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歷史
7歲時學《論語》,就能理解大意,他父親覺得很稀奇。14歲時得了一場大病,他母親在觀音大士面前許願:要是他的病能治好,就送他出家終生侍奉佛祖。後來他病好了,就送他到東門外白雲寺出家,拜僧深公為師。他學習各種經學功課,都能諷誦如流。初時,參瓶窯聞谷禪,有所省悟。接著又到東溪荷山參拜永覺師,令他看《柏樹子話》,卻覺得很難理解。後來又到杭州各寺院聽講學習,經過5年的努力,通曉《法華經》、《楞嚴經》的主旨。以後,回到福建,師事鼓山永覺禪師,每日堅持學習、鍛鍊,徹底理解佛學佛經。永覺禪師圓寂後,由道霈繼任主持,開席講法,四方歸皈。
清康熙八年(1669)回建寧府(今建甌)。他認為白雲寺是他剃度的寺院,於是便四出化緣,重新修建。以後又參與修建水南善見塔。後來,駐錫政和的寶福寺。康熙二十三年回鼓山,修養更加高深,耿精忠造反,打算延請道霈當國師,遭道霈拒絕。
道霈一生勤儉自勵,只持一瓶一缽,個人不留一點積蓄。各方捐款貢物,他收到就及時交給寺院使用。所到各處雲遊,總是先去寺院禮佛。88歲圓寂。著有《旅泊庵稿語錄》196卷。
生平考述
道霈(1615-1702)【特別說明:道霈圓寂於1702年,時年八十八歲,而非一般人所說的1688年圓寂】,字為霖,法諱道霈,號旅泊,曾兩次擔任鼓山湧泉寺住持,是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系鼓山法脈(亦稱鼓山禪、鼓山系,創始人為永覺元賢禪師,元賢系道霈嗣法恩師)第二代傳人,著名的禪宗大師,時人稱之為古佛再世。(具體參考資料:馬海燕著《為霖道霈禪師》,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馬海燕《明末清初“鼓山禪”的幾個基本問題》,《東南學術》2011年第2期等)
以下詳細生平考述出自馬海燕著《為霖道霈禪師》一書: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道霈生於福建建寧府建安縣, 七歲入私塾,年十四得病瀕死,病癒後父母許其出家。道霈於“郡東白雲寺”出家已滿十四歲。道霈在自述中稱“禮老僧深公為驅烏”而非“應法沙彌”,可能是他的自謙。 深公何許人也,無從考證。 道霈於白雲寺出家,“凡諸經業,不由師訓,誦之如流”,其主要學習的經論就有《八十八佛懺》等。崇禎五年(1632),道霈十八歲。《旅泊幻跡》云:“一日,睹鄰房僧死,忽悟自身無常,遂深厭火坑,憤然有超方之志。至十八歲,聞谷老人自楚入閩,居汾常之寶善,余聞之驚喜曰:古佛猶在耶!即辭受業,一缽一衲,飄然而去。”道霈去寶善庵前,曾往董岩參學。董岩亦屬建州,明代曹洞大師無明慧經禪師曾開法董岩,博山無異、鼓山元賢等皆曾在此參學、駐錫。 道霈往董岩參學之時,路過潭陽,在妙高峰遇到了一位儒生(出家後法名太純 ),二十四年後二人再次相會於鼓山。 此次道霈的董岩之行,除認識太純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收穫。隨後他即往寶善庵投奔聞谷大師。聞谷老人時在寶善庵。寶善庵地點不在建州境內(在南劍州,今屬南平),但離建州僅有四十里左右,是建州居士們為迎留聞谷大師而特意興建的,它與杭州的真寂寺關係密切,都是聞谷大師畢生弘化之所。 道霈在寶善庵追隨聞谷老人,並從老人處稟戒。 老人為其賜字“為霖”,並教授“念佛畢竟成佛之說”。 天啟七年(1627),元賢隱居東溪荷山,有一生老死山林之志。 道霈與元賢的相見,據《旅泊幻跡》云:“一日,侍老人山行,忽回顧熟視曰:噫!子可教也!惜余老不能成褫,子此去東溪荷山,有永覺靜主,真善知識也,子能傾心事之,必有所得。餘業已聞老和尚名,茲承指示,甚愜夙心。明日,將束裝辭去,而老和尚適至,老人遂以余囑託之。老和尚唯唯,命報侍左右,令看柏樹子因緣,汲水負薪,罔敢忽怠。” 元賢來寶善庵拜謁聞谷老人,時在癸酉(崇禎六年,1633)春。 因恰遇元賢法師來會,聞谷大師遂親自把道霈囑託元賢。道霈從此跟隨元賢法師,汲水負薪,罔敢忽怠。元賢繼而讓道霈仔細研讀《四十二章經》《佛說遺教經》等經典。 據說,道霈與元賢相見後,“後一日於野田中采瑞蓮以獻,和尚曰:吾道當馨於世矣。” 也正是因為來會聞谷大師的機緣,崇禎六年(1633),元賢得遇福州鼓山的護法居士林之蕃(字孔碩,號涵齋) ,並應其邀請入主鼓山湧泉寺。崇禎七年(1634)春,元賢如期出主鼓山湧泉寺。在鼓山的初期,元賢僅讓道霈參“庭前柏樹子”話頭。因自覺參禪無所得,道霈便拜別元賢,離開鼓山外出參學去了。道霈離開鼓山的時間不甚明確。據《旅泊幻跡》載:“崇禎甲戌春,老和尚出世鼓山,隨侍以至。前後四年,苦無所入。”此處所說“四年”乃是指道霈跟隨元賢以來的時間。 又據《正源略集》卷3《福州鼓山為霖道霈禪師》記載:“(道霈)建安丁氏子,年十四出家,十八參方。首禮聞谷大師於寶善,次參鼓山賢和尚,看庭前柏樹子話。三年無所入,辭游兩浙。” 此中所言“三年”,當是確指道霈在鼓山的時間,其崇禎七年(1634)春隨元賢入山,則離山當在崇禎九年(1636)(最遲不會超過崇禎十年春),時年二十二歲。崇禎九年(1636),聞谷大師在杭州真寂寺圓寂,道霈聞訊前去弔唁。崇禎十年(1637)春,元賢亦趕往真寂料理老人後事,浙西的僧眾以及護法居士懇請元賢出主真寂寺(1637年春至1641年秋之間)。 崇禎十四年(1641),鼓山護法曹學佺因元賢久住真寂,延請覺浪禪師住持鼓山。元賢在真寂寺期間,道霈往真寂會見元賢,二人公案往來,道霈被元賢許為“已入門”者,他的“升堂入室”尚待機緣。 其間,崇禎十年(1637)十月,道霈辭別元賢往天童參禮臨濟尊宿密雲圓悟(1566—1642),前後歷時八個月。另外,道霈在密雲門下參學期間,與其門下弟子龍山古雪交情深厚,二人“志趣符同”,有“重振古風”之約。 約在崇禎十二年(1639)左右,道霈往杭州天目山西峰,訪高峰原妙之“死關”,在這裡住了一年。約在崇禎十三年(1640)左右,元賢得知道霈在天目山居住,派僧將其帶回真寂,正式為其圓戒。 在天目山時,道霈因讀契嵩《孝論》,心有所感,正欲回閩看望雙親,恰逢元賢派僧前來,便決定於真寂圓戒後回閩省親(回閩省親時間約在1640年或1641年 )。約從崇禎十五年(1642)至順治三年(1646)間,道霈結茅獨自隱居於建寧府建陽縣的百丈山。 從道霈三十年後(康熙十八年,1679)重返百丈山時所作的詩看來,在百丈山的生活是“談經”與“入定”相結合。道霈在義學與禪學方面的修行皆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為日後的“開悟”奠定了基礎。順治二年(1645),道霈父親去世,道霈《故妣道貞比丘尼塔銘有序》云:“年四十斷葷茹,持般若心經,至六十又三,不孝罷參歸,適先君卒,遂從不孝落髮為尼,依本師鼓山和尚受比丘尼戒,矢志淨土,日課佛號三萬聲,兼誦《華嚴梵行品》《金剛般若》《彌陀》諸經,寒暑弗替,嘗誦《梵行》至了知一切境界如夢幻處,輒點首自得。問其故,對曰:世人不知此,故苦耳。一日問《心經》,不孝為說大旨。乃曰:無他語,都是說自己事也。其自然之智類如此。” 朱氏時年六十三歲,在道霈的感染下,朱氏也毅然出家,並且依鼓山元賢受比丘尼戒,法名道貞。母子二人一起在百丈山念佛修行。順治七年(1650)正月初七,道霈時年六十八歲的母親朱氏(道貞比丘尼)因長年體弱多病而在山中去世:“然體弱多病,竟以病告卒,時順治庚寅正月七日上午時也。……享年六十有八,為尼僅六載。” 道霈在辦完母親的喪事後重回鼓山,並奉元賢之命,充當維那。順治十年(1653),道霈呈偈元賢,得其印可,遂辭別元賢往建寧廣福庵閉關,密自鍛鍊,與外界不通往來。道霈歸隱後,元賢大師屢去信勸回。在元賢勸說下,順治十二年(1655),道霈重回鼓山。其重返鼓山,原由大概有二:一是鼓山周邊時局危亂,道霈擔心元賢安危。當時的福建是一個極其動盪的地區,鼓山周邊常有匪人出沒。早在順治四年(1647)鼓山就發生過匪寇洗劫湧泉寺的事件,當時元賢被匪徒劫持,以籃輿舁至半嶺,忽然眾人皆跌倒,元賢因此才免於大難。 二是元賢可能在信中言及傳法之事。考慮自己年事已高,此時元賢大概已有讓道霈回鼓山承續鼓山法脈之打算。早在順治七年(1650)冬,元賢於鼓山建壽塔時曾自撰銘,中有“廣告來者,誰繼吾武”云云 。元賢對繼任者已經有所考慮了。道霈返回鼓山後,與元賢朝夕相處。元賢將畢生所學傳授道霈。順治十四年(1657),元賢於正月上元日鳴鐘集眾,正式傳法道霈,其為曹洞宗第三十三世。道霈嗣法元賢后,元賢即命道霈代其升座說法。此間,道霈語錄結成《為霖禪師秉拂語錄》。 順治十五年(1658),元賢禪師骨骸入塔。道霈作大師祭文、塔志、告文等,真情流露,感動人天。 元賢圓寂後,檀護方克之、林之蕃等推舉道霈繼主鼓山湧泉寺,時在順治十五年正月廿二日,道霈44歲。道霈兩次住持鼓山,第一次系從其44歲至57歲,前後共十四年(1658—1671)。道霈接任鼓山住持後,與先師元賢弘化過的道場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元賢在泉州開元寺駐錫多年,作為其繼承人,道霈常來往於兩寺。道霈住泉州開元寺(一次在康熙元年冬,第二年正月即返回鼓山 ),或是講經,或是說戒,或應請上堂說法。寶善是當年聞谷老人道場,老人圓寂後,眾人曾請元賢兼任住持,元賢不從,遂將寶善庵託付給藻鑒長老 。藻鑒長老圓寂後,有寶善庵人來請道霈到寺擔任住持。 約在康熙三年(1664)秋, 道霈曾留住寶善寺,但未接受住持之位。後由古樗禪師出主寶善庵。古樗禪師與道霈同參於元賢座下。 康熙六年(1667),覺浪道盛弟子、著名的無可禪師(方以智)來鼓山,道霈陪同游賞鼓山風景,兩人詩詞唱和,興致甚高。 康熙七年(1668)五月,道霈又應緇素之請,為福清靈石俱胝禪寺住持。 道霈在鼓山別院還組織蓮社,效法慧遠祖師,以念佛往生為業。 當然,道霈住持鼓山期間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餐香錄》自序中,道霈說自己當了鼓山住持後:“見法門流弊,日深日下,至不忍聞見,遂辭說法之任,自甘與二三有志衲子,栽田博飯而已,蓋不欲混入群隊也。” 從康熙五年(1666)道霈為方克之居士寫的祭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一些鼓山內部爭鬥的跡象,而道霈也早有離山之意. 康熙十年(1671)秋,通過鼓山大護法林之蕃等人的運作,提議由道盛弟子石潮大寧繼主鼓山。 但這僅是公開的說法,道霈的意願卻是讓師出同門的惟靜繼任。 康熙十年(1671),道霈離開鼓山,惟靜順利繼任住持。從道霈屢屢言及“二三有志衲子” ,可見當時有一批人追隨道霈,而且還同他一起離開鼓山,其中有僧人也有護法居士(這些人應該即多屬於元賢系弟子)。 言道霈是因為遭遇排擠才憤然離開鼓山,此說絕非空穴來風。道霈離開鼓山後,自號“旅泊”,居無定所,隨緣漂泊。這雲遊的十四年中(1671—1684),道霈重建或興復了許多道場:先是他自幼出家的白雲寺,後又往建州開元寺、廣福寺、鏡湖寺等道場暫住,最後駐錫寶福寺。康熙十八年(1679)春,道霈開始興建寶福寺。寶福寺道風清肅嚴整,是道霈“隱居之地”。道霈與追隨的眾弟子們在此建立僧堂,精進修學,與眾人在寶福寺過著清苦的隱居生活。 在這裡,他們一起度過了幾個清冷的“大年”(辛酉元旦、壬戌元旦、癸亥元旦 ),道霈甚至自嘲說“似這般窮趣味,走遍大清國恐不多見”。 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道霈與諸弟子依然著述不輟。康熙十九年(1680)冬,鼓山僧人純一與一脈同至寶福,懇請道霈還鼓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八日,純一又與一脈再次持眾護法紳士書來寶福苦請還山。 為拒回鼓山,道霈曾作《復三山眾護法公啟》。 《公啟》中道霈自自敘其不願回鼓山的原由。但面對鼓山四眾弟子的一再請求,無奈之下,道霈只得答應七十歸山——這是學聞谷老人,老人曾對來寶善請其回浙之人說:“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雖約七十則歸,但道霈心中其實依然猶豫逡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鼓山弟子寒輝來寶福,寺人遂請寒輝繼任寶福寺住持。 寒輝曾得到元賢教示,在道霈住持鼓山時曾任維那,在個人修學方面足可稱道。 由其住持寶福寺,道霈可安心離開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二十二日,時年七十的道霈重返鼓山。還山後,道霈先禮晏國師塔及恩師元賢塔。道霈在祭掃元賢先師塔時曾自責道:“痴兒不解事,處處揚家醜。今日忽歸來,一物無所有。此一瓣香爇塔前,青松白石還依舊。” 所謂“痴兒不解事”、“處處揚家醜”,當然不是實指,甚至還是一種正話反說,道霈弘化多方,並不算辱沒師門。但此一瓣香,燒的的確是感慨萬千。另外,此次道霈應眾人苦請還山,其整頓叢林之志正好可以實現。首先是叢林寺務方面,道霈嚴格寺院的財務管理。道霈歸山第二年,即重立《交頭簿》,並在序中苦口婆心,自述其建立模範叢林的大願。 其次道霈希望眾僧不要習於流俗,當學古聖賢人,見賢思齊,莫貪名利供養,辜負平生。 當然,在道霈語錄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對過去十四年漂泊生活的留戀。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初七日午時,道霈在鼓山圓寂:“前後住持三十三載,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午時示寂,世壽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二。門人大心奉化身塔於舍利窟之西畲,有語錄行世。” 圓寂前,道霈其曾有囑云:“余嘗有願,不另造塔,蓋不欲以臭骷髏費檀信膏血。若終此山,如亡僧常規,津關荼毗,拾骨入舍利窟眾塔足矣;若終他山,當處死當處埋,萬勿移動。此吾至囑,不可違也。”道霈塔墓至今猶在鼓山湧泉寺東南山林之中,墓坐北向南,平面呈風字形,有花崗石墓碑,碑文云:“出礦之金,維堅維實。歸藏於中,千聖不識。為霖老人自銘。” 碑前立有六邊形石構墓塔,塔基須彌座,塔身正面刻:“重興鼓山為霖禪師之塔”。背面刻:“康熙四十四年(1705)季重九日建。”關於道霈,《鼓山志》卷四評價說:“(道霈)禪教兼行,淨律並開。福緣廣大,撰述甚富,人稱古佛再世。” 道霈雖為禪師,但他深入經藏,撰述甚豐,其晚年自述云:“余在鼓山有《秉拂錄》一卷,《鼓山錄》六卷,《餐香錄》八卷,《還山錄》四卷,在溫陵有《開元錄》一卷,在玉融有《靈石錄》一卷,在建州諸處有《旅泊庵稿》六卷,《法會錄》四卷。其集古有《聖箭堂述古》一卷、《禪海十珍》一卷;其懺悔法有《八十八佛懺》一卷、《準提懺》一卷;其修淨業有《淨業常課》一卷、《淨土旨訣》一卷、《續淨土生無生論》一卷;注釋有《心經請益說》一卷、《佛祖三經指南》三卷、《舍利塔號注》一卷、《發願文注》一卷;其往復書問有《筆語》一卷。以上共二十種,四十五卷。其纂述有《華嚴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三卷。 ”虛雲禪師稱道霈著作“共二十八種,一百九十六卷”。 實際上,道霈之文獻遠不止這些,還有一些編校、補註的著作以及經本、文集序、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