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在《酌古論》中和宣揚古老的僵死教條以及空談“明心見性”的思辨哲學相反,而是對於一些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進行了分析與評價,從而歸納出一些古為今用的教訓,以指導實際。
陳亮,南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字同甫,原名汝能,後改名陳亮,號龍川,人稱龍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屬浙 江)人。年少聰穎,博覽群書,縱論古今,婺州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淳熙五年(1178)詣闕上書論國事。後曾兩次被誣入獄。光宗紹熙四年(1193)策進士,擢為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龍川文集》、《龍川詞》。存詞70餘首。
陳亮在十八、九歲時便寫成了一本具有獨特風格的著作酌古論(按這是後來龔自珍早年四論的先例),他曾這樣說明他寫作這些論文的目的: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文集卷五酌古論序)。
陳亮從中世紀一般對文武的看法解放出來,作出新的規定,文以處世之才為標準,武以料敵之智為標準,才智運用於實際得到了檢證,才算真才智,而不能只從名義的形式來判斷才智。他就是要把自己鍛鍊成為“文”和“武”相結合的人才,才飽讀了史書和兵書,並從其中總結出前人在軍事鬥爭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作為“中興”、“復仇”事業的借鑑(這即是他所說的“酌”字的含義)。這樣一種把歷史研究和實際事功相結合的觀點,是異常寶貴的,它和中世紀思辨哲學的空談是對立的。
陳亮在酌古論中評論了十九位歷史人物,即漢光武帝、劉備、曹操、孫權、苻堅、韓信、薛公、鄧禹、馬援、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崔浩、李靖、封常清、馬燧、李愬、桑維翰。陳亮並不是對這些人物的各個方面都加以評價,而是只就他們的軍事活動來進行分析與總結。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為二。文士專鉛槧①,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②,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注釋
①鉛槧:指寫文章。
②較然:明顯。
文武之道是統一的,不過後來的人誤解而分開了。文人只會寫寫畫畫,武士只會打打殺殺,互相恥笑,以求超過對方。如果天下太平,那么文人發揮的作用更大,如果社會動盪,那么武士發揮的作用更大,文人武士各有各的長處,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用處,難道二者最終不能合起來嗎?我認為文人不是只會寫寫文章,一定有處理事務的才能,武士不是只會弄弄刀槍,一定有預料敵情的智慧。才能與智慧的存在,應該一致啊。後人認為的文人武士,只是從名稱上說的!
我是一個粗鄙的人,行軍打仗,不是我所熟悉,寫文章,又非我所專長,我獨自喜歡研究王道謀略,對戰爭的有利或有害,很有獨自的心得,所以能夠從史書中窺視到英雄缺乏才智的地方以及英雄具備才智,但前人未能分辨的事例,就從中評論或著述出來,使(歷代治國用兵的)成敗得失更明顯,這既可以觀賞,又可以學習,還可引以為戒,用在大的方面可以興國,用在小的方面可以對敵,(無論是興國還是對敵)都可以從中探究、參酌,學習借鑑。因此把它命名為酌古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