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湖山摩崖石刻》是東漢邊塞紀功刻石,刊刻於東漢永初五年(111年),是為了紀念永初四年對外戰爭大捷而刊刻,位於內蒙古阿拉善左旗騰格里額里斯蘇木通湖山頂,地屬漢代西北邊境的涼州武威郡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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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背景
碑文記錄的最後年份即永初四年,發生了一件與涼州軍隊有關並同時與匈奴有關的重要戰事,河西郡兵出征平定了南匈奴單于檀的叛亂,為此獲得朝廷的嘉獎。漢廷特別對涼州所屬河西四郡大赦,這通紀功碑刊刻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東漢安帝永初四年涼州駐軍對南匈奴叛亂的平定。
永初三年(109年)至四年爆發南匈奴大規模叛亂,恰恰是來自涼州的大將梁慬率領西北駐軍平定了南匈奴之亂,南單于脫帽跣足而降。這場勝利發生在棄涼建議被二度提出僅一個月後,隨之涼州危機解除。二者之間顯然具有某種因果關係。
刊刻年代
《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年代應在永初五年(111年)。此時,涼州危機徹底解除,漢安帝特赦河西四郡,下罪己詔,改革整頓涼州各級機構。在這種情況下,西北駐軍為慶祝這一勝利,回顧和紀念歷年抗擊匈奴、保衛邊疆付出的艱苦卓絕的犧牲和貢獻,刻石紀功,只提集體功勳,而不突出個人。
永初四年,是東漢中後期與邊疆民族關係長期被動局面中一個令人矚目的轉折點,平定南匈奴叛亂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正如虞詡所言,涼州保住了,三輔才不至於成為敵人進犯的前線。是故《後漢書》詳細記載了這場勝利前後,朝臣中有關棄涼和保涼的不同觀點及其論爭,漢安帝對梁慬的褒獎和提拔重用,大赦天下和特赦河西四郡,以及次日下達的罪己和招攬人才的詔書全文,這些記錄根本上都是涼州危機這一事件嚴重性的體現,漢安帝的一系列行動是對涼州危機過後的總結反思,是安撫涼州百姓、維護社會穩定、激勵士氣、凝聚人心的重要舉措,包括刻石立碑本身,都可能是這一行動的組成部分,也是對涼州駐軍關鍵時期的非凡戰功和涼州因此免於被棄置的紀念和慶祝。
價值意義
《通湖山摩崖石刻》是已知漢代紀功刻石的新類型,顯示邊塞紀功碑應包括對駐紮邊塞的普通軍人集體功勞的書寫,並且未必是圍繞一件事功、單個人物的集中描述,也可能是一個長時段數百年一代一代軍人戰績貢獻的追述性、總結性的書寫。相較於其他邊塞紀功刻石,其敘事性的散文體序辭部分篇幅明顯較長,敘事方式愈加向歷史記事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