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酷吏列傳序》
- 創作年代：漢代
- 作品出處：《史記》
- 文學體裁：文言文
- 作者：司馬遷
作品原文,作品注釋,作品譯文,作品賞析,出處簡介,
作品原文
孔子曰①：“導之以政②，齊之以刑③，民免而無恥④。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⑤。”老氏稱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⑦；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⑧。”“法令滋章⑨，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⑩！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11）。昔天下之網嘗密矣（11）然奸偽萌起（13），其極也（14），上下相遁（15），至於不振（16）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17），非武健嚴酷（18），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19）！言道德者，溺其職矣（20）。故曰“聽訟，吾猶人也（21），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22）”。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23），斫雕而為朴（24），網漏於吞舟之魚（25），而吏治烝烝（26），不至於奸，黎民艾安（27）。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28）。
作品注釋
以下所引的幾句話出自《論語·為政》篇。
②導：引導。《論語》作“道”，通“導”。政：政令。
③齊：整齊。此為約束之意。
④免：免於死罪。
⑤格：革。此言百姓革除壞毛病而走上正路。按程樹德《論語集釋》引黃式三語曰：“格、革，音義並同，當訓為革。”
⑥老氏：指老子李耳。以下引文前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後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
⑦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德：不表現為形式上的德。按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現為形式上的德。”是以：因此。有德：實際上是有德的。
⑧下德：道德低下的人。不失德：竟謂執守形式上的德。無德：沒有實際的德。
⑨滋章：越發嚴酷。章，通“彰”，此為森嚴酷烈的意思。
⑩信哉：可信啊。是言：這些話。
（11）具：工具。制治：管理政治。清：政治清明。濁：政治污濁。
（12）昔：從前。此指秦朝。網：法網。
（13）奸偽：奸邪欺詐。萌起：不斷產生。
（14）極：極點，指情況最嚴重之時。
（15）遁：欺瞞。
（16）振：振作。
（17）救火揚沸：意謂無濟於事。按“救火”是負薪救火。“揚沸”。是揚湯（熱水）止沸（熱水）。
（18）武健：強健有力。嚴酷：指嚴厲的法令。
（19）惡：何。
（20）溺其職：喪失其職。
（21）聽訟：判案。按此三句出自《論語·顏淵》篇。吾：孔丘自稱。猶人：與別人相等。
（22）下士：愚蠢淺陋的人。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
（23）觚（gū，姑）：古代有梭角的酒器。圜（yuán，元）：通“圓”。按這句喻漢代的法制較秦代有重大變化。
（24）斫（zhuó，濁）：砍削。雕：指雕刻的花紋。朴（pǔ，仆）：本。此指本來的狀態。此句說漢代法律重視本質，不重形式。
（25）吞舟之魚：指大魚。此句言漢法寬疏。
（26）吏治：官吏的治績。烝烝：興盛美好的樣子，此處指政績輝煌。
（27）艾（yì，義）安：太平無事。艾，通“乂”。
（28）彼：指寬厚。此：指酷刑。
作品譯文
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整治百姓，百姓雖能免於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們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從不標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標榜自己沒有離失道德,所以他並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偽的事經常發生，最為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在當時，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無濟於事；倘不採取強硬嚴酷的手段，如何能勝任其職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種情況下,一味講道德的人便要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和別人一樣，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發生!”老子說：“下愚之人聽人講起道德就大笑。”這不是假話。漢朝初年，修改嚴厲的刑法，改為寬鬆的刑法，廢除法律繁雜之文，改為簡約樸實的條文，法網寬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魚，而官吏的政績卻很顯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為，百姓平安無事。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道德，而不是嚴酷的刑法。
作品賞析
司馬遷親身受過酷吏的殘害。本文是《酷吏列傳》的序，表明了司馬遷反對嚴刑峻法，實行德政的主張。這篇序言可分為三層：第一層用孔子、老子的話，闡明了道義的重要作用。第二層從“太史公曰”到“非虛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觀點，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反對嚴刑峻法的主張。第三層從“漢興”到結尾，用漢初刑法寬簡、風氣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實，從正面證明德治的重要性。這篇序文的結構很嚴謹，尤其是前後呼應，善於運用對比手法。文章一開頭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話，提出論點，然後用暴秦的事實來論證這一論點。接著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最後以漢初的事例正面論證自已的觀點，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結論。漢初的事例與秦亡的史實，形成鮮明對比，暗中又與武帝時的弊政形成對比，還與篇首孔子、老子的觀點相呼應。全文論點與論據緊密配合，層層深入。太史公是不贊成用嚴刑峻法和酷吏來治國的，於是他在開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話。太史公認為，法令刑法只不過是治理國家的一個工具，並不是把國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