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妥善應對各種挑戰。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本質上是與世界分享中國的繁榮和發展，並歡迎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在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倡議各國共同努力“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為世界經濟把脈，並提出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習近平同志發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些都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

從我國的發展階段和綜合國力來看，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發展與國家治理仍然是國家的重心。中國13億多人口過上越來越好的生活本身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而且我們也不會迴避自己應承擔的國際責任。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具有開放的世界觀，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是我們的宏大心胸和開放格局。習近平同志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這一心胸與格局的體現。而且，隨著中國的發展，我們在若干領域開始具備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還將為世界提供越來越多的國際公共產品。在2017年1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持續的改革開放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他還多次強調，在“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經貿合作上要講求“共商、共建、共享”。這些說明，中國不謀求世界領導地位，也沒有必要代替美國承擔國際領導責任，但是不會迴避自己的大國責任。

中國一直積極承擔大國責任，並且未來也會這么做。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場合發出共同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提出各國共同治理全球事務、各國共同分享發展成果，並致力於建設一些合作機制。因而，約瑟夫·奈教授所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不應該是擔心中國“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更應該擔心美國是否還有意願和正確的手段這樣做。

未來

今日之中國，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中國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這點我們應有自信。未來中國將繼續貢獻更多重要國際公共產品。但是，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60%多，在軍事、金融、教育、科研、軟實力影響等方面與美國還有差距，這也是我們應清醒認識到的。因而，中國履行大國責任，供給國際公共產品，要與自身的國家能力相匹配，不能超越自身發展階段，承擔與國家能力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際責任。

在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上，我們提出促進更加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與社會公平公正效果的兼容，就應該從我做起，起到國際示範作用，並通過具體的制度創新加以充實和完善。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必須認識全球碳排放的歷史與現狀，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系統思考我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問題，對人類共同家園的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而在“一帶一路”建設上，中國的海外投資和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必須注重國別和項目風險管理、投入產出分析，增強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等，使得項目投資發展具有可持續性，不斷提升國際安全與互信水平。此外，亞投行作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起步良好，信譽初見。未來我們要進一步把亞投行建設好，讓它發揮出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