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從都市化進程的角度討論中國美學的當代轉型, 主要介紹了都市語境與美學轉型、都市美學理論建構與闡釋及都市美學理論資源與文化問題等內容。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都市美學
- 套用:都市化進程
- 背景:經濟全球化
- 依託於: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等
概念解析
這可從審美主體與對象兩方面加以了解。就前者而言,在都市化進程中,隨著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的不斷發展,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問題越來越多地轉移到都市人的精神、心理與情感方面。以《新民晚報》討論的“新上海人問題”為例,它們大都不是由於物質生活的窘迫,也與制度安排(如戶籍等)無關,而是集中體現在人的精神世界與心理世界中,表現為個體在大都市中的鬱悶、煩躁、焦慮和不適應。這既是較為純粹的美學問題,以其直接關涉到人心理上的愉快不愉快與精神上的自由不自由;又是都市化進程的必然表現,因為這些文化與美學問題不可能出現在鄉村與中小城市,而是人口向中心城市與大都市高速流動與大規模遷徙的結果。就後者而言,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擴張,使自然環境與資源遭到越來越嚴重的污染與破壞,其間接後果是抽空了古典美學賴以立足的以大自然與鄉村為代表的“物質條件”。以2007年6月發生的無錫藍藻生態災難為例,美麗的太湖本是江南詩性文化在古典世界中的最高代表,但當它被厚達三寸、發散著腐爛氣味的藍藻所覆蓋時,諸如“江南可採蓮”或“三生花草夢蘇州”的古典意境也就頓時化作一片虛妄。無錫藍藻事件不僅直接突現了太湖水資源的危機,摧毀了江南文化賴以存在與重建的現實基礎,同時也將一種完全不同於古典美學、充滿了“噁心感”與“荒誕感”的“審醜”經驗與現代美學對象感性地展示在當代人面前。由此可知,都市化進程不僅對當代美學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同時也提供了一種與古典美學在範疇、趣味、審美理想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審美對象,這要求中國當代美學只有首先完成自身的重構與創新,才能跟上全球化時代快速變化的節奏與發展的步伐。
二
從美學學科自身的角度,都市化進程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從審美對象上看,古典美學的主要對象是大自然與鄉村,中國古代詩人的“田園詩”可以看作是這方面最典範的創造。以陶淵明為例,“自然的花開花落、春去秋來的倫理秩序、原始心靈的寧靜寬闊、無知無欲都是多么的美好誘人。而文明人的行為卻破壞了自然秩序,文明人的欲望則毀滅了原始心靈的和諧,與‘晨耀其華,夕已喪之’的文明時代相比較,自然本體和原始心靈的那種樸素狀態,顯然更適合人的精神生態,是對生命存在的本體。”劉士林:《中國詩學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頁。)現代美學的主要對象是反思、批判工業化及其對古典精神世界的異化。這集中體現在西方現代哲學美學思潮與現代派文學藝術對現代人類異化困境的深入揭示上,如海德格爾指出的“無家可歸”狀態,薩特關於存在的“噁心感”,艾略特的“荒原”隱喻,以及卡夫卡小說的“荒誕”敘事,都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與此截然不同,在當代都市社會與生活空間中,不僅出現了大量的新型精神文化消費品與審美實踐活動,如超級市場、廣告、模特文化、汽車文化、選秀、景觀設計等,即使作為美學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文學藝術,與其傳統形態相比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這不僅表現在當代西方美學提出的“性經驗可以是審美的”〔美〕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體美學:中美學者的對話與論辯》,《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同時也以感性方式具體再現於大眾文化以物質與肉體消費為中心的話語與影像上。
從審美主體角度看,古典審美主體的最大成果是一種“和諧”的審美態度,它的必要前提是對自然本能的部分壓抑與升華。如魯樞元先生對辛棄疾詞《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的細緻分析:“詩行中透遞出詩人對自然體貼入微的親近,洋溢著莊稼人對於大自然豐厚賜予的感激。從生態學家的眼光看,詩中的描繪簡直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一個平衡和諧、有機運作著的生態系統,其中有作為天體存在的星、月,有作為天氣存在的風、雨,有作為大地存在的樹木、稻田,有作為動物存在的鵲、蟬,當然,其中也有著人類製造的‘第二自然’:茅店、小廟、村路、板橋,但一切都是如此安詳、溫馨,如同海德格爾說的,這是人在自然中詩意的棲居。”魯樞元:《生態文藝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頁。)現代審美主體則拒絕文明的壓抑與異化,並在與現實原則的激烈對抗中將自身再生產為“新感性本體論”。如馬爾庫塞稱讚的“用超短裙反對機關幹部”,認為這種方式可以起到“否定整個既定製度”,“否定這個制度的道德和文化”,直至建立一個以“感官的、好玩的、平靜的和美的”為主要內容的“新天地”。〔美〕馬爾庫塞等著,綠原譯:《現代美學析疑》,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在都市化進程中,一方面,由於都市社會與農業文明的巨大差異與矛盾,當代審美主體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徹底地擺脫了它的鄉土情結與農村口音,另一方面,藉助於消費社會及其製造的欲望狂歡景觀,又將“新感性本體”進一步發展與升級為我所說的“純粹欲望主體”,“它直接催生了反精神本體的性解放運動和消費意識形態……嚴重削弱了西方已經發育成熟和東方正在啟蒙的主體理性能力,所以在後現代話語中就很難把‘存在本身的美’和‘純粹欲望’在本體內涵上區別開。”劉士林著:《苦難美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頁。)這使得審美判斷力的再生產與都市美學原則的確立在當下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審美生產與創造上看,古典美學的核心是“天才的想像力”與“心靈機能的和諧遊戲”,這以康德哲學美學為最高代表,一方面,“天才是替藝術定規律的一種才能(天然資稟),是作為藝術家的天生的創造功能。……通過這種能力,自然替藝術定規則。”〔德〕康德:《判斷力批判》第46節。譯文用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86頁。)另一方面,審美創造的主旨在於達成生命的內在和諧,因為“愉快的情緒介於認識與欲求機能之間”③(註:〔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6、4頁。),“在必要的場合能夠臨時靠攏兩方的任何一方”③,實現的是人生中固有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現代美學的重心從主體世界移向外在的“藝術形式”與“審美體驗”,從這些相對穩定和可實證的對象與過程中更容易認識藝術與審美活動的秘密,因而,如杜威的《藝術即經驗》、蘇珊·朗格的《情感與形式》,以及由維特根思坦開創的分析美學,成為現代美學的主流。與此兩種不同,如同都市自身固有的多元化與異質性一樣,都市審美生產與創造也表現出超級複雜的形態與方式。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既是高級的精神生產活動,又與物質財富欲求緊密相連;既要求主體有天才般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又是工業化設計與商業性策劃的直接產物,等等。兩相比較,古典美學與現代美學都顯得比較純粹、簡單與樸素,這也是它們很難解釋當代審美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傳播與消費方式上,正如司馬遷說他的著作要“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以及憤世嫉俗的現代派詩人喜歡揚言其作品是寫給100年或50年以後的讀者,古典美學與現代美學也有一個與之有家族類似的特點,即刻意強調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不一致性,這是它們自身存在與延續的充要條件。“正是存在著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不平衡,即藝術生產未能完全納入到商品的生產/交換邏輯中,才捍衛了人的自然本性與自由可能性一樣,如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金錢的詛咒與反抗,如浪漫主義者高揚心靈而抨擊物質……使精神生產/交換活動,能夠按照另一種精神的邏輯來進行。”劉士林:《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頁。)但在信息技術與文化市場高度發達的大都市中,這一歷史悠久的“物質與精神的鴻溝”早已喪失了現實意義,不僅任何精神產品都需要藉助廣告傳媒與市場行銷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同時,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文化生產力也已成為衡量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這既有好的一面,特別是在促使藝術生產多樣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方面;但同時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由於審美標準的降低,使當代精神生產與消費呈現出不可收拾的粗放局面。儘管文化消費品表面上異常豐富與物美價廉,但由於它們實際上精神含量與審美價值的低劣,所以“書不像書”、“電視不像電視”、“音樂不像音樂”、“美術不像美術”,在當下已成為人們最普遍的文化感覺。這就是在當代文化消費中出現的典型的異化關係:“人們消費的低俗文化對象越多,他們實際上享受到的精神價值就越少;人們對這種粗放文化消費品占有得越多,他們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蒼白。也可以說,他們越是消費,他們就越喪失消費的能力,並且在心靈上越來越飢餓。”劉士林:《超越粗放的文化消費方式》《解放日報》2005年4月5日。)
在都市空間中出現的這些新現象與新變化,正如同都市化進程本身一樣具有鮮明的雙重性,新的審美對象與不斷擴展的文化市場,自然可以給都市人帶來新的刺激與更多的滿足,但與此同時,部分地由於傳統審美觀念的束縛,部分地由於都市審美生產與消費自身的問題,也給當代都市人的審美活動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與嚴峻的挑戰。對於中國當代美學而言,則直接面對著一個具有二難性質的問題:一方面,由於主體的想像力與個性在都市社會中正走向越來越嚴重的異化與沉淪,因而它一個重要的批判任務是如何重新拯救人性中固有的審美想像力與藝術創造力詩性智慧機能;另一方面,由於古典美學、現代美學的傳統影響及其對都市審美經驗的隔膜與敵視,因而它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啟蒙任務是如何培養出當代個體生命對都市文化健康的審美趣味與判斷力。這就是全球性的都市化進程對中國美學提出的最重要的當代性問題。
三
中國美學既有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意識形態品性,也有“深入農村工廠”的現代現實主義傳統,由於都市化進程構成了影響當今世界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核心機制與主要力量,可以說它就是當代人面臨的最重要的現實問題與最本質的生活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都市化進程及其普遍影響加以關注與研究,既是對中國美學優良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也有助於推動美學自身的學科更新與系統升級。
對中國當代美學而言,在都市化進程中需要反思與調整的方面固然很多,但最關鍵的一點無疑是如何改變人們關於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一方面,悠久的農業文明歷史與深厚的鄉村文化傳統,是人們普遍親近自然、頌揚鄉土中國的歷史背景劉士林:《人是一根有情感的蘆葦——〈詩經·蒹葭〉與中國民族審美情感的歷史源流》,《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另一方面,人口密集、空間緊張、交通擁擠的大城市,又是人們在感受、心理、情感與判斷上容易加以拒絕的。在都市刺激與傳統溫床的共同作用下,當代人特別容易產生一種對都市化進程的逃避乃至仇視傾向,其後果則是使中國美學直接喪失了對都市現實的反映、表現與建造功能。由此可知,對中國當代美學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創新,一個重要的、需要先行解決的問題即如何以理性與科學的方式直面大都市與都市化進程。在調整心態、變革思維方式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理論與西方城市社會學是兩種最重要的思想與理論資源,前者可以為都市美學研究奠定總體性的理論框架與價值理念,而後者則可以提供諸多具體可行的科學範疇、理論方法與技術工具。
首先,馬克思的城市社會與文化理論有助於我們透過現象去認識與把握本質。在某種意義上,城市不是一個使人喜歡的家園,不僅流行歌曲中有“城市的高樓大廈找不到我的家”的感性傾訴,城市社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也把“特大城市”看作是城市停止發展、走向衰竭的產物,認為它不僅在空間環境越來越不適合人們居住與生活,同時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對金錢與權力的追逐中被徹底扭曲與異化。參看康少邦等編譯:《城市社會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19頁。)甚至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也可以發現相同的體驗。如馬克思曾指出:“就住宅過分擁擠和絕對不適於人居住而言,倫敦首屈一指。”《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7頁。)恩格斯則在總結了資本主義大城市人際關係時指出:“所有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每一個人的這種孤獨、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則……這種一盤散沙的世界在這裡是發展到頂點。”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407~408頁。)以城市文化論,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批判針對的也主要是以大城市為中心的文化工廠與市場。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由於在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源,因而在推動人類歷史進步方向,其作用是遠遠超過農村與城鎮的。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的。如“……人口集中於工業城鎮。……農業人口這種現代社會中最穩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時工業無產階級正是由於現代生產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圍繞著巨大的生產力聚集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663頁。)如“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在這裡,工人第一次開始考慮到自己的狀況並為改變這種狀況而鬥爭;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在這裡,產生了工會、憲章運動和社會主義。”⑥一言以蔽之,由於先進的生產力與進步的生產主體是大城市的產物,因而馬克思才給予它們充分的肯定與高度的讚揚。
其次,對於大城市的肯定與辯護也是西方現代城市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於城市本身的問題,特別是大城市在發展中往往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在西方1970年代曾一度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與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大城市將走向衰落。但實際上,“這在西方國家只是過渡性的臨時現象,而非城市發展的主導和必然的趨勢。……大量數據說明,在美國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一直呈優先發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紀,大城市在完成豎向發展後,進入橫向發展階段,形成了大都市區和大城市連綿區或大城市帶。這種大都市區化,是人口在一個更廣範圍內或是更高層次上的集中。”王旭:《美國城市化的歷史解讀》,嶽麓書社2003年版,序言第3~4頁。)在現實中也是如此,據2005年7月《超越大都市帶:美國新“大都市帶”地理掃描》調查報告,目前美國已出現10個大都市帶區域(Megapolitan area),並且大都市出現了“成對”分布的新趨勢。Lang,Robert E. 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n’s New “Megapolitan” Geography ,2005,http://www.mi.vt.edu/uploads/MegaCensusReport.pdf,2006-4-1。)這種成對狀分布的新趨勢表明大都市群自身在內在機制上更加完善,同時也意味著其發展與增長正在進入良性循環,衰落的可能愈加渺茫。在某種意義上,後一種大城市理論更能代表城市社會學界對城市發展的理性態度。以醫療衛生為例,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曾經是疾病的最無助和悽慘的受害者,但是它們後來成為了疾病的最大的戰勝者。所有的如手術、衛生、微生物、化學、電訊、公共衛生措施、教學型和研究型醫院、救護車等等——不僅是在城市裡的人需要這些,在城市外的人也需要這些來展開阻止人的早逝這場永不停息的戰爭——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大城市的產物;假如沒有大城市,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
④〔加拿大〕簡·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頁。)她還特彆強調指出:“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④
由於農業文明傳統、城市化水平低,以及在都市化進程中受益較少,“逆城市化”一直是中國社會學界最喜歡傳播的西方話語。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當代美學特別熱衷於批判與否定城市文明的根源。但另一方面,這個“回歸自然”的母題或深層結構,也使當代中國美學與現實世界越來越隔膜、無法交流與對話。如不少人都喜歡刻意宣揚“城市惡”主題,但無論在現實還是在學理上,這都是很不穩固或自相矛盾的。以現實生活為例,既然大城市如此不好,為什麼無數的個體還那樣迷戀它呢?實際情況是,城市儘管有惡的一面,但作為人類文明的更高發展形態,它同時也為個體提供了在鄉村與中小城市不可想像的發展空間。對於當代中國美學而言,這在學理上又有必然性,由於傳統美學理論主要是農業文明和工業社會的產物,其概念、範疇、方法與理論體系,是根本無法勝任解釋與批判當代都市世界的美學理論任務的。這也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呼籲著都市美學的出場。都市美學的主要理論任務是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科學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審美經驗,使當代人對審美愉快與生命自由體驗的需要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得到真實的實現劉士林:《都市文化學:學科框架與價值基礎》,《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泰戈爾在《飛鳥集》中曾說“道路雖然擁擠,卻是寂寞的,因為它是不被愛的”。這句詩也完全適用於城市。在快速的都市化進程中,如何儘可能地減少審美與心理異化,實現人自身的自由、和諧與全面的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都市化進程對中國美學提出的最重要的當代性問題。以馬克思的城市社會與文化研究為核心,輔以西方城市社會學、尤其是都市群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對中國古典與現代美學的批判繼承中,努力建構一門面向經濟全球化進程與社會的都市化現實的都市美學,是十分必要也是適逢其時的。只有更深入地融入與介入當今世界的都市化進程,當代中國美學才能再次深深地紮根於現實生活的熱土並發揮出更大更積極的作用,而不再僅僅是憑藉對往昔的回憶和對現實鹵莽的道德批判去證明自己悲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