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

郭鳳蓮，在她六十餘年的歲月里，幾番逐浪沉浮，幾度隨花開謝。她曾經榮耀地站在虎頭山上放聲高歌，也曾經失意地呆在家中閉門苦思。如今她正沉著練達地馳騁於商海。從某種角度來看，郭鳳蓮是新中國農村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所經歷的光榮和迷惘，挫折和重生，其實是我們共同走過的一段心靈旅程。 三十年滄海桑田，大地上每天都有新的輝煌誕生，但這並不意味著昨天的故事隨風遠去。郭鳳蓮說：“人不能和歷史賭氣”。這是六十年人生閱歷教給這個農村女子的智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郭鳳蓮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昔陽縣大寨鎮大寨村人
• 出生日期：1947年9月生
• 職業：大寨黨總支書記、大寨集團董事長
• 信仰：中國共產黨
• 主要成就：從政治品牌到經濟品牌的轉身
  “第七屆中國十大女傑”榮譽稱號

人物經歷

郭鳳蓮，女，漢族，1947年9月生，山西昔陽人，196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11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大專學歷。

1968-1978年擔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調任晉中果樹研究所副所長；1991年被任命為中共昔陽縣委常委、大寨黨支部書記；1992年當選為昔陽縣政府副縣長；1994年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陽縣委副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大寨黨總支書記、經濟開發總公司董事長。

在“農業學大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被稱為“鐵姑娘”的郭鳳蓮與大寨一起站到了歷史的舞台上。應該說，陳永貴為改變大寨的落後面貌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郭鳳蓮就是從他手上接過大寨的這面大旗。那時的大寨，風光無限。但是隨著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大寨和郭鳳蓮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二次創業，重振大寨的擔子落在了“鐵姑娘”的肩上。順應改革的浪潮，從當年“全國農業學大寨”到“大寨學全國人民”這樣的轉變不容易，而郭鳳蓮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大力推進村辦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走農工商一體化的路子。大寨企業經歷了村辦小作坊到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發展的轉變。如今的大寨，又實現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一片繁榮景象。（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1971年11月至1973年11月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

1973年11月至1980年06月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80年07月至1982年07月待分配。

1982年07月至1987年04月晉中果樹研究所副所長。

1987年04月至1991年11月昔陽縣公路段黨支部書記。

1991年11月至今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92年07月昔陽縣政府副縣長，

1995年06月昔陽縣縣委副書記，

1994年11月至2006年11月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兼職）。

2006年11月任山西省婦聯巡視員。

初試鋒芒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是傳奇式人物。1947年生於昔陽縣離大寨不遠的武家坪村，三歲失去了母親，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畢業後在大寨務農。1963年參加了大寨的抗災自救，同當時的“鐵姑娘”們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後治窩”的勞動。1964年，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任鐵姑娘隊隊長；她與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員一樣戰天鬥地斗，改造家鄉落後面貌，成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熱情接見和讚揚。也正是如此，郭鳳蓮頭的的光環越來越耀眼。

郭鳳蓮

勞模省領導

從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間，她雖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數職，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2003年、2008年連續當選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2009年1月18日，榮獲第七屆中國十大女傑榮譽稱號。

歷史轉折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坐著，茫然地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就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年輕時的郭鳳蓮

此時她並不知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秘密協定”，按下了18顆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乾。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勁風讓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卻把郭鳳蓮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後，她還是像過去一樣，一邊組織社員學習檔案，一邊利用冬季農閒和大家一起修地壘壩。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崗村發生的一切，但是，她並不想改變大寨的方向。

郭鳳蓮的內心並不平靜，因為質疑大寨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多。大力支持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宣布：安徽決不再組織參觀大寨。

這讓剛過而立之年的郭鳳蓮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經感到，大寨執掌了16年的中國農村建設大旗將從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9月，郭鳳蓮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這份來自昔陽縣委組織部的通知中說：即日起你調離大寨村，工資定為行政24級，工齡從今天算起。郭鳳蓮哭了，哭了一頓之後說，“服從黨的調動”。從此，她默默地離開了為之奮鬥了近17年的大寨。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檔案轉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檔案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郭鳳蓮被調離後第二年，大寨村才開始試行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一部分黨員民眾的反對，1982年又走了回頭路。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比起其他地方整整晚了兩年的時間。

此時，大寨村沒有了排成長隊來參觀學習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風吹過曾經火熱的虎頭山和梯田。郭鳳蓮這個名字，也從人們的視野中長久地消失了。

與此同時，大寨村換了4任支書。雖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寬裕一些，但不論人們怎樣努力，都無法再使自己勇立潮頭。大寨人懷念光輝歲月中的郭鳳蓮，希望她能夠重新帶領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二次創業

1991年11月15日，在民眾的呼籲聲中，離開了11年的郭鳳蓮被任命為大寨村第8任黨支部書記，再次回來的她已經45歲，心裡頭憋著一股勁兒。剛回到大寨不久的郭鳳蓮讀到了一篇報導——《東方風來滿眼春》。在這篇改變了許多人思想和命運的著名文章中，郭鳳蓮被鄧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話語所打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這些話宛若閃電，劈開了郭鳳蓮心頭的陰影。她終於在新的時代尋找到新的歷史邏輯。致富光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無論是自力更生還是艱苦奮鬥，此時都有了新的意義，郭鳳蓮開始帶領大寨進行第二次創業。1992年春，郭鳳蓮和老勞模宋立英乘火車前往上海。在這個即將成為長江三角洲乃至整箇中國經濟領跑者的城市，郭鳳蓮了解著一切新鮮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

創業難，二次創業更難，在沒有任何經驗的市場經濟中二次創業難上加難。但曾經戰天鬥地的郭鳳蓮扛得起任何艱難。她走南闖北，賣煤炭，辦水泥廠，請專家，學著經營，學著商業談判，甚至學著陪笑臉求人，學著喝酒。

走過了一段五味雜陳的創業路，郭鳳蓮逐漸得心應手。她甚至學會了品牌的有效擴張，在三家與外地的合資企業中，光是“大寨品牌”這一無形資產就占有25%多的股份。

主要成就

獲獎記錄

社會獲獎

獲獎時間	屆次	獎項名稱	備註
2009	第十七屆	中國十大女傑	獲獎

經濟品牌

2007年，大寨村經濟總收入1.2億元，比1980年增長了600倍，距離1992年她在上海時的那個百萬元夢想，大寨已經走得很遠了。在郭鳳蓮的手上，大寨完成了從昔日“政治品牌”到今朝“經濟品牌”的轉身。

回望大寨

2008年10月7日，中國油畫協會主席詹建俊率領20多位中國油畫名家來到大寨，舉行主題為“回望大寨——紀念改革開放30年周年”的採風活動。詹建俊為郭鳳蓮帶來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一副珍藏了33年的速寫作品。

郭鳳蓮說：“畫得真好。”

詹建俊說：“那時候郭鳳蓮同志是風華正茂，是最美麗的領導。”

1964年，不滿18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在鐵姑娘隊的22名成員中，最小的只有14歲，最大的不過18歲。就是她們，在一場罕見的洪水沖毀了大寨的田地和房屋之後，和男人們一樣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災難。這些和男人們一樣承受苦難和繁重勞動的少女們，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人們用“鐵姑娘”來為她們命名。

郭鳳蓮回憶說：“參加了第一線的勞動，那就是奮不顧身地要乾，就是一個字，乾……而且當時想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

對這個年輕的姑娘來說，最快樂的時刻是在參加勞動的一年之後。那個秋天，郭鳳蓮看著在廢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萬斤糧食，激動不已。她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和勤勞具有多么大的力量，並深深沉醉於艱苦創業帶來的成就感。更令她驚訝的是，大寨這個普通農村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電台和先進事跡報告會上。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匯報大寨事跡。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1964年年底，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表揚了一個小小的村莊——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8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這一切，開啟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而郭鳳蓮也日益為人們所熟知。

1973年6月，26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黨支部書記，她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個高峰。她滿足地看著大寨成為一片精神聖地，各地的人們朝聖般地湧來。當然，並不是每一個籠罩在光環下的人都能意識到光環背後的陰影。

外界評價

郭鳳蓮堅信作為一種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具有普遍意義。但是，那個時代所有被歷史裹挾著往前走的人恐怕都來不及思考：大寨模式是否適用於從農村到城市，從教育、衛生、科學、文化甚至到國防建設的一切領域？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邏輯又是否符合邏輯呢？

當大寨這篇“文章”被人在“文革”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的時候，它的示範意義也就越來越偏離中國農村的實際。

事實上，就連郭鳳蓮自己也沒能把貧窮從身邊趕走。

郭鳳蓮回憶說：“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麥是二斤半，這二斤半小麥在磨上還填不了磨盤眼兒。過年吃餃子，當時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餃子，當時非常困難，能吃得起玉米面餃子就不簡單了。”

當辛勤的勞動並不能讓人們收穫富裕，甚至不能讓人吃飽飯的時候，一些樸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了人們心中。小崗村農民1978年冬天的冒險，在一年多後，變成了近三分之一中國農民的選擇；又過了7個月，這個數字超過了五分之四。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檔案”，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1984年，99%的農民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農村煥發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過去時。

然而，郭鳳蓮和大寨的轉身卻顯得格外艱難，歷史慣性的旋律還在她們的腦海中盤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