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960年(遼應歷十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北宋。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遼宋對峙時期。北宋初年,在審慎分析當時全國形勢後,決定暫時放棄北進的軍事目標,採取先南後北的方針,集中力量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對遼採取守勢。
974年(宋太祖開寶七年,遼景宗保寧六年),遼主動調整與宋的關係與宋議和,得到了宋朝的回響。雙方開始通好,互派使節,吉凶節日皆有慶弔饋遺,沿邊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鎮、易、雄、霸等州置榷務,加強了對互市的管理。但這種和好的局面只維持了五年,當宋朝削平南方割據政權回軍北向後,遼宋關係開始惡化。
遼宋戰爭
宋太宗
趙光義繼位後,南方統一大局已定,遂於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親率大軍攻
北漢。先敗遼援軍,繼破
太原滅亡
北漢,為進取燕雲創造了條件。
七月,宋太宗乘勝率師北征,意欲收復後晉割讓與遼的燕雲諸州,引起遼宋正面衝突。宋軍一路東進,遼易州、涿州守將開門迎降。宋軍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駐蹕城南,分兵遣將,備御東南,攻擊西北。遼五院詳穩奚底、統軍使蕭討古和乙室王撒合與宋軍戰於沙河,遼軍失利。薊、順二州又降。遼南京守軍人數不多,留守韓德讓率軍民堅守,城垂陷,惕隱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軫將五院、六院援軍趕到,左右夾擊,敗宋兵於高粱河。同時宋軍發生譁變,太宗倉卒撤軍,為遼軍追襲,乘驢車逃歸。此即高粱河之戰,也稱圍城之役。
乾亨四年,遼景宗死,聖宗隆緒幼年繼位。宋君臣認為:“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絕好時機。於是宋太宗決定再次出兵,收復燕雲。986年(宋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宋大舉興兵,三路北伐。以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靖難軍節度使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檢校太師、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門。並選在遼帝春捺缽的三月出師。遼方初無戒備,宋東路軍曹彬連下歧溝(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軍聲大震。西路潘美兵進寰、朔、雲、應等州。中路田重進出飛狐北,俘遼西南面招討使大鵬翼等,進軍飛狐、靈丘、蔚州。遼遣宣徽使蒲領(耶律阿沒里)馳援,同時徵兵諸路,下詔親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開宋軍兵鋒,乘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其餘眾;晝則以精銳虛張聲勢,使宋軍疲於防禦;同時設伏於林中,絕宋糧道。曹彬以糧餉不繼,退師雄州。五月,聞中、西兩路進展順利,再回師涿州。所帶軍糧又盡,而遼親征軍已至,東路軍再退。遼軍追至歧溝關,宋軍大敗,溺死於拒馬河者不可勝計,棄戈甲若丘陵。西路軍撤退時又失大將楊繼業。
高粱河和燕雲兩次大戰的勝利,鞏固了遼對河北、河東北部的統治。宋朝兩次北征失利後,也放棄了武力收復燕雲的方針。此後,宋對遼取守勢,而遼卻不時伺機南下,掠奪宋河北州縣,向南擴張境土。當遼聖宗鞏固了統治地位以後,又開始大舉南下,與宋爭奪河北了。
澶淵之盟
999年(宋真宗鹹平二年,統和十七年),遼軍南下,於瀛州俘宋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勝宋軍於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統軍使蕭撻凜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雲州觀察使王繼忠。二十二年九月,聖宗、太后蕭綽親率大軍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臨澶州城下,宋廷震動。在宰相寇準的主持下,宋真宗親征,雙方隔河對陣。遼將蕭撻凜出營,誤觸宋軍伏弩,重傷致死,遼軍士氣受挫。王繼忠乘間調停,主南北議和。他致書宋真宗,通報遼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復書願息戰以安民。於是,議和使者頻繁往來。遼要求收回後晉所割關南地,宋則取寸土不讓而不惜金帛的方針。經反覆談判,終於以宋方向遼提供助軍銀帛達成協定,從此雙方結束軍事對峙狀態。
澶淵之盟規定:
一、遼宋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世以齒論。
二、以白溝河為國界,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10萬兩,絹20萬匹。至雄州交割。
四、雙方於邊境設定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既為兄弟,吉凶慶弔,生辰節日,便當互派使節,雙方經濟、文化聯繫加強。澶淵之盟是在遼、宋都無力完成統一的情況下簽定的和平協定,它使雙方從互相對峙,轉為和平往來,統治者得以鞏固各自的統治地位,致力於境內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戰亂之苦,有了從事生產的和平安定環境。此後120年間,遼宋不曾兵戎相見。
契丹人十分重視與宋朝的友好關係。澶淵之盟後,宋使首次入遼,“所過州縣,刺史迎謁,命幕職、縣令、父老送於馬前,捧卮獻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漿水於門。令接伴使察從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所至民無得鬻衾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行從芻秣之事,皆命人掌之”。此後,對宋使也非常熱情,每有宋使入遼,遼朝大臣必爭相問慰,並一一詢問前曾使遼諸人平安與否,令宋使十分感動,回宋後紛紛上言建議宋方也應依例熱情對待遼使。遼聖宗恪守信誓,對宋“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釁”。
盟後領土交涉
遼興宗即位後,自視國力強盛,又欲廣土擴地,再立新功。於是,在蕭惠、劉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謀取後周占領的二州十縣。
西夏建國後,連續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延川、宜川、洛川三河匯合處)、好水川(今寧夏隆德東)大敗宋軍,宋朝的軍力被牽制在西北。遼君臣認為“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正是取關南十縣的大好時機。重熙十年(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轉運司得知遼朝的動向,請調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給遼朝遣使出師提供了藉口。次年正月,遼朝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又作蕭英)和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指責宋於河北“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要求宋交還關南十縣。同時會兵南京,聲言南伐,以武力為談判後盾。宋朝一面調兵、遣將、買馬、修路、治河、屯糧,作軍事防禦的準備,一面派出談判使者,並堅持許和親、歲幣而不許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張茂實至遼。弼以“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的道理打動遼興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棄軍事行動。九月,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再定盟約。遼放棄對關南十縣的要求,宋則“別納金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並迫使宋朝將所輸銀絹名目改為“納”、“貢”。
澶淵之盟簽定之初,遼宋雙方都能謹守條款,少有爭執。和平既久,邊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況發生,或由邊民典賣土地導致邊境地界不明。宋朝一邊能及時督促地方官員,約束百姓,避免生事。遼朝則對邊民侵占邊地的行為不加約束。重熙年間(宋康定、慶曆年間),因遼邊民過境耕種,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請旨定奪,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爭競”,曾與遼朝重新劃定朔州一帶地界,將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嶺南移至黃嵬大山北麓。宋朝的遷就姑息助長了遼邊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為,道宗鹹雍年間,仍屢有遼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雙方也曾派員再次明確地界。河北有邊民違約在界河捕魚,河東則發生了鹹雍、大康年間的地界之爭。
宋神宗即位後,起用王安石實行新法,以期富國強兵。為了鉗制西夏,派遣王韶經營熙州(今甘肅東鄉族自治縣西南)、河州(今甘肅臨洮)、洮州(今甘肅臨潭)地區,成功地招撫和征服了這一帶的吐蕃部落,增強了宋朝在黃河上游地區的實力,對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脅,也直接影響了遼利用西夏牽制宋的效果。宋夏雙方再定誓約,關係也趨於緩和。為了分散宋經略河西的精力,試探宋方的虛實,遼朝以宋邊民侵耕遼屬土地為藉口,挑起了河東地界的紛爭。鹹雍十年(宋熙寧七年,1074年),遼遣林牙蕭禧使宋,指責宋朝在“雄州拓展關城”,在應、朔、蔚州遼境一邊“營修戍壘”、“存止居民”,要求雙方派員“同共檢照”。宋神宗許以雄州“創蓋樓子箭窗等,並令拆去”,又先後兩次遣使至河東邊界與遼方共同勘驗地界,都沒能解決問題。蕭禧違制留居宋境不歸,宋神宗憂形於色,以“國家與契丹通和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為由,滿足了遼的要求。除重熙年間新定地界外,又承認了遼在應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邊地。熙寧八年(遼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誥沈括使遼回謝,次年雙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劃,九年各開壕立堠置鋪,宋又向遼出讓了大片領土。遼此次與宋交涉,前後歷時三年,不論是談判還是劃界立標,多有故意拖延的情況,其根本目的當不在得地,而在窺探宋方的軍事動向,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和採取相應措施。
自澶淵之盟後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談判方式解決的。遼方深知宋迫於西夏的軍事壓力,不願與遼重開戰局,屢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壓,同時以武力解決虛聲恫嚇,冀以在不破壞盟約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實惠。這一點,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燾“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的認識,是符合實際的。由於遼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這一弱點,故每次都能如願以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