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大高僧

近代四大高僧，指弘一、虛雲、太虛、印光四大法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近代四大高僧
• 外文名：The four great monks
• 人物：弘一、虛雲、太虛、印光
• 時間：近代
• 類型：僧人

人物簡介

弘一大師

弘一法師（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平，字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別號晚晴老人。

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早年就學上海南洋公學，從蔡元培受業。擅長書畫、篆刻、工詩詞。1905年留學日本，入東京美術學校從黑田清輝學西洋畫，旁及音樂、戲曲，造詣甚深。1907年，他與曾孝谷等創“春柳社”於東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編《音樂小雜誌》。1910年回國，初任上海《太平洋報畫報》編輯，加入柳亞子發起的南社。繼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圖畫和音樂教師。1918年舍俗出家於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於靈隱寺。常往來於嘉興、上海、溫州等地，並閉關著述。1928年入閩，常居廈門南普陀及泉州承天、開元等寺。弘揚南山戒律，曾創設“南山律學院”，並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卒於泉州溫陵養老院。後人為了紀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別建塔和設紀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要略》及《佛學叢刊》、《護生畫集》等。音樂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寶歌》、《清涼歌》等。

虛雲大師

虛雲大師（1840～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號虛雲、幻游，祖籍湖南湘鄉，出生於福建泉州。

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復工作。

虛雲出生仕宦之家，父親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龍，要他學八股文，以求仕進。但虛雲自幼性情恬淡，愛讀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親利用種種辦法都未能逼他就範。光緒十七年（1891年），突然潛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湧泉寺剃度，拜妙蓮和尚為師。隨即隱居岩洞，持頭陀行，靜心觀坐三年。然後離寺雲遊，先後在浙、蘇、皖一帶名山大寺，學經參禪。曾在江寧會見著名佛學楊仁山居士。光緒二十六年，虛雲從普陀山步行北上，到達北京時，恰遇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他隨西太后、光緒皇帝逃亡隊伍西行，出長城，赴陝西，途中結識了許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後，轉赴終南山，結廬獅子岩下，改號虛雲。光緒二十八年，虛雲遊四方、朝拜峨眉，經西藏入西康，轉入雲南雞腳山。雞腳山是歷史上的佛教重地，這時，只剩下十餘處破廟，且不容外來和尚掛單，虛雲無處落腳。後來，通過大理提督張松林向當地知縣推薦，方在雞腳山找到一座破廟——缽盂庵住下來，進行宗教活動。此年，他將缽盂庵改為迎祥寺，接納四方僧眾，募捐興修寺廟。光緒三十年，他出國雲遊，至邏羅（今泰國）、南洋（即東南亞）一帶講經說法，皈依（佛教稱身心皈向佛、法、僧）達數萬人。又前往日本參觀佛教，途經吉隆坡，得滇中來信，說：“官府興辦新政，遍提寺產”，請他設法挽救。光緒三十二年，虛雲便轉道上海，請寄禪（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抗訴。抵京後，得到當年結識的王公權貴支持，獲得一道保護寺廟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後“著各督飭撫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財產，一律由地方官保護。”從此各地不再提寺產了。事後，虛雲仍繼續留京活動，為雲南寺廟請龍藏（清廷內務府刊印的佛經）。經肅親王善耆等發起奏請，於同年七月降旨將迎祥寺賜名“護國祝聖禪寺”、賜虛云為“佛慈洪法大師”，又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鑾駕全幅“。至此，虛雲身價百倍，聲譽大振。

1911年（宣統三年），為團結佛教徒，保護寺院，斡旋滬佛教會與寧大同會的對峙，虛雲出滇至滬。接著，與寄禪和尚赴南京晉見孫中山，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見過孫中山之後，又前往北京去見袁世凱。在上海改組中國佛教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會後，虛雲回到雲南，晤蔡鍔，組織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並親襄其務。在新的“大護法”保護下，祝聖寺的香火依然十分興旺。1912年，民國成立，出現逐僧毀寺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準備逐僧毀寺，指名捉拿虛雲。虛雲隻身往見李根源。李問：“佛教何用？”虛雲答：“自古立國皆議國教並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對於統治者的功用，幾經辯論，終於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虛雲應雲南督軍唐繼堯的邀請，前往昆明，重修西山華亭寺，施工中掘出“雲樓”古碑，遂將華亭寺更名雲棲寺。他按古碑記載，廟產數字，由唐繼堯出告示，用低價將數百畝田地及方圓數十里的山場勒贖歸寺，引起民眾怨憤。他在財產到手之後，又舉辦慈善事業來籠絡民

1929年，虛雲應閩籍國民黨官僚林森、楊樹莊的邀請，赴福州湧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為眾僧說戒五十三天，繼則改革寺中舊習，再則著手整理道風，興肅禪堂與念佛堂、恢復復節打七，春末傅戒之禪規。在這個基礎上，修建樓、堂、閣、寮、院、庵、洞等十多處，創辦學戒堂，後改為佛學院，以福建省主席楊樹莊為名譽院長，虛雲自任院長，培訓年青僧徒。楊樹莊之母拜虛云為師，楊及閩籍不少官僚便成為虛雲的大護法。湧泉寺藏有明清以來大量經板，虛雲聘請觀本和尚進行整理，編成《鼓山藏經目錄》，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發戰爭，省內寺廟大多停止留單，僧人無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單，雲遊僧人多至逾千。虛云為此多方操勞，竭力維持一粥一飯。

1934年，應李漢魂將軍之請，赴廣東曲江主持重修南華寺。南華寺是禪宗六祖慧能的道場。此時已破敗不堪。虛雲提出四個條件，其中第四條為：“所有出入資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籌事，全由施主負責。”這條要求概括了他多年來“宏法”的經驗，即依仗反動統治者的勢力，擴張佛教勢力。李漢魂應允後，當面募集數十萬金，待各項籌備工作就緒後，即請當局派人履勘畫界，將界內“寺產”，無契沒收，有契賤贖。在收回無盡庵時，驅逐住戶，致使二十餘戶貧民無家可歸。1935年秋，虛雲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趕走了廟內的居民，親自監督工匠興修。歷時十年，總計興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該寺成為廣東規模最大的佛教聖地，不久，即舉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數百人，吸引了廣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觀光。

194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發起“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請虛雲主持。虛雲到達重慶，主持法會四十九天。他在法會上讚頌國民黨反動統治說：“四方共樂無為化，同頌堯天舜德明。”蔣介石親自設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虛雲又應廣東當局邀請，在廣州淨慈寺舉行超薦抗日陣亡將士法會，再度轟動廣州港澳。其中港澳參與法會的達十餘萬人。當時，廣州六塔寺住持鐵禪因漢奸罪入獄，虛雲上書當局為其保釋，受到當地部份僧眾反對，未能成功。1947年蔣介石為南華寺“同戒錄”題詞：“丕正頹風”，表彰虛雲的功績。

1949年秋，廣東解放，人民政府對虛雲以禮相待，但虛對在虛門、華南寺進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華寺住持本煥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機關逮捕，虛雲曾為其叫屈。（註：1943年，虛雲曾推薦在五台山當過漢奸的本煥和尚任南華寺住持）同年冬，虛雲應邀赴北京參加佛教協會籌備會議，在廣濟寺與園英、趙朴初等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0月1日，他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錫蘭佛教代表團贈送的“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同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2月，虛雲赴上海參加“祝願世界和平法會”。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虛云為四名名譽會長之一。由於人民政府的爭取和團結，使虛雲擺脫同華南反動殘餘勢力的糾葛，並為其從事正常宗教活動創造條件。同年，虛雲應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請，於7月5日登上雲居山。目睹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禪師開創、歷經一千多年的祖師最勝道場，僅存破大寥三間，殿堂樓閣大多倒塌，瓦礫滿目，荒草遍地。明代銅鑄毗盧遮那大佛像，兀坐於荒煙蔓草之中。虛雲遂決心留住雲山重修廟宇，並得到有關部門的贊同。虛雲駐雲居的的訊息傳出後，四方僧徒雲集，年底達五十餘人。虛雲在率眾修持的同時，多方籌劃修復寺廟，1954年春，回響人民政府號召，堅持“農禪並重”，開荒造田，自給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數百人，至1956年所產穀物與紅薯等，基本上滿足了寺中僧眾口糧需要。寺廟經虛雲募化和設計，歷時三年左右，先後重建廟宇、殿、樓、堂等數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將被日軍燒毀的寺廟修茸一新。隨之，虛雲又組織僧眾修復名勝古蹟。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與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鐫有蘇軾題書“石林”的巨石，虛雲將其置於佛印橋旁，冠名“淡心石”，闢為一勝景，親自賦詩以為紀念。並在白果樹下的慧泉加築花崗石圍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親筆丹書“慧泉”二字刻於其外沿。同時，在寺外種植茶樹、果樹，在寺內開闢花園。1955年春，虛雲身體日衰，但仍心繫寺中諸事，這年七月，虛雲接到岑呂居士代他編輯整理的《雲居山志稿》，非常高興，抱病寫了《重建雲居山真如寺事略》與《雲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蓮淨苑與佛經流通聯合出版，流傳於世。

1959年10月13日，虛雲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圓寂。虛雲一生，習禪苦行，以長於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著稱。虛雲不僅在東南亞諸國蜚身佛壇，在北美大陸也有一定影響。1982年，美國紐約佛教禪宗中心為他修建紀念堂，將其傳記用英文刻於石碑。虛雲平生所作詩歌偈贊甚多，已選三百九十首，編為《虛雲和尚法匯》，由香港佛學書局出版。其餘記載其生平事跡的有《虛雲和尚事跡》、《虛雲和尚年譜》、《虛雲和尚畫法集》等。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1890～1947），浙江崇德（今併入桐鄉）人。俗姓呂，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別號悲華。清光緒三十年（1904），披剃於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同年禮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受具。光緒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從楊文會學習佛學。1911年出任廣州白雲山雙溪地住持，並組織僧侶教育會，自編講我，進行講授。1913年全國各省占寺奪產之風甚熾，僧界陷於紛亂。太虛與仁山等人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協會（後併入“中華佛教總會”），主張改革佛教，首改鎮江金山寺為佛教大學，自辦學校以的抵制“廟產興學”風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敗。寄禪圓寂後，在上海靜安寺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太虛提出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說。大聲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後又連續撰文宣傳佛教革新運動，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順應時代發展。1917年後，太虛先後創辦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學僧，培養佛學人才，並考察日本佛教，歷游英、法、德、比、美等國，弘揚佛教。還分赴鄂、川、閩、晉、蘇、浙、贛、粵、黔等地宣揚佛法；並從事撰述。抗日戰爭期間，太虛發起組織青年護國團僧侶救護隊等，又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出訪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諸國，藉以聯絡同教感情，共同反對日寇侵略，宣示中華民族為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而奮鬥。抗戰勝利後，擔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委，於鎮江焦山籌設會務人員訓練班，以全國佛教進行整頓。1947年，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其著述甚多，後由弟子們彙輯成《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全書》是中國佛教近代以來承先啟後的一部巨著，共700餘萬言，分為四藏二十編。全面反映了太虛多層次的佛學思想，舉凡佛法的體系與綱要、僧伽制度的改革與培育、唯識思想的融貫與弘揚、人生佛教的揭示與提倡，以至時代思潮的批評與會通等等。無不包含在內。

太虛大師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與唯識學闡揚而卓然名家。《全書》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僧大綱》、《菩薩學處》等，集中體現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觀點的整個演變過程。1915年至1947後，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裡，太虛為革新重整中國佛教制度所作的構想與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經過“金山寺事件”使變革佛教的運動一開始便受重挫之後，太虛意識到，改革佛教必須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與之相配合，否則只能流於空談。因為寺院的設立，是紹隆三寶、供養佛祖及僧眾用功辦道的清淨莊嚴道場，也是為啟發社會人士信仰的弘法場所，對於佛教的長工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絕不能離開寺院，另起爐灶。1195年，太虛痛感於當時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一條》，給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產的權力，審時度勢，根據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調查所得中國僧伽有80萬之眾的現實，以及當時社會國情，又依託教理教史的準蠅，在普陀山閉關閱藏期間，撰寫了《整理僧伽制度論》一文，決心開展佛教改進運動，廓清寺院面貌，振興日益萎靡的中國佛教。綜觀太虛大師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計畫，是1947年在延慶寺講演的《菩薩學處》，這也是他的最後說法，按其構想，建立菩薩學處，必須從結緣三皈開始。這是指那些雖皈依佛、法、僧三寶，但對三寶還沒有正信和正見的徒眾。接下來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對佛教有了正當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識分了，再是五戒信眾，受五戒後，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條是由此直接發菩提心。受菩薩戒，成為在家菩薩；另一條是受五戒後，續習八戒，轉入出家階段，作沙彌、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為出家菩薩。最後是出家菩薩的設計，要求也進一步提高。

從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級階段，其中設有幹部人才的培訓，以造就菩薩學處的幹部人才。而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的徒眾，也都可以成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過12年才出家，但終身作為在家菩薩也適宜，因為在實行上，都是六度四攝，好實行瑜伽戒法。這是以信眾和僧眾共同組織菩薩學處，制定僧伽制度，是為太虛的晚年定信論。

太虛的革新僧制歷時多年，其構想屢經更易，從《整理僧伽制度論》的80萬僧眾數，到《僧制今論》的20萬，再至《建僧大綱》的4萬而2萬，直到最後縮減為一座道場以創立“菩薩學處”。由此可見，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於對僧團人數力求減少，重質量不重數量，為偽存真；也在於偏重信眾，以建立菩薩學處擴大社會青年信仰三寶，達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為終極目的。另一方面，因疊經波折，屢有變更，也足見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難！

雖然，從《整理僧伽制度論》到《菩薩學處》是應機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揚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業，始終未能實現，反而招來不少的毀譽。但太虛的志向未嘗少必，因為他的變革的贛皆從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進不懈。太虛的革新僧制的實踐證明，佛教的存在與發展，必須應時代的需要，同時又應考慮到當時佛教的實際狀況進行操作，否則，無論是超前還是滯後，其具體的實踐活動都將難以奏效，這是留給後人的有益的經驗教訓。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1861～1941），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近代著名的淨土宗高僧，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俗姓趙，名紹伊，字子任。陝西合陽陳村人，幼時聰慧，隨兄熟讀儒書，頗以孔孟之道為自任。受韓愈、歐陽修等大儒闢佛思想的影響而批判佛教。至十五歲後，數年之間因病所困，偶讀佛經，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師二十一歲，往投終南山五台蓮華銅寺，禮道純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於陝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律師座下。

印光大師生來便有眼疾，幾近失明，後於湖北蓮華寺幫忙晾宋體曬經書時，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即是當生成就、了脫生死之要道。因為眼疾，乃悟縣為苦本。感悟到若要離苦得樂，勢必專修念偉法門為是，即於閒時。專念佛號，縱是忙於事務，也心不離佛，後眼疾痊癒，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便肇始於此。

印光大師修淨土，久而彌篤。光緒十二年（1886）二十六歲時，慕名北京懷柔紅螺山資福寺為淨土專修道場。便往親近善知識，取繼承東晉廬山東林寺慧遠大師創導的淨宗遺風之意，自號專修念佛法門，使得淨業大進。除此之外，師於紅螺山歷任上客堂香燈、蔡元等職期間，深入經藏，研讀大乘經教以為助行，與念偉之正行互補，得以圓成淨業。

光緒十六年（1890）師轉居北京龍泉寺、十七年（1891）住於國廣寺。光緒十九年（1893）時，應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之請。護送藏經南下，後便常住法雨寺.師於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眾敬重。眾等便誠請大師講法以利群機，師辭不過，乃為開講《阿彌陀佛經便蒙鈔》一座。嗣後，便謝絕眾緣，於珠寶殿側掩關修行，連閉兩期，為時六年。於關房中自書”念佛待死”以自策勵。出關後，曾出外住茅篷，未幾，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緒三十年（1904）師四十歲時，因諦閒法師為浙江溫州頭陀寺迎請藏經，又為之助理一切，事畢師仍回法雨寺。師在此出家二十幾年的光景里，始終韜晦，不喜結交，不好名聞利養，惟有用功不止，精進念佛，以期克果。其後近十年間亦復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終得念佛三昧。

民國紀年（1912），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大師文稿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讀者雖不知為誰，而文章中所顯義理己足以引發見聞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國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諸居士得讀大師文稿，甚感希有難得。於是一再蒐集印光大師的文稿，題為《印光法師文鈔》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於文鈔之跋中贊言：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其後數年間，復為增廣大師文稿，由中華書局印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大師的文鈔，正如徐氏跋中所言：無一語無來歷，深人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不單是在佛理上精闢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會，凡是能使聞者改惡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據一格為眾宣揚法要。義理深契眾機，且文法典雅，是以凡聞大師名者，人人必爭請奉讀師之文鈔。因此之故，大師威名揚於環宇，渴望歸依大師門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門造訪請求慈悲攝受者，有親寫書信乞賜法名者。一時間，做大師的歸依弟子蔚然成風。前後二十餘年來，皈依大師座下的信徒，無法統計、進而言之，受大師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以往生西方淨土者，亦難枚舉。由此可見大師身傳言教之功行實不可思議。

大師一生勤儉無私，信眾之供養，悉皆代為廣種福田，或用於流通經籍，或用以救濟飢貧。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華麗。有供養珍美衣食，推卻不過者，，轉手即送他人。大多數的普通物品，鹹皆交至庫房，與大家共享，決不自用。大師先後在上海、蘇州創辦弘社。二十餘年來；所印的佛書計有百十種之多，其數不下四、五百萬冊。佛像亦有百萬餘幀之多，教之內外，普受法益者甚眾。民國十一年，(1923)師六十二歲時，江蘇義務教育會成立，議請省府下令徵用寺產作為學校，佛教界為之譁然。大師為保教護寺故，不遺餘力地為之奔走呼籲，終得以扭轉危機。同年，應定海知事陶在東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講道，乃推智德法師應聘。並令其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之佛理。充分體現大師之無緣慈悲，普化眾生之本懷。後更自任江蘇監獄感化會名譽會長。這種名譽是大師為利益苦難眾生樂意所得。基於此回，陶在東與會稽道尹黃涵之，將大師之道行事跡呈報政府，得以題賜悟徹圓明之匾額一方，資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僧俗人等，深為欣羨。師則置若罔聞。人虛空樓閣，自無盛德，慚愧不己，榮從何來？其後，數年間常往來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為眾開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見聞者如潮，法緣盛極一時。

民國十九年(1931)二月師住蘇州，於報國寺掩關，課餘則修訂四大名山山志。掩關期間，靈岩山妙真和尚叩關請示，將靈岩山寺立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師即為之定下有關規約章程。前後三、四年來，大師傾心指導，以使靈岩淨土道場成就模樣。在大師之威德感召下，經以妙真和尚為首的靈岩諸師的努力結果，遂使靈岩道風日益振興，而後更發展成為僅次於紅螺山資福寺的淨土宗著名專修道場。民國十六年冬（1938），師七十七歲，因時勢所逼，順應妙真和尚之請，移錫靈岩山寺安居。由於大師年事己高，上山方滿三年，卻台世歸西而去。

大師之示寂，於諸多跡象中證知其預知時至，民國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時，於言談書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時日無多，召集大眾會談，任妙真為住持，並促令其擇日升座。且開示說：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時半，由床上起坐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自言：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祥西逝。師生於清鹹豐十二年（1861，寂於民國二十九年（1941），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後一百日舉火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奉靈骨塔於本山石鼓之東南，復於民國三十六年（948）九月十九日將師之舍利奉請入塔，後又興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師一生，一以淨土為歸，自行化他，信願念佛。言傳身教，為淨業學者之榜樣，弘傳淨土，作世間之慈航。後人尊之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盛名永彪淨土宗之史冊。