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達達拜·瑙羅吉
- 外文名：Dadabhai Naoroji
- 國籍：印度
- 出生地：孟買
- 出生日期：1825年9月4日
- 逝世日期：1917
- 畢業院校：艾爾芬斯頓學院
- 信仰：拜火教
- 主要成就：國大黨奠基人之一，被譽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元勛”
- 代表作品：印度的貧困和非英國式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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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瑙羅吉1825年9月4日誕生在孟買一個帕西人祆教教士家庭里。父親是南部古吉拉特邦納夫薩里的拜火教神職人員，在他4歲時去世。由目不識丁的母親拉扯大並供他上學。 在艾爾芬斯頓學院念書時,他就因才華出眾,思想敏銳,受到同學們的敬重。教授們也對他另眼看待,稱他為“印度的未來”。大學畢業不久,他被任命為這個學院的數學和自然哲學教授,是最早在大學裡任教授職務的少數印度人之一。
1851年8月1日他成為拜火教晉鐸，1852年，瑙羅吉為了純潔拜火教信義，在孟買建立了一個宗教協會，大力倡導社會改革，主張推廣西方教育。它是這個管區最早出現的較有影響的社會政治組織。其目標是要求殖民政權實行“改善國家狀況和社會福利的措施”。這個組織把孟買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自己周圍,積極開展宣傳活動。瑙羅吉還建立很多社會改革和文化教育團體,號召和組織人民向陳腐的社會習俗宣戰,爭取印度的社會進步和發展。這樣的組織總計不下30多個,影響遍及孟買管區。他還辦了《真理之聲》雜誌,宣傳進步思想。瑙羅吉成了孟買民族主義者的公認領袖。
1855—1859年,他進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英國利物浦成立的商業機構—卡馬事務所任職，並遷居倫敦。1858年，基於信仰理由，他又辭去現職，翌年創建了專門從事棉花貿易的瑙羅吉公司。同時還在倫敦大學兼職講授古吉拉特史。在這裡,由於看到英國公眾受官方輿論矇騙,絲毫不了解印度的真實情況,就構想在倫敦建立一個政治組織,宣傳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主張。1865年他建立了“倫敦印度協會”。不久和另一個叫“東印度協會”的組織合併,他擔任主席。這個組織在英國積極開展活動,其成員到1871年發展到千人以上。1869年國內的孟買、加爾各答等地也設立了分支。 1874年，瑙羅吉回印度，出任半獨立的巴洛達首相，兩年後返英格蘭參加自由黨。在此後的數年裡積極推動了印度各地區民族主義組織的聯合。
主要成就
改良主義
瑙羅吉紀念郵票在經濟方面,他積極主張降低稅收,減少殖民貢賦和行政、軍事花費,認為這是減少財富外流的主要辦法。1895年他參加英國調查印度政府開支情況的皇家委員會,以見證人身份提供大量材料,揭露英國政府把侵略印度邊境以外地區甚至侵略阿比西尼亞(衣索比亞)的戰費都加在印度頭上。最後他和委員會的少數成員單獨提出報告,詳細地列舉了財政上對印度的虐待,提出了改革意見。瑙羅吉還要求降低稅收,譴責當局不斷提高土地稅是“暴政”。他積極主張發展印度民族工業,要求英國政府對印度資本家一視同仁,還特別要求實行保護關稅。他說:“我贊成自由貿易。但是……要在英國和印度之間搞自由貿易不啻於讓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和一個強壯的騎手賽跑”。
瑙羅吉的活動在印度和英國都產生很大影響。1885年他成了孟買省立法會議成員。1892年代表英國自由黨參加英國大選,當選為下院議員,成了進入英國議會的第一個印度人。他利用這些場合更積極開展活動,爭取更多人支持印度的要求。
到二十世紀初,國大黨並沒有從英國當局那裡取得任何重大讓步。它年復一年通過決議提出要求,英國當局根本不予理睬。十九世紀最後10年印度一再發生饑饉瘟疫,而英國對印度的經濟榨取變本加厲,有增無已。行政方面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改革。到喬治·寇松任總督後,又採取了包括分割孟加拉在內的一系列反動措施,閹割印度人所享有的有限權利,鎮壓民族解放運動。這一切使瑙羅吉十分失望。
1905年起,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高潮。孟加拉人民首先起來進行反分割鬥爭,很快發展為全印規模的運動。這時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經大大不同於20年前。國大黨內出現了極端派。國大黨外出現了秘密革命組織。他們不滿國大黨的局部改良要求,提出斯瓦拉吉(政治上“自治”)作為鬥爭目標。極端派主張發動民眾實行消極抵抗。秘密革命組織則主張實行暴力鬥爭。
國大黨早期的活動家們(這時被稱為溫和派)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繼續堅持局部改良路線不願前進,從而成了運動進一步發展的阻力。極端派力圖把運動引向前進,為此,力爭獲得國大黨的領導權。1906年當極端派提名蒂拉克為國大黨年會主席候選人時,溫和派感到控制不住局勢,便提議請瑙羅吉來擔任主席,極端派同意。瑙羅吉這時住在英國,已有82歲高齡,但他仍然答應了國大黨這個請求。
瑙羅吉的立場屬溫和派。不過和溫和派其他活動家相比,他的思想在1905年前後,已順應客觀形勢,多少有所發展變化。從幾十年的現實鬥爭中,他得出結論:英國殖民統治是印度的“主要禍害”,認為“自治是把印度從災難和錯誤中拯救出來的唯一道路”。就在1906年國大黨年會的主席致詞中,他強調指出,印度人民的要求“整個來說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自治或斯瓦拉吉”。在結束自己的講話時,他說:“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還有什麼好運在等待著我。如果我能留下一句善意和虔誠的話給我的國家和同胞,那就是:團結、堅持和實現自治,以便我們的被貧窮、災荒和瘟疫折磨得奄奄待斃的數百萬同胞以及在挨凍受餓的數千萬同胞能得到拯救,印度能再一次在世界的最偉大最文明的民族中占據昔日的驕傲地位。”就在這次年會上,國大黨第一次通過了要求印度自治的決議並通過了斯瓦德西(“自產”)、抵制英貨和民族教育等項決議,對孟加拉和全印方興未艾的運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瑙羅吉思想的發展也是受了國際有利形勢的鼓舞。在給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的一封信里,他說:“亞洲正在覺醒。……我們能夠有理由地期望,我們的解放也為期不遠了。”
瑙羅吉思想的變化是不徹底的。他贊同爭取斯瓦拉吉的目標,但在鬥爭方式上依然主張使用憲政鼓動的舊方法,對消極抵抗策略不贊成,對暴力革命更是反對。他說消極抵抗行不通,且會引起英國報復,例如停止供應印度機器,那將妨礙印度工業的發展;而暴力革命則會把印度“拖入無政府主義境地。”但是,對秘密革命組織活動家如奧若賓多·高士、達爾·哈雅爾等的愛國主義精神,他表示非常欽佩。瑙羅吉的這種態度鮮明地反映了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1906年國大黨年會後,瑙羅吉回到英國。但由於健康原因,1907年10月又回到印度,此後就再沒有離開。在他的晚年,儘管身體很不好,但一直關心印度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積極支持貝桑特夫人和蒂拉克組織“自治同盟”,要求印度自治,還答應擔任“自治同盟”孟買分部秘書。當得知國大黨兩派——溫和派和極端派在經過9年分裂後1916年重新統一起來,國大黨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的伊斯蘭同盟也實現了民族大團結時,他感到無比高興。 瑙羅吉於1917年6月30日去世。
國大黨理論家
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新局面。由於孟加拉、孟買,馬德拉斯等地的地方性民族主義政治組織各自積極開展活動和相互間加強聯繫的結果。出現了建立全印統一的政治組織的趨向。瑙羅吉是這一新趨向的積極推動者之一。他參加了1884年12月在馬德拉斯召開的17人會議,就在這次會上決定建立全印政治組織。這個組織1885年12月正式成立,這就是印度國大黨。當國大黨首次會議在孟買舉行時,他是會議核心人物之一。第二年國大黨舉行年會,他當選為年會主席。1893和1906年又先後兩次當選國大黨年會主席。他雖然經常住在英國,但對國大黨活動一直很關心,是國大黨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除了直接組織運動以外,瑙羅吉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突出貢獻還在於,他是早期資產階級活動家中第一個深入剖析英國對印度殖民剝削政策的人。他提出的“財富外流論”深刻地暴露了英印關係的實質,成了國大黨確定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
像其他資產階級活動家一樣,瑙羅吉對英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代議制是極為崇拜的,因而對英國統治印度認為是神的賜福。他相信英印聯繫對雙方都有極大好處,相信英國能夠逐漸地把印度帶到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道路上。然而從實際生活中他又發現,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和他想像的英國的民主進步精神不相符合,英國人來印度不是為了幫助它的經濟政治發展,而是為了榨取印度的財富。
在細緻觀察現實並蒐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1867年,他在倫敦東印度協會所作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印度財富外流論”,此後繼續進行深入研究,1873年寫了《印度的貧困》一書,對英國的剝削政策及其結果進行全面剖析。1876年在對這本書作進一步修改補充時,他的理論已完全成形。這套理論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集《印度的貧困和非英國式統治》一書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闡述。
瑙羅吉認為,英國統治固然給印度帶來了安全、秩序,但其代價是無休止的榨取印度財富。他說:“英國統治者站在大門口,讓世界相信,他們在保衛印度免受外來人的侵犯,而實際上卻通過後門陸陸續續地把他們在前門所守衛著的那些珍寶都偷偷運走了。”英國人在印度是達官顯貴,又是投資者、商人。英國人每年做官、經營企業得到的薪金、各種津貼、利潤、利息以及英印政府的各種行政、軍事花費都是來自印度人民繳納的賦稅。每年,英國官員和企業家要把所得的大部分匯回英國,加上印度政府在國外的開支及償付外債利息,這就構成了印度財富的年年大量外流。其數量1867年瑙羅吉估計為800萬英鎊,占全年印度稅收的1/4。他認為,這樣多的財富流往國外,這就是印度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
瑙羅吉把英國在印度的榨取和以往外來入侵者的掠奪作了對比,認為英國的榨取最厲害。以往的入侵者通常是一種短期的擄掠,多半是在印度掠奪,在印度消費。而英國則是長期榨取,並把掠奪所得大部輸往國外,根本不允許印度有恢復創傷的機會。他比方說,以往的入侵者像是屠夫東一刀西一刀,而英國則用銳利的手術刀直取心臟,這樣,“印度的命運就極其可悲了”。他指出,大量財富的外流,不但造成人民的極端貧困,而且破壞了印度的資本積累,嚴重阻礙了民族資本的發展。
瑙羅吉對英國剝削政策的揭露是比較徹底的。然而,當問題觸及到如何對待英國殖民統治者時,他卻表現了溫和態度。他認為,所以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背離了英國正義自由原則,是“非英國式統治”,那些在印度貪婪榨取的人並不知道,他們這樣做不僅損害印度利益,也從根本上損害了英國利益。他相信,只要向英國輿論呼籲,曉以大義,英國人就會考慮英印雙方利益的大局,改變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他提出的具體辦法是進行憲政鼓動,即用呼籲、陳請的方法提出印度人的各種要求。
瑙羅吉這個理論提出後在英國和印度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英國統治者為他所激怒,而印度民族主義者則覺得很受啟發,思路為之開闊。正如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後來所說,瑙羅吉的《印度的貧困和非英國式統治》一書,“在我們民族思想的發展中起了革命作用”,“給我們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政治經濟基礎”。瑙羅吉的“財富外流論”成了印度民族主義者揭露、抨擊英國殖民剝削政策的主要武器。一個英國人寫道,他的論點從每個講壇都可聽到,他的理論“造成了一種反對和不滿氣氛”。瑙羅吉因此也就成了全印度民族主義者公認的領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