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中,中央紅軍和紅二、六軍團長征途經湖南懷化的通道境內時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史稱通道會議。當時因情況緊急,此次會議的召開又是在行軍路上進行,人稱“飛行會議”,史書上沒有詳細記載,是鮮為人知的一次重要會議。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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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於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於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後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於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於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畫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築碉堡,設定了第四道封鎖線。
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後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於湘江、瀟水之間。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願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藉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934年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儘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7天之久。順利通過這第四道封鎖線的機會是來了,可惜紅軍未能抓住這一良機。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華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岩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4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會議召開
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畫。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後,中革軍委於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於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後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畫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歷史轉折
12月13日,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轉兵西進。一路由當時通道縣城的縣溪進入靖州縣的新廠、平茶,然後由新廠、平茶分兩路進入貴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陽進入貴州的洪州向黎平進軍。是日,軍委又向各軍團、縱隊發出“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會,以便轉入黔北”的電令。14日,中央縱隊進入黔境後,軍委又命令活動在湘西的紅二、六軍團,要配合行動,調動或牽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以便策應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了戰略方針問題,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轉兵貴州的正確主張。
歷史意義
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從危機中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書中指出的:“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3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從此可以看出,會議的歷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通道轉兵,沒有通道轉兵,也就沒有貴州的黎平會議。因此,通道會議不僅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還為黎平會議和以後的遵義會議召開奠定了基礎,同時,“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此次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